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開創的私學突破了西周官學一統天下，使學校教育從宮廷、官府移到民間，教學對象從貴族擴大到平民，教學内容從“六藝”轉變為以文化典籍為主，教學人員從官員轉移到文士。

私學的教育目标是培養“從政”、“治賦”、“使于四方”的治國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會招收各階層子弟，為漢初布衣卿相局面的形成準備了必要條件，影響遠遠超出了學校教育的範圍。

孔子郵票

繼起的戰國諸子也都是從事私學教育的楷模。他們以私人身份随處講學，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教師，教學内容與社會現實生活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各家私學相互争論，又互相補充，擴大了教育範圍，促進了百家争鳴與學術發展，同時又培育了大批時代急需的人才。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興起與發展，還促進了教育思想與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不僅諸子百家的著述中保存了大量的教育資料，還出現了像《大學》、《中庸》、《學記》、《勸學》、《弟子職》等教育專著。這些著作闡述了教育的作用、學制體系、道德教育體系、教學原則與方法、教師的地位等觀點，成為該時期學校教育經驗與教育思想的總結，也奠定了傳統教育制度的理論基礎。

從此以後，傳統中國出現了兩種學校教育制度：官學與私學。秦漢以下，私人講學之風延綿不絕，而官學卻時興時廢，或有名無實，從而使私學擔負起傳承文化、培育人才的重任，為古代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戰國時期百家衆流的局面，到漢代漸趨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足而立，不過，漢初儒家實居道、法兩家之後。至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儒學才得以獨盛。然而，漢儒畢竟與先秦儒有區别可言。

先秦儒的貢獻多在理想方面。其時列強紛争，天下未定，百家競起，各欲揭其主張以為一世之導向。先秦儒為自身争存，亦相務于樹新義，肆博辯。故其貢獻多在此。

漢代南北一統，天下局面大變。其時的當務之急是求實際之治平。漢初君臣本身初無學術修養，然來自民間低層，故深知百姓疾苦，極欲與民休息，道家清靜無為之說遂乘時興起。

然無為而治，事不可久，故漢初政治實乃一依秦制，承續法治之軌轍。及至董仲舒向武帝獻策，力言複古更化。複古乃複周之古，更化則更秦之化。周代綿曆八百年，秦朝二世而亡。漢儒吸取前朝曆史教訓，側重于以史為鑒，力言治道。欲效法周朝，必上本之于六藝經典。當時謂六經起自周公、成于孔子之手。尊孔必尊周治。尊周治則必尊周公，尊六藝。故漢武帝興太學，立五經博士，專以六藝設教。

漢儒尊經尤重于尊儒。在漢儒心目中，《論語》與《孝經》并列為小學教本。《漢書·藝文志》分群書為七略，首六藝略，次諸子略，儒家者言居諸子略之首。《論語》《孝經》則同附六藝略之後。此乃漢儒的學術分野。《史記》《漢書》儒林傳所列諸儒，皆起漢初，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均不在其列。

《史記》《漢書》所列諸儒，乃一代之新儒，以傳經言治為業，與戰國諸儒以明道作人為倡，有明顯的差别。換言之，先秦儒在漢儒看來，不過屬百家言而已，而漢儒傳經，乃所謂王官之學。先秦儒興起于民間，而漢儒則主張于朝廷。（參見錢穆《朱子學提綱》）

三國兩晉時期，天下分崩離析，莊老道家更叠興起。然老子言：“不學無憂”，莊子則不聚徒講學，故道家之弊在輕學，乃不尊師。又值佛教東來，其先尚是道家言在上，佛家言居下。南北朝以來兩家地位互易，佛家轉踞道家之上。儒家經學雖尚不絕如縷，但在儒、道、佛三足鼎峙中為最弱一足。

有唐一代儒學最為衰微。其時社會充斥佛教徒與詩人。前者不免帶有出世性，後者則終不免浪漫性。于是，盛極一時的大唐氣象終不免趨于沒落。

唐代人之進身仕途，經學亦遠不如文學地位之高。唐代人無不能吟詩，但絕少能通經。唐代詩人可分儒、道、佛三派，若謂杜甫是儒家，則李白乃道家，王維是佛家。依此分類，唐代詩人中惟儒家人數最少。故就唐代而言，可謂無醇儒，亦無大儒。

