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是遼王室的後裔，得到了成吉思汗、窩闊台汗的重用，對蒙古帝國後來在中原的一系列政策制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戊戌選試”便是當時的政策之一，也是複興儒家文化的重要舉措之一。

在耶律楚材等人極力推行“戊戌選試”後，漢地儒士獲得了與道、僧相同的免除賦役的權利，儒士群體地位得到提高。憲宗二年（1252年）“壬子擴戶”後，儒戶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戶籍出現在蒙古帝國的法律當中。“儒戶”的出現，使儒士的地位從制度上得以确立。

蒙古帝國戶籍制度略述出于戰争的需要，蒙古帝國自建立之日起便建立起具有特色的戶籍制度，即千戶制和漢地籍戶制結合的戶籍制度。這一制度保證了兵源和财源，尤其是可以穩定兵役的征發。後來忽必烈建立蒙元帝國，其戶籍制度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

蒙古帝國時期的戶籍制度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開始推行千戶制。其制是将蒙古的部落百姓劃分為九十五個千戶，每個千戶設千戶長，其上上設萬戶，在創立帝國之初，僅有博爾術、木華黎和納牙阿三個萬戶；其下又設百戶長、十戶長。

史載：“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而千而萬，各有長。”之後，又設漢地萬戶和千戶，具體為，“把每人編入十戶、百戶和千戶”，且“人們隻能留在指定的百戶、千戶或十戶内，不得轉移到另一個單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尋求庇護。違反此令，遷移者要當作軍士處死，收容者也要受懲罰”。

這一制度控制了蒙古帝國内部人員的流動，體現出明顯的兵民合一特點，保證了帝國戰争機器正常運轉的兵役來源。是保證其得以繼續進行對外戰争的重要制度之一，一直到元亡都沒有改變。

蒙元帝國漢地戶計制度略述通過統計，在整個蒙元帝國時期，蒙元帝國的“籍戶”活動開始于太宗五年（1233年），止于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此後，蒙元帝國就再沒有對戶籍進行大規模的統計與核查。

即使是在1233年到1290年之間，其戶籍核查的時間也是不固定的，期間共有八次大規模的“籍戶”過程。至元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1289年—1290年），在南宋統治區進行的戶籍統計也有八次之多。以至于已有人指出：“我朝之于軍民，一籍之後，近則五、七年，遠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強，孰貧弱，孰丁口増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的論述。

由此可見，在整個蒙元帝國時期，期戶籍狀況是十分混亂的，并沒有形成像以往中原王朝那樣的定期核查戶籍的制度。蒙元帝國戶籍制度中最具特色的便是諸色戶計，它是根據其職業屬性，将統治區内民衆劃分成為不同的戶類，進而承擔不同的義務，同時也享受特定的權利。

這是為了适應蒙元帝國政權體制運行狀況而出現的一種制度，早在太祖成吉思汗時期，便已經有民戶、匠戶、站戶、僧戶、道戶的說法，到太宗“乙未籍戶”時，便正式劃分諸色戶計，這從《元典章》和《通志條格》的記載中可以看到。

壬子擴戶之後，諸色戶計的劃分基本成型，形成了民、軍、站、匠、屯田、打捕、淘金、竈、礦、爐冶、運糧船、儒、醫、僧、道、陰陽人、禮樂等幾十種，人數較多的主要有民戶、軍戶、站戶、匠戶、竈戶、儒戶、僧道戶。

蒙元帝國諸色戶計制度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便是世襲制，這一特點在曆代戶籍制度中是比較特殊的。從對儒戶的規定我們就可以看出其世襲的特點：“諸州、府直隸省，有受敕教授，仰本路宮将管下免差儒戶内，選揀有餘閑年少子弟之家，須要一名入府、州學，量其有無，自備束修，從教授讀書，修習儒業。若無餘閑子弟可以讀者，不得椿配責要。”

這是說，每一家儒戶必須有一名子弟從事“儒業”，隻有在沒有餘閑子弟的特殊狀況下才可免除這種強制性的義務。且隻有在“元允許的戶籍變更”時才能夠改變戶籍，當然，這在元代是時有發生的。這種強制性的戶籍世襲制度，是蒙元帝國時期諸色戶計制度十分顯著的一個特征。

