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宇鵬

人之好怪、惟怪之欲聞，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在人類的本性中，搏動着一個“奇怪的認同”。所謂奇怪的認同，就是指越是高玄的、越是離奇的，還越是讓人興奮和着迷、喜歡；越是歪論，越有市場和空間，越是受到人們的狂熱追捧和認同，從而風行天下，成為潮流時尚。簡言之就是一句話——越是歪理論，越被當作真思想。古今一理，皆是如此。應該說，韓愈雖然是文章大家，但是并沒有什麼深緻的思想，盡管他觀察敏銳。其在曆史上的地位，完全是因為鼓吹之功。對于這一點，前人早有議論。比如蘇子由就說：“愈之學，朝夕從事于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于文者也。”（見注）可見人們看得都很清楚。盡管如此，韓愈的道統論畢竟在曆史中發生過深遠的影響，所以不能不重視。像這裡的排摒佛、老，就很為理學所喜歡。韓愈說得明白，仁就是博愛，所謂仁即愛人，這是直接從古義套下來的。而義就是得當、得宜、适宜，也就是做得恰到好處（該怎樣就怎樣）。道就是路，就是從這裡而去達到的軌道，所以遵循、所以憑借的軌迹。所謂道猶路也，道就是所以之、所以由、所以達。道規定了一個定向，朝向那裡，所以道路一定不能錯，錯了路頭，就滿盤皆空了，因為所有的道路都是送達一定目的地的。

德就是内自足，無待于外的，也就是個人完滿。可以注意的是，韓愈在這裡講仁義、道德，所做出的區别，是有專門定指的，就是指對老子，這種排辟佛、老的做法與宋儒如出一轍。所以韓愈才會說仁義是定名，而道德是虛位。并且說明，老子所講的道德與他自己所說的道德是不相同的。所以，這裡與仁義對列的道德，乃是一種專門的東西。仁義是一定的，而道德是有輕重升降的。道有君子、小人之分，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所以，道是有分别的，要具體看。而德亦有兇有吉，這應該是說小人之德兇、君子之德吉了。因為德者得也，小人之道當然不可能緻吉。韓愈說 老子把仁義低估了，這不是毀謗的問題，而是認識的問題。因為老子坐井觀天，看不到仁義的偉大。所以韓愈說，他所說的道德是指仁義之公而言；相比之下，老子的道德便隻是絕棄仁義的私了。韓愈指出，從曆史來看，人文史中先是黃老、楊墨盛行，然後是佛教。所以這個時候的仁義道德，或者是不講的，或者就是亂講的。尤其是六朝佛教盛行以後，社會化的信仰就再沒有儒家的分。我們看六朝是靡靡之朝，這些都不是無緣無故的。當然六朝也有它的優點，就是語文的水平很高，文字水平可以說達到了曆史的最高峰。詞藻繁麗，辭章異常發達。義理衰而後考據盛，考據衰而後辭章興。從先秦到六朝，思想的确是沒落了。而佛教隻能提供宗教修行的生活，根本不适合于政教國家及社會。而道德仁義，當然都是直接的政教内容。六朝之衰，一至于此。所以世人再想聆聽綱常倫教，也是不可能了。甚至以孔子為釋、老弟子，其愚昧以至于此。由此，人文隻能永遠沉溺于荒怪的時代場景之中了。

《原道》又說：“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颠，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玺、鬥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緻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緻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韓愈的意見，完全是曆史社會的考慮。自古中國的民劃分為四大類：士民、工民、商民和農民。但是佛教盛行以後，閑食的人多了，佛徒有很多就是終生坐食、不事生産的，因而成了社會尾大不掉的負擔。在古代隻是政教一元的社會，後來成了佛教、道教加入的局面，信仰也處在無所适從的尴尬中。而且，通過風俗生活的滲透，對民衆真正起影響、起到潛移默化作用的是佛教和道教，儒家僅限于官方、高端，在庶民層沒什麼影響力。生産勞作的人少，而消耗坐食的人多，社會當然會枯竭。于是貧窮滋生盜匪，社會的根基也就不穩了。因此，佛教的流入，對曆史社會的負面作用太大，難怪很多人會起而反對之。韓愈說到，聖人是為教、立教之名，但儒家講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教化，這個不能混淆。我們知道，君、師在中土有着原始同源性，所謂聖人者，其實就是君、師的合一體，即早期人群生活中帶領大家的那個人——主心骨。這樣，後來衍生出德位理論也就是很自然的。早期的教化，是教會人群怎麼生活，至少韓愈的解釋是這樣。在生活的富餘的基礎上，然後人文得以演進，而這些也都是出乎自然的。比如說禮儀、喪葬，等等。看見路邊一個人死了，身上爬滿了蛆，自然會萌生掩埋的念頭，這都是人性之常、自發的，并非人為強迫。人文政治也是這種自然産物，這是韓愈的說法。今天來看，這種觀點、看法是不确的。因為并不是每一個曆史社會都自發出了政治、尤其是高程度政治的，所以韓愈的自然論要加一定的限制才行。比如印度，就不是政治社會，而是風俗社會——宗教修行生活是印度文化的主體，這正是為什麼佛教不适合于中土的原因。但是，曆史中的虔誠信徒，實際上對印度文化都不了解，他們對佛教隻是想當然，自以為懂。千言萬語一句話——風俗文化決不能充當政治本體，說破了，原因隻在于此，并不複雜。統一度量衡，這是國家信用，而兵備則是生存的保證。韓愈說，如果沒有聖人，人類早就滅亡了。這話說過頭了嗎？其實韓愈隻是想強調——沒有人文，人類生活不可想像。動物可以捕食，人類沒有爪牙之利，當然不能憑體力生存，所以隻能用智。而君是命令者，臣是達成命令的人，民是幹活的、勞作者。但是這種簡單的政治倫理和法度，卻在佛教的攪擾下破壞了，因為人們的頭腦和思維發生了改變——不是遵循政教，而是尋求寂滅、往生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