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傳》人物塑造有什麼特點？
（1）人物核心的建立
《水浒傳》不同于以往古典小說以叙事為主要手段的傳統結構，而改為以記人為主，即從情節小說轉變為性格小說。之所以這樣說是有一定依據的。《水浒傳》的主人公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群體——梁山好漢。特别是在前七十回當中，梁山好漢的故事不是圍繞一個人展開的，而是圍繞不同的人展開的，各部分又是相互獨立的，甚至可以單獨拿出來作為一部小說。《水浒傳》可以看成是部分主人公的人物傳記。就像金聖歎說的那樣：“《水浒傳》一個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
《水浒傳》在的這種“紀傳體”的寫法，開白話長篇小說人物塑造藝術之先河。這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長篇章回體小說，為後世小說的創作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們可以把《水浒傳》的前七十回看成是部分主人公的人物傳記，這些人物傳記分為三類，即單傳、合傳和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以一個主人公為中心，如“武松傳”、“林沖傳”、“宋江傳”等。合傳是記二人或二人以上的，由于幾個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之間的故事有密切聯系，所以放在一起寫。如“盧俊義燕青傳”、“楊雄石秀傳”等。類傳則是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内，即把職業和身份相同或相似的同一類型人物放在一起寫，如“阮氏三雄傳”、“孫立孫新傳”等，筆者認為全書重點塑造的正面人物可歸為一類，這一類人物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即“梁山好漢”。因此全書又可看做是梁山一百單八将的一部類傳。
《水浒傳》以人物傳記形式展開故事情節的藝術結構，體現了作者把描寫焦點放在人物塑造上的自覺意識，在叙事結構中建立起人物核心，基本上完成了描寫重心從“叙事”到“記人”的模式轉換。
（2）人物類型的形成
“類轉”中的人物形象實際上基本形成了類型化典型形象，周來祥先生認為，人物形象的類型化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在塑造類型化典型形象的時候，《水浒傳》主要采用了兩種表現方式：以類相聚和同類重現。
所謂以類相聚，是指把性格、職業、生活背景等方面較為相似的人物放在一起進行塑造。如在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中出場的解珍、解寶這兩個人物就是放在一起來寫的。書中對兩人的出場描寫是：
“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叉，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裡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個綽号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号叫做雙尾蠍。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那個兄弟解寶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的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騰天倒地，拔樹搖山。”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解氏兄弟具備多處共同特征，兩人出身都是獵戶，使用相同的兵器，武藝都很高超，父母雙亡，都不曾結婚，都是七尺以上身材。兩人的相似之處極多，在書中的一切行為都是共進退的。如一起射中老虎，一起被人冤枉下獄，一起越獄逃跑，一起上梁山，甚至在後來征方臘的過程中，一起摔下懸崖喪生。解珍解寶是《水浒傳》中武藝高強，忠義雙全，勇于自我犧牲的一類英雄的典型形象。
如果說解珍解寶之所以放在一起來寫，和他們兩人是親兄弟有關的話，那麼杜遷、宋萬和朱貴的“類傳”則更明顯的體現了“以類相聚”的表現手法。杜遷、宋萬和朱貴在第十一回中同時出場，他們三個可以說是梁山泊的“三朝元老”，曆經王倫時代、晁蓋時代和宋江時代。是梁山基業的開創者。在林沖上山之時，面對王倫對林沖的猜忌和嫉妒，杜遷等三人表現出的性格特點是是非分明，富有正義感，以大局為重。而後林沖火并，晁蓋成為山寨之主，這三人又主動讓賢，體現的是忠厚老實，心胸寬廣的性格特點。他們三人是梁山好漢中能力雖無過人之處，但為人豁達，有集體觀念的一類英雄形象的代表。因此被歸為一類，集中進行形象塑造。
所謂同類重現，則是類型化典型形象在行文中重複出現。正像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的那樣：“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大名府劫法場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沂水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真正其才如海。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不怕，定要寫出兩篇。”其實有些題目并不僅僅是重複了一遍，如“淫婦”類人物形象，除了潘金蓮和潘巧雲，還有閻婆惜，還有盧俊義之妻賈氏，他們都是年輕貌美的有婦之夫，都背叛自己的丈夫與外人私通，結果都是被人殺死。殺虎英雄除了武松和李逵，還有解珍解寶，無論是“淫婦”還是“殺虎英雄”都屬于類型化典型形象，這些典型形象在全書中反複出現，更加深刻地給讀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難以磨滅的印象。這種同類重現的現象在《水浒傳》中并不少見，可見這是作者在塑造類型化典型人物時常用的一種表現方式。
《水浒傳》的作者通過以類相聚和同類重現兩種藝術手法，完成了作品人物類型的形成，塑造出了一大批不朽的類型化典型形象。
總而言之，《水浒傳》打破了傳統古典小說以叙事為主的結構，實現了由“叙事”向“記人”的模式上的根本轉換，是中國古典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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