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袁輝翔、王燕/文

中國江西網訊 你知道嗎？古時贛江是承擔全國漕糧運輸的大動脈，“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你了解嗎？以鄱陽湖為中心星羅棋布的航運網，造就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讓景德鎮瓷器名揚海外；你清楚嗎？得天獨厚的水運優勢，成就了古代實力強大的商幫——“江右商幫”，甚至鄭和七下西洋的部分海船，5次是由江西來承造……《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的印發，引發了江西人對水運的關注，為何江西水路被稱為贛鄱千年黃金水道？它給江西的經濟文化發展帶來過什麼？本報帶你夢回千年前，還原黃金水道曾經的輝煌。

“江南糧倉”天下聞名

“江西先民很早就利用天然江湖從事水運活動。”省港航管理局編史辦、《江西内河航運史》編寫人員張兆平說，春秋戰國時期，江西河流廣泛開發利用，沿江水運條件好的地區成為物資集散地，新幹縣界埠戰國糧倉遺址長61.5米、寬11米，距贛江1.5公裡，可推知水運規模不小。三國時，浔陽（九江）、豫章（南昌）成為東吳的重要商埠，江西的水運路線遠達長江各港口，贛江與湘江、漢水及三吳運河同為長江流域漕糧的主要運輸通道。到兩晉南北朝時，中原人口大量南遷，經濟中心南移，江西所産木材和稻米均取道贛江轉長江東下建康（南京）、廣陵（揚州）長江下遊廣大地區。

江西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許懷林也指出，富饒的物産運輸促進了江西航運的發展。宋代至明清，運送的貢米、朝糧幾乎都是江西産。因承擔大量漕糧運輸，京城以外的大官倉有三分之二設在江西境内，南宋時期，江西提供的朝糧達到了三分之一，由此江西赢得了“江南糧倉”的美譽。

“江右商幫”依水而興

隋唐之際，在中國南北交通方面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隋開鑿南北大運河，二是唐開鑿大庾嶺路，這兩件事為江西航路的開拓奠定了基礎，也成為江右商幫稱雄中華工商業數百年的前提條件。

據史料記載，江右商幫最早興于北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商幫中最早成形的商幫。今天來看江右商幫的發展軌迹，可以明顯看到商幫的興衰與水運緊密相連。

“南北大運河和大庾嶺路的開通，形成北起京都南達廣州的南北交通大動脈，江右商幫由此踏上海上絲綢之路。”張兆平說。

到明清時期，江西水運進入鼎盛時期，全國3000公裡黃金水道，1/3以上在江西。水運的繁榮造就了江右商幫的輝煌，由于地産豐富，盛産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等，江西繳納稅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曆年代居全國第一。

江西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沈從文曾生動地描繪過江右商幫，在雲南普洱的茶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幾座商幫會館，靜默地訴說着當年江右商幫的輝煌。

江右商幫的興起，進一步助景瓷遠銷海内外。據史料記載，從8世紀末開始，中國陶瓷就開始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向外輸出，但由于景德鎮距“陸上絲綢之路”距離較遠，且瓷器易碎，所以“陸上絲綢之路”運輸景瓷的數量并不是很多。到了宋元時期，瓷器貿易通道轉為以海上運輸為主，瓷器占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商品一半以上，海上絲綢之路也因此稱為海上陶瓷之路。

“江西地處内陸，當時江右商幫主要通過鄱陽湖、贛江、撫河等水系的六條線路将景德鎮瓷器運到沿海港口，再走廣東、福建、浙江出海。”省港航管理局編史辦工作人員說，這些承載着景瓷和海上絲綢之路輝煌的水路，堪稱一條條千年黃金水道。在去年省商務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許多專家學者經過調研分析和查閱史料确認，景德鎮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

5次為鄭和下西洋造海船

據《江西内河航運史》記載，北宋天禧末年，全國造漕船2916艘，江西虔、吉二州即占1130艘，居全國第一。當時，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都是“宋朝制造”，宋代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日本、朝鮮、印度、東南亞及西亞、東非等地區。造船業的發達也大大地促進了江西的水上運輸業及經濟的快速發展。

到了明代，江西的造船業更加發達，能夠建造技術要求很高、載重量很大的海船，這時發生了一件航運史上的大事——鄭和下西洋。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最多、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一次多達240多艘船隻。其中主要船型叫寶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挂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起航，一艘船可容納千人。

“我們在編史中發現，鄭和下西洋的船隻，有一部分為江西承造。”省港航管理局編史辦工作人員說，在明永樂元年至十一年（1403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就曾5次命江西建造海船助鄭和出海。

千年黃金水道期待再起航

近代以來，交通格局發生巨變。随着京漢、粵漢、津浦等鐵路的修通，特别是“五口通商”的發生，水運變陸運、河運變海運，南北交通改走兩湖、冀豫及蘇皖山東，江西的水運優勢沉到谷底，黃金水道黯然失色。

至此，江西不僅落後于沿海，也落後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線上的湖廣、蘇皖等地。因為當時海外的新思潮、新事物，總是通過沿海抵達中國、通過海陸傳播抵達中原、再由中原反饋至江西，這使得江西在思想方面落後而邊緣化，依水而興的江右商幫也漸漸失去了曾經的商業領地，錯失發展良機。

“當江右商幫把生意做到全國各地乃至東南亞時，以‘萬壽宮’命名的各地江西會館應運而生，萬壽宮成為江右商幫的标志和廣告。”江西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許懷林說，往事已矣，如今随着《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印發，沉寂已久的贛鄱千年黃金水道迎來發展新契機，相信借水道複興之勢，可拂去掩蓋江右商幫的曆史塵埃，重振贛商雄風。

■趣事

王勃來南昌不是為吃飯

采訪中，記者發現有一段趣事也和古時發達的水運有關。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重陽節，大唐奇才王勃因赴交趾（位于今越南）省親探父路過南昌，适逢閻都督為滕王閣重修竣工舉行盛宴而被邀入席。王勃席間所作《滕王閣序》成為千古名篇，“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成為千古絕唱，南昌也平添文采風流。

“值得一提的是王勃并非為赴宴到南昌，而是取道贛江。”省港航管理局編史辦工作人員查閱史料發現，王勃于675年春天從河南龍門自水路經洛陽、揚州、江甯、馬當，九月初到南昌。滕王閣盛宴後，繼續溯贛江南行，于十一月初七到達嶺南，第二年秋由廣州渡海赴交趾。這說明這一條大運河加贛江的水運大通道已非常通暢，全國文人騷客借此經常聚集贛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自隋唐開科取士，江西的舉子有賴水運通達，北上進京赴考，宋、明、清江西是出狀元、進士最多的省份之一，唐宋八大家江西就有三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還有楊萬裡、文天祥、晏殊和晏幾道父子、黃庭堅、解缙、湯顯祖、蔣士铨、陳寅恪一大批文化精英，可謂贛水滔滔連波，人文代代有續，從而形成獨特的江右文化。江西的經濟、文化由唐宋而明，直到清代中晚期之交的19世紀初，發展到一個高峰，不能說與贛鄱黃金水道的便捷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