唐代儒家首推韓愈，其在提倡古文時，強調發揚儒道，排斥佛、老，旨在恢複古代的儒學道統。然用力雖大，收效甚微。政治上提攜韓愈的乃是賢相裴度，但裴亦信佛。與韓共同提倡古文的柳宗元也信佛。追随韓愈投身古文運動的李翺，作《複性書》三篇，重新闡述儒家義理，然其文亦浸染于佛學。韓李身後，古文運動逐漸衰落，與其互為表裡的儒學複興更不可論。

韓愈《馬說》

五代為中國曆史之黑暗時期。其時真可謂天地閉、賢人隐，遠不能與三國兩晉相比。那時雖亂，卻有人在。有了人才，縱是亂，總還有希望可言。世道亂到沒有了人才，便沒有希望了！

宋前承五代亂局，雖稱天下一統，但開國氣象不能和漢唐相比。言外患，北有遼，西有夏。言内憂，則積貧積弱，兵制财制皆待改革。宋代開國六、七十年，儒運方起。漢唐諸儒，多懷升平世之心境，而宋儒似乎擺脫不了撥亂世的心态，不像漢唐儒那樣安和。而其學術門徑，則轉為開闊，能向多方面發展，不如漢唐儒之單純。

宋儒多能議政，又能從大處着眼。其中範仲淹、王安石為最著者。範于慶曆三年（1043年）上疏條陳十事，建議改革吏治、裁汰冗濫、選賢任能，并論減徭役、厚農桑、修武備等事。這些建議大多被仁宗采納，陸續施行，史稱慶曆新政。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甯三年（1070年）開始大力推行改革，史稱熙甯新政。在漢唐諸儒中，惟有賈誼之陳政事疏以及董仲舒之天人對策，可與範仲淹、王安石差堪媲美。

宋代其他諸儒，大體言之，也多能議論朝政，能從大處着眼闡申儒家義理。

北宋儒學大體可分三部分，一為經學，二為史學，三為文學。

宋儒的經學，與漢儒亦有不同之處。漢儒治經多尚專經講習，重在書本文字。所謂通經緻用，僅因于政事，而牽引經義。宋儒經學多能于每一經之大義上發揮。經義即用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經義，較之漢儒通經緻用，意義更确切，氣魄更宏大。

北宋諸儒治經，如胡瑗之于《易》《洪範》，孫複之于《春秋》，李觏之于《周官》，皆元氣磅礴，務大體，發新義，不囿于訓诂章句。其他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轼等，皆研窮經術，尚兼通，且喜辟新徑，創新解，立新義，與漢儒治經大相徑庭。就此而言，北宋諸儒近似于先秦儒。

宋儒擅長于史學，如歐陽修以私人之力獨撰兩部斷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此前己有了薛居正的《五代史》所寫的《五代史》和劉昫所寫的《唐書》。歐史一出，分别變成了兩部：薛著稱《舊五代史》，歐著曰《新五代史》；劉著稱《舊唐書》，歐著叫《新唐書》。

又如宋代另一部史學名著《資治通鑒》，全書二百九十四卷，是宋儒司馬光奉诏編寫的一部最成功最像樣的編年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曆史。此書直到清代乃至今日，仍是學曆史的人必讀的一部書。清代已有不少人下功夫，然至今還拿不出一部上接這部書的續通鑒來。

其他宋儒，如著有《古史》的蘇轍，專治漢史的劉攽，精于魏晉以後史事的劉恕，著有《唐鑒》的範祖禹，皆堪稱史學大家。一般而論，

宋儒史學顯較漢唐儒為盛。宋儒的史學著述“好創立議論，不專于纂輯叙述考訂而止。于著史考史外，特長論史，此亦宋代學術一新風氣之特征。”（錢穆《朱子學提綱》）

宋儒前承唐代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自歐陽修以下，古文大行其道。王安石、蘇轼、曾鞏尤為一代巨匠。宋詩風格亦與唐詩相異。