儒戶的設立及其鞏固

元代之前，并沒有設立儒戶，儒戶是與蒙元時期諸色戶計制度的産物，與以佛教、道教、涅斯托裡派、答失蠻以及陰陽先生、術士、薩滿教等宗教信仰所确定的戶籍性質相類似。

耶律楚材利用蒙古統治者對宗教的優待，将儒士的作用與僧、道相聯系，以此換取“戊戌選試”的順利進行，使得當時共計四千餘人獲得了免除賦役的特權，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儒士的社會地位。而儒戶也正是随着“戊戌選試”而誕生的一種新戶計。

儒戶的設立

在蒙元帝國初期的戶籍統計當中，有兩次對儒戶的設立有重要意義的“籍戶”：

一次是太宗七年的“乙未籍戶”，另一次是憲宗二年的“壬子籍戶”。而對于儒士十分重要的“戊戌選試”，正處于這兩次籍戶之間的一個重要事件。因此，這兩次“籍戶”對于儒戶這一戶籍的出現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

關于儒戶設立的時間，一般認為是伴随着“戊戌選試”而誕生，但并沒有确鑿的史料可以證實這一點。隻能進行大緻推測。

首先《元史》載：“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斷事官術忽乃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曆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意為中選。其中選者，複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其中并未出現有“籍為儒戶”的字樣。

《元史·耶律楚材傳》記載：“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其中也未出現“占籍為儒”或者“籍為儒戶”的字樣。但《元史·月合乃傳》中有一條記載值得注意：“歲壬子，料民丁于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戶，著為令甲。儒人免丁者，實月合乃始之也。”這條記載對探讨儒戶的設立是比較重要的。

儒士免丁權的獲取，使得蒙元對儒士部分賦稅的收取上隻能按照“戶計”來征收，但是僅憑這點仍然難以解釋儒戶創立具體時間。該條記載的重要之處在于，他将儒戶按丁來征收賦稅的時間定在壬子年，從而确定了儒戶的出現最晚是在“壬子籍戶”時期。

其次，其他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對于“戊戌選試”的記載是：“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家，則複其家。”其中所說“儒人中選家，則複其家”，應當具有立為儒戶的含義。《秋澗集》中直接提到“儒戶”的有兩處：一為《議恤民》中有雲：“戊戌年中選儒戶，比之僧道，百分無一……。”這裡直接将“戊戌年”的考試與中選者成為儒戶聯系在一起，是衆多史料中明顯的一處。

其二就是王恽對“戊戌選試”評價時所說的：“國家以神武勘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闱猷設科，擢賢雋，複戶役，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于茲矣。”從其中的“複戶役”可以看出，“戊戌選試”後，在賦役方面已開始對儒士以“戶”為單位來進行。

雖然說史料中沒有設立儒戶的直接記載，但是我們可以從相關史料記載來推測儒戶設立的時間。《元史·耶律楚材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甲午（1234年），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戶定。”

從這裡可以看出，在“乙未籍戶”的前一年，蒙元帝國的賦稅便開始以“戶”作為單位進行征收。因此，在“戊戌選試”之前，儒人戶籍應該尚未出現。而在“選試”之後，地處中原的儒士們應該是按戶來收取賦役，免除儒士的賦役不應是以儒士的個人身份，而應是按儒士所在之“戶”來免除。

而且從蒙元帝國對諸色戶計的劃分來看，儒士在“戊戌選試”之後取得了與僧、道等相近的地位，獲取了免除賦役的權利。

僧、道早在成吉思汗時十四年（1219年）、十八年（1223年）分别取得了免除賦役的特權，己醜年（1229年）十一月，太宗即位伊始又頒布诏書将僧、道免除賦役的特權從法律上予以确定：“除僧人、道士之外，其餘詐冒出家之人，仰一概依例應當科差。

其僧道種田、作營運者，依例出納地稅、商稅，其餘雜範科差，并行免放。”據此，如果說早先的僧、道是以個人身份來得以免除賦役的話，那麼至遲在“乙未籍戶”後，僧、道戶計便已經出現。因此，“乙未籍戶”（1235年）後，僧、道應該開始作為一個戶計來享受免役，而“戊戌選試”（1238年）中争取到免賦役名額的儒士，也應該是按照“戶”的單位來享受免賦役權利。

“乙未籍戶”奠定了諸色戶計制度的基礎，比較詳細地劃分了諸種戶計，同時也為“儒戶”的設立奠定了基礎。而“儒戶”這一戶計的出現，基本上是伴随着“戊戌選試”而産生的，在法律上得以承認則是到憲宗二年（1252年）的“壬子籍戶”。也就是說，“儒戶”是在“壬子籍戶”後正式成為蒙古帝國諸色戶計中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