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4年10月10日—28日

人物：周光召

采寫：周潔 曾濤

攝影：肖克軍

對話背景

今天，盛況空前的武漢市首屆學術年會閉幕。在10月10日年會的開幕式上，“兩彈元勳”周光召，做了題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的振興》的主場報告。獨特的學者幽默，讓“納米材料”、“細胞移植”等科學“冷術語”變得通俗易懂，富有情感。

報告會後，周光召留給武漢媒體專訪的時間隻有10多分鐘，随後記者四方尋找采訪途徑，但因周光召這杆“科學标杆”向來低調而無突破口，正在焦急之中，碰巧武漢科技報副社長肖克軍全程跟蹤采訪周光召三天，北京電視台記者曾濤也曾采訪過周光召，在他們的幫助下，趕在武漢首屆學術大會閉幕前夕，楚天都市報記者得以走進他那富有魅力的科學人生。

周光召（資料圖）

人物介紹

周光召，1929年5月生于湖南長沙市，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他在理論物理的各主要領域都有過傑出的創造性成果，在國際物理學界享有盛譽。他還是美國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科學院等11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小時候是個頑童

問：您曾是我國科學院院長，是我國傑出科學家的領頭人。人們習慣将那些聰明過人的孩子稱為神童，您小時候有被人叫神童的經曆嗎？

周：（笑）我在小的時候是一個頑童。從小學到中學，成績都不是非常好。

問：成績不好怎麼可以上清華大學？

周：我進大學很不容易。1946年結束逃難之旅，從重慶回到湖南，唯一出路是考大學。當時高中沒有念完，結果很榮幸地進了清華大學先修班，實際上就相當于高中的最後一年。

問：在清華園，同學都管您叫“周公”，有何典故？

周：你聽誰說的？同學們好像是這樣子叫我的（笑）。

清華大學集中了很多優秀的學生，因為我覺得自己很笨，原來也不太好學，基礎差，要跟上整個學業，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學習。比如，當時晚上有圖書館，沒人管，我就願意去管，因為可以坐在圖書館裡多學一點。

那時，我話也不會講，活動也很少參加，倒像個書呆子。受同學影響，類似遊行示威的一些重大活動，我都是積極地參加了。

問：能給我們舉個例子嗎？

周：我大概是1946年10月11月到北京的。沒多久，北京就發生了美軍強奸北大學生沈崇的那個事件。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氣憤，所以我第一次參加學生遊行。

周光召夫婦賞遊木蘭湖（資料圖）

"消失"十多年

問：世間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走上科技之路，誰對您影響最大？

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人。拿大學時期說，如王竹溪先生、葉企荪先生。王先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從英國留學回來，作風嚴謹。上他的課，要聚精會神才能學好。從他身上，我學到了怎麼樣做學問；葉企荪先生非常愛護年輕人，像王竹溪都是他的學生。他有很多愛國事迹，在抗日戰争時期，還做些炸藥為八路軍送去，從他身上，我學到了愛國。

還有一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他就是陳遠。

問：陳遠與您有何淵源？

周：他是我中學同班同學，陳布雷的兒子，後來做了《中國日報》總編。陳遠非常聰明，思想先進。上大學後，他在北大，我在清華，常來往。

讀中學時，我隻想學工程，因為我覺得工程可能對社會更有用，也更容易找到職業。正在我要考大學那年，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報紙上登出消息，我跟陳遠讨論此事，他很明确地說，搞原子彈是最有前途的。我那時候連中學物理都沒有學過，竟然就改換門庭去考物理系。想想，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物理确實很奇妙，逐漸熟悉以後，你就會被它自身的一些規律所吸引，真是一種美的享受。大學畢業後，我做的事情，就是教學，跟核武器沒什麼關系，也早把造原子彈的事給忘記了。

問：是誰讓您真正投身到原子彈的研究工作中去？

周：錢三強。他當時是中國原子彈的負責人。他找我談了一次話，具體細節不記得了，但我有一個承諾：作為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時刻準備放棄手頭的基礎研究，接受國家交給的任務，不管回國做什麼。