唐韓愈始提倡孟子，到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廟。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稱，與漢唐儒周公孔子并稱，大異其趣。此乃中國儒學傳統之絕大轉變，此風雖始于韓愈，實成于宋儒。

北宋諸儒，如蘇洵及其子轼，父子為文，皆法孟子，兼參之《戰國策》，有縱橫家氣息。轼尤喜莊子，其弟轍則喜老子，視野開闊，興趣橫溢。若謂漢儒為經學之儒，則宋儒可謂子學之儒。宋儒不僅疑“子”，而且疑“經”。如歐陽修之疑《十翼》，劉恕、蘇轼之疑《周禮》。

漢、唐儒之學，主要在經學，亦可謂其時儒學即經學。宋儒之學不專在經，文史百家之業與經學并盛，故可謂宋儒之學業已成為一種新儒學，經學僅占其一部分。漢唐儒經學之成就，主要在章句注疏，而宋儒經學重在創新義，發新論，亦可謂一種新經學。

“六經”起源甚早，有古代之《六經》，如夏有《易》名《連山》，商《易》名《歸藏》，皆已失傳，僅存《周易》，是為《易經》之前身；又如唐、虞、夏、商均有《尚書》，而古代史書複有三墳、五典，是為《書經》、《春秋經》之始。

除此之外，尚有西周之《六經》。周朝仿古代聖王之制，由史官記言、記事，故《易經》掌于太蔔，《書經》、《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詩經》掌于太師，《禮經》掌于宗伯，《樂經》掌于大司樂。

“有官始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而《禮》、《樂》、《詩》、《書》複備學校教民之用。”（劉師培《經學教科書》）

東周之時治《六經》者，非僅孔子一家。孔子六經之學，大抵得之史官。如《周易》《春秋》得之于魯太史，《詩》得之于孔子遠祖正考父。“複問禮老聃，問樂苌弘，觀百二國寶書于周史，故以《六經》奸七十二君。及所如辄阻，乃退居魯國作《十翼》，以贊《周易》。叙列《尚書》，定為百篇。删殷、周之《詩》，定為三百一十篇。複返魯正樂，播以弦歌，使《雅》、《頌》各得其所。又觀三代損益之禮，從周禮而黜夏、殷。及西狩獲麟，乃編列魯國十二公之行事作為《春秋》。而周室未修之《六經》，易為孔門編訂之《六經》。”

綜上所述，史上有三種六經，一為古代之《六經》，一為西周之《六經》，一為孔子手定之《六經》。後一種《六經》實為孔門授教之課本或講義。孔門授《六經》，以《詩》、《書》、《禮》、《樂》為尋常學科，以《易》、《春秋》為特别學科，故性與天道，弟子多不得而聞。據漢儒眭弘說，性即《易經》，天道即《春秋》。

“四書”之說最初來自宋儒。說到宋儒，後人極易聯想到理學，并稱其為新儒學。其實，理學家在宋儒中屬後起之秀。理學興起之前，已湧現了一大批宋儒，大多可稱新儒。從這個意義上說，理學興起之前的宋儒，已與漢儒有所不同。（參見錢穆《朱子學提綱》）

在宋代理學家的心目中，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學即是經學，而四書的地位，較其他諸經更重要。首先提出四書并賦以崇高地位的是北宋理學家程颢、程頤兄弟，史稱“二程”。

《論語》列四書之首。此書記載孔子言行，乃儒家最有價值的名著。問世二千多年來，深入世人推崇。

宋相趙“普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緻太平。”（《宋史·趙普傳》）

這部書何以名《論語》？《漢書·藝文志》謂《論語》為論纂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之語也。論者，讨論也。語者，聖人之遺言也。該書系經編者讨論後編定之聖人遺言，故名《論語》。

論語

全書凡二十篇。前十篇，從《學而》至《鄉黨》，是第一次編纂而成的。“文理精純，章節簡短，文字簡約”。所記大部分為孔子本人的言論，對孔子稱“子”。後十篇，自《先進》到《堯曰》，系第二次續編而成。義理較駁雜，不少篇章與史實相違，章節、文字“長而多”。前十篇約成書于子思，後十篇約成書于子思弟子。

