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起源甚古，距今約一萬八千年前的山頂洞人，在死者身旁撒紅色鐵礦粉粒，反映了我國原始人群的禁忌行為。

到了殷代，甲骨蔔辭中常常有為了征伐、狩獵、祭祀而占蔔的記載，其中所說做某事不吉就是禁忌的一種。

《周易》裡也有關于禁忌方面的記載，其中小畜上九爻辭就說：“月幾望，君子征兇。”

《禮記·禮義》中說：“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這就是說，忌日是親屬的死日，這天不做其他事，不是因為以死為不祥而回避。

所以禁忌并不一定就是否定其事，而隻是規定忌日不做超越規定的事。

道教禁忌繼承和發展了漢代以前有關禁忌的内容，并把它貫穿于道教信仰者的日常生活中。

道徒的行住坐卧、飲食起居以及各種儀式都有禁忌，諸如暮莫遠行，卧莫燃燭，勿居崇奉六天及事山川魔神者之室，供水忌汲井泉，須于夜半子時取河水，或特忌斬衰孝子、新婚婦人、月信未斷及疥瘡廢疾者升齋堂庭壇。

但就其涉及的問題，大緻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原始的自然崇拜

道教禁止北向便溺、北向理發、北向唾罵、北向解脫衣裳，或仰視三光，怒視日月星辰。

道教有《五鬥經》，特别重視北鬥，認為北鬥“為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滅度厄之力。”說明道教禁止北向做污穢事是出于對北鬥的崇奉。

其實，在我國，崇拜日月星辰之神起源很古老，殷墟蔔辭就是“賓日”、“出日”、“人日”等的記錄，這可能源于殷人對日神有朝夕迎送的禮拜儀式。

成書于春秋或戰國時期的《尚書·舜典》有：“肆類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記載，所謂類、望是指對不同神靈的不同祭法。

“六宗”是被祭的對象，包括“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泰山）。

二、原始的動物或圖騰崇拜

道教禁止食父母本命獸肉與自身本命獸肉，認為牛有功，犬有義，雁有序，鯉鳝朝北鬥，故不得食用。

《上清黃庭内景經》梁丘子注釋叙說：“忌食六畜及魚臊肉，忌五辛。”所謂六畜，即牛、馬、豬、羊、雞、犬。魚臊即生臊。

五辛，即生蔥、蒜、薤、韭、葫、荽。但是，道教禁葷辛的限制并不是十分嚴格，這反映出禁食父母本命獸肉，是原始圖騰崇拜與祖先崇拜思想的融合。

道教飲酒食肉有一個發展過程，早期道教提倡禁酒，但認為飛禽走獸“能立治病”，“飛鳥走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廣弘明集》卷十二也說張陵時“殺牛祭祀二十四所”。可見早期道教并不禁食葷辛。南朝劉宋陸修靜的《道門科略》才有三會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不得飲酒食肉”的規定。

道教禁忌與藥物學、養生學有關。《雲笈七簽》、《雜戒忌禳災祈善》和《禁忌篇》認為：“性調乎食，命延乎藥”，提倡養性為主，輔以藥物、飲食。在他們看來，人年四十以下，陽氣尚盛，不宜全食補食，與中醫對不同年齡的人用藥不同的觀點一緻。

同時還提出一些治病防病措施，諸如“沖熱汗出，不宜洗身”；“冬夏不宜枕冷物鐵石”；“久忍小便脈冷兼成冷痹”；“凡新哭泣訖便食即成氣病”；“凡欲見死屍，皆須先飲酒及咬蒜辟毒氣”；“凡大汗勿脫衣，不慎，多患偏風半身不遂”；“長生之要，其在房中”，即要注意節制性欲，反對遠行歸還、大疲勞及醉酒、生病行房事，以上這些規定都有合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禁忌反映了道教學者重視量變，力求不破壞身體各部分運動平衡的思想。

《雲笈七簽·禁忌篇》主張“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疲，卧不至極”，“不欲極饑而食，不欲極渴而飲，食不過多”，“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五味不欲偏多”，做到“不欲甚勞，不欲甚逸”，反對久視、久卧、久立、久行、久坐。在一般正常情況下，這當然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總的看來，道教禁忌嚴防“病由口入”，一方面十分注意公區衛生，規定：洗菜要三次易水；汲水要先洗手，并視水中有蟲無蟲，而且水須過濾方用；做飯時爪甲不準帶垢；掃地當先灑水，不得揚塵，不得聚灰土于門扇後。

另一方面又忌食大量食物，例如，舊曆正月禁食生蔥；二月三月禁辛，勿食蒜子、蓼子、肝、肺，宜食麻子、巨勝子、李子；四月勿食大蒜；五月禁鹹味，勿食薤、心、腎；六月禁酸，勿食茱萸；十月勿食椒；十一、二月勿食鮮鱗甲之物。四季勿食脾、肝、羊血。

早期道教沒有對吃飯時辰做過規定，但全真道卻規定“過午不食，菜禁兼味”。這說明道教在進餐時間上由于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對道教徒有所約束，當然還有純屬于宗教神學方面的一些禁忌。

諸如夜卧留燈令魂六神不安，舉足向火對竈則召禍；豎膝坐而交臂膝上，頭發覆面，皆不祥；夜作惡夢，早起含水向東異之即無咎；衣服有光振動三次，并說殃去殃去則無害；龜蛇靈異不可殺·····等等。

同時，由于道教禁忌與藥物學有關，有的禁忌之法後來還變成了民間風俗流傳下來，如端午喝雄黃酒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