不久，我因接受一項重要科研項目，“消失”10多年。當時還有一個傳說，說我從（前）蘇聯回國時，飛機爆炸了，這是我到70年代（上世紀）以後才聽見的（笑）。

苟以國家生死以

問：你們那一代人，好像都繞不開一座山———文化大革命。當年正在從事氫彈研究工作的您，受到沖擊沒有？

周：我是單位主要領導之一，說話又很直，得罪人就比較多一點。而且出身也不好，家被抄了三四次。

問：境況如此差，怎麼還能完成工作？

周：當時我已産生了一些消極的情緒，心想，把氫彈做完以後，就退出。能不辱使命，與聶帥、周總理等領導同志的激勵分不開。

記得1966年，我們要做一個原理性的實驗，看氫彈設計的原理對不對，聶帥也去了現場。那是1966年12月份，天很冷。因為是受批判對象，我住在一個幹打壘的房子裡面。聶帥找我們研究工作時，首先就問我的病怎麼樣了，希望我搬到樓房裡面去，當時幾乎要掉下眼淚……中國的氫彈不爆炸，我們的曆史使命顯然沒有完成。所以我想，不把這個事情做完，無論如何是對不起國家的。

問：兩彈發射成功，震動了世界。它們帶給您的是怎樣的震動？

周：多了，看你從什麼方面上來講。從國家的角度講，中國沒有核武器，人家就不承認。國家把這個曆史責任交給我們，我能夠參與，并完成任務，覺得是人生中一件做得無愧于國家，也無愧于自己的事情。

我一直強調，“兩彈”是一個集體的事業，是10多萬人的共同工作。它訓練出一個很棒的集體，團結一緻、共同奮鬥。這種集體榮譽和個人的某項成功，感受是不一樣的。真正能代表國家，那是一種無以言表的自豪。

不畏浮雲遮眼望

問：從1987年開始，您做了10年中國科學院院長。因為改革，特别是辦高新技術企業，您受到很多指責？

周：改革之初，因為沒有資金，科技公司都要自己扛着東西到外頭去賣。加上沒經驗，還上當受騙。科學院每年投入3000萬，10年下來一共投了3個億，這些都被認為是做了無效投入，而且還制造了很多壞人，比如腐敗之類。這10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罵。

問：有過猶豫嗎？

周：沒有。第一，我們必須要做這個事情，世界發展是這樣過來的；第二，如能打出一條路來，前途就是非常光明的。

做企業的人非常辛苦，他們又被人看不起。可是，辦産業遠遠不止是科技的事情，它在管理的、市場的和綜合素質上的要求，遠遠高于一個普通的科技人員。辦企業不是為了個人賺點錢，而是要為中國在發展高技術這個曆史上寫下一筆，所以我就經常給他們打氣。大概經過四五年，有一批産業如聯想集團，逐漸取得規模，反對聲也就逐漸減少。

問：從理論物理學家轉到科學院院長，這兩個角色您都做得很成功。假設有個選擇題，您心裡更喜歡哪個？

周：從我個人來講，還是願意做一個物理學家，因為那比較單純。作為一個管理者，你要改革，實際上是要改變人家的觀念、習慣，一不小心就傷害了别人。

問：看來您是得罪了不少人？

周：哎，得罪了很多人。比如我說不應該留自己的學生在身邊工作，搞近親繁殖。立刻就有反對聲，就連我們科學院自己的報紙都發表文章說應該近親繁殖。

巨大壓力，令我非常頭疼。改變人們的觀念、習慣是需要長期細緻的工作，不能下一道命令，說非得怎麼樣不可。我一般是提出主張，希望他們自己認識了以後自己去執行，不強制。但是我覺得什麼是對的，就一定要把它說出來，大不了下台。

謙虛努力受人尊重

問：李政道先生曾說，您如果繼續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可能成為中國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人。怎麼看老朋友的這段話？

周：這是他很客氣的恭維話。第一，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事情；第二我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弱點，比起李先生（李政道）或者是楊先生（楊振甯），我在很多方面不如他們，所以我自己從來也沒有這種奢望。

問：當年在杜布納，您4年發表了30多篇文章，國外報道都稱：“周光召的成果震動了杜布納。”據說圍繞相對性粒子的自旋這個問題，您和（前）蘇聯專家發生了激烈争論，後來您用100天的時間，将之推論出來，成為年輕人挑戰學術權威的範例。

周：那确實是我非常努力的一個時期。

那個時候的中國，比（前）蘇聯要落後很多，（前）蘇聯同行有看法也很自然。要改變他們對中國人的看法，不能讓人看不起，必須要努力。

問：艱苦努力終于換來别人的尊重。

周：是的。态度絕對是180度以上的改變。所以，我總是要求身邊的人，對年輕的和一些落後的國家的人，要尊重，不要看不起人家。

問：我們采訪過不少科學家，他們都有不少業餘愛好，比如袁隆平的小提琴，歐陽自遠的二胡等，那您工作之餘都有什麼愛好？

周：我這個人比較笨，一樣東西都學不好，愛好實在不多。如果要找點愛好，平常偶爾聽聽音樂。

（來源：極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