任賢思想

周公認為，任人是否得當關系到國家命運，因此，任用的人必須具備“嗣前人，恭明德”的品質：勇挑重任，目光遠大，敢做一番大事業。這就是周公任賢思想的出發點。他指出：湯所以能夠建立商朝的統治，是因為有伊尹的輔佐，其後的商王，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由于有這些良臣的輔助，商朝才得以“多曆年所”；周族的盛起和克商，與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宮括諸人的文韬武略密不可分。因此，他極為重視人才的選拔。而“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則是周公求賢若渴的形象寫照。

周公并将賢人的标準概括為三點：“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即從實際的政務、理民、執法三方面來考察所用之人。周公堅決反對以貌取人，他說：“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周公認為，憑外貌選拔出的肯定不是名副其實的賢人，所以規定：“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強調治理國家，千萬不可任用 奸佞貪利的小人，應當任用賢能善良的人。

據《逸周書·官人》篇，當成王問及周公“惟民務官”而如何方能“論用有征”時，周公提出“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隐”“揆德”的“六征”觀人法；在詳論官人的“六征”時，周公曾明确提出“廉”的概念。如在論“觀誠”時說“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又說“省其交友，觀其任廉”，還說“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在論“觀隐”時說：“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隐其情飾其僞，以攻其名”，“有隐于廉勇者”，即“（注：原文缺）言以為廉，矯厲以為勇；内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在論“揆德”時指出，“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強立而無私，日有經者也”。在論“觀色”時提出“誠潔必有難污之色”，實際上也與“廉”的概念有關。周公這些論述雖不盡科學，但在鑒别、考察人才以期知人善任上具有創始的意義，對後世也産生了長遠的影響。

由于周公推行了任人唯賢的用人方針，周初，大批人才湧現，為鞏固周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任人唯賢的做法也給後世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勤政思想

周公認為，治國的關鍵在于最高統治者要身體力行、勤于政事。周公在《周書·無逸》中作了個生動的比喻：“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穑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相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艱難，乃逸，乃 諺， 既誕。”周公意在勸誡統治者不要貪圖安逸，要了解勞動者的疾苦。他指出做到這一點是相當不容易的，就連勞動者的子女也常常不知道父母耕作的辛苦，何況高高在上、深居簡出的君主！

周公認為要想真正理解“稼穑之艱難”，就必須深入生活，體察民情，體恤民隐。因為曆史上凡是能夠“爰知小人之依”的明君，無不享國日久，成功地統治着自己的國家；而那些“生則逸，不知稼穑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的昏暴之君，全被曆史無情地淘汰。周公敏銳地看到國家内部兩個對立的階級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假若統治者要牢固地保持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讓被統治者能夠活下去；而要使他們活下去，就要盡力接觸民衆，了解他們的疾苦，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這就是“勤政”。從另一方面講，統治者也要适當地限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這也是勤政。周公的廉政思想以保民、任賢、勤政幾個方面最為豐富，對中國廉政思想的發展無疑具有巨大的啟發和導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