《論語》共計五百零八章，其中關于人格修養與社會倫理的論述約占全書一半。讀《論語》似見孔子其人，亦見其為人；舍《論語》則孔子人格特質無從領略。《論語》的價值就是孔子偉大人格之價值，也是孔子思想行為對後世影響的價值。

《論語》是五經之關鍵。欲通五經之精義，必先明白聖人的微言大義；欲明白聖人的微言大義，必先讀《論語》。孔門最重《詩》《禮》之教。“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言《詩經》者有十多章。“不學《禮》無以立。”言《禮經》者多達四十幾章。

又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語涉《書經》之精義。“然有恒，無大過，思不出其位”乃《易經》之精義。

《孟子》在“四書”中的地位僅次于《論語》。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朱熹将《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并列，彙為“四子書”，簡稱“四書”。宋代以前，《孟子》地位非甚顯要，宋代之後備受重視。

全書凡七篇，即《梁惠王》、《公孫醜》、《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分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

《大學》、《中庸》均為《禮記》之一篇。今本《禮記》九萬餘字，分四十九篇。而《禮記》系“三禮”之一。《周禮》記載國家制度，屬于禮之數，即具體事項；《儀禮》記載世俗儀文，亦屬禮之數。而《禮記》記載抽象道理，屬于禮之義。為孔門弟子及其後學者論述禮的文字記錄，經後人纂輯成書。戴德輯八十五篇，為《大戴禮記》，今存三十九篇。戴聖輯四十九篇，叫《小戴禮記》，即今通行之《禮記》。

《周禮》、《儀禮》為經文，《禮記》為傳文。但經文與傳文并無綱目之分，傳文的價值遠在經文之上。具體的制度、儀文随着時空條件的改變而改變，而抽象的道理往往垂諸百代而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

孔門本以禮為人格教育之手段，到荀子更是以禮為唯一手段，由“禮”可知儒學之盛衰。

“禮”又是“法”的前身，故“法”起而“禮”廢。“禮”與“法”都有維護社會秩序之功能，但“禮”行之未然之先，“法”則施之既然之後。前者積極，後者消極。

《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唐代之前并未引起人們的特别關注。唐韓愈等引用《大學》，方才為人注目。宋代二程兄弟對《大學》極為重枧，稱之為“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經朱熹重新編排的《大學》分為“經”一章和“傳”十章。“經”是孔子的話，由曾子記錄；“傳”是曾子解釋“經”的話，由曾子門人記錄。

“經”一章為全書之總論，以“明明德”、“新民”、“止于善”三者為綱，以“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為目。

三者為儒學教育的宗旨與目标，八條則是實現目标的步驟與手段。隻有按照這樣的步驟與手段去做，才能達到“賢人”、“聖人”的境界，實現“至善”的目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發揚人先天固有的德性；“新民”即革其舊、做新民的意思；“止于至善”就是力求達到最完善的境界。這三者乃《大學》三綱領。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

“修身”是人格教育的基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為“修身”的目的。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就是說，從天子到平民，無一例外都要把修養自身道德品格作為做人的根本。

傳文十章，前四章（釋“明明德”、釋“新民”、釋“止于至善”、釋“本末”）“統率綱領旨趣”，後六章（釋“格物緻知”、釋“誠意”、釋“正心修身”、釋“修身齊家”、釋“齊家治國”、釋“治國平天下”）“細論條目工夫”。就是說，前四章論述總綱之宗旨，後六章讨論細目與着力之所在。

對初學者來說，第五章闡述的“至善”要領，以及第六章所述“修身誠意”之根本，“尤為當務之急”，切莫以為淺近而忽視之。

《中庸》原為《禮記》第三十一篇。該篇為孔門傳授的心法，即儒家學說的核心。全書凡三十三章。第一章是此書的綱要。以下十章乃子思引述孔子的話，以講清這一章的含意。朱熹認為，子思述孔子所傳之意創作《中庸》：首先說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道”之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其次說明“存養深察”之要；最後說到“聖神功化”之極。

子思，系孔子之孫，相傳受業于曾子。《中庸》原是孔門傳授心得的方法，子思恐怕年代久了傳授會有差錯，“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該書開始隻講一個道理，中間擴散為各種事體，最終又歸結為一個道理。這個道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都是實實在在的學問。善于學習的人若反複領會探求，必然有所獲益，一輩子也受用不完！

《中庸》一開篇引用程頤的話：“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開宗明義，也可謂解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所賦予的叫“性”，遵循人性的叫“道”，使人遵循人道的叫“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片刻不可離身，可片刻離身的就不是“道”了。“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賭，恐懼乎其不聞。莫見乎隐，莫顯乎微，故君子慎獨也。”君子對于做人的道理，即使沒有人看見也要遵奉恪守，即使暗得看不見也要去發現它，即使物事細微到看不清也要努力表現它。所以，君子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處的時候，尤其要小心謹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怒、哀、樂，都是“情”，其未發，則為“性”。每個人都有喜怒哀樂，但其發難免過或不及。隻有未發之時，才能無過或無不及，這就叫“中”；喜怒哀樂都發了出來，還能無過或無不及，即“中節”。發而皆中節，就叫“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思是說，“中”是天下萬事萬物之本源，“和”乃天下皆可通行的道路。達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就其位而運行不息，萬物就各得其所而生長繁衍了。

第三十三章為《中庸》最後一章，“子思因前章極緻之言，反求其本”。“本”即《詩經》。這一章分七段，每段都引證《詩經》一句詩，據以論證君子之道及其與小人之道的區别。

（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二）“君子内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三）“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钺。”

（五）“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六）“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用疾聲厲色來教化人隻抓住支枝末節。

（七）用德來教化人輕易如舉鴻毛。“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生育萬物，其道無聲無味，這才是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最推崇的治國之道。

總之，四書乃孔門自著之書，實與“六經本先王之舊典”有别。但在宋代理學家的心目中，四書學就是經學。

北宋理學家與其他宋儒學術不同。後者學術三途，一為政事治道，一為經史博古，一為文章子集，皆在外，皆可外向求之。而前者當時自稱其學為道學，又稱理學，亦可稱性道之學或性理之學，也可稱心性義理之學。“而心性義理之學，則一本之于内，惟當向内求，不當向外求。”（錢穆《朱子學提綱》）

北宋諸儒乃外于釋老而求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理學諸儒則在針對釋老而求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

南宋朱熹集理學之大成，“绾經學與理學而一之。使經學益臻于邃密，理學益臻于深沉。”（同上）朱熹學術生涯于四書用功最勤最密。四書結集于二程與朱熹。自朱熹創四書學以來，四書成為中國文人學士之必讀書，其地位實已超越五經之上。讀四書，則必讀朱熹《論語》《孟子》集注與《大學》《中庸》章句。自元代開始，直到清末科舉制廢止，六百年間四書和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始終為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主要内容和評卷标準。朱熹四書學對後世的影響由此可以想見。

傳統教育制度的廢墟之上，仍矗立着兩座豐碑，一座屬該制度的奠基人孔丘，另一座當歸朱熹。中國曆史上還找不到第三人堪與孔朱二子比肩并立。

孔子一生大部分時間用在傳授文化知識，從政生涯較為短促。孔子首創私人講學，廣泛招收學生，培養從政人才，成為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的第一位教育家。

與孔子相似，朱子生前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較高的權位，但在民間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卻影響廣泛而深遠。

朱熹

朱子不僅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而且集孔子以來學術思想之大成。

朱子“會諸途而并進，同異趣于一歸”，使孔子以下之儒學重獲新生機，從而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參見錢穆《朱子學提綱》）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朱子生于1130年，二子相差1680歲，卻不乏相似之處。

孔朱二子生前均不顯達，死後其學說和著述始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推崇，被尊為聖賢。

孔朱二子皆以主要精力與心血投注教育事業，其教育思想對傳統教育制度産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孔朱二子都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大教育家。對自已，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對學生，亦師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