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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往事

碼頭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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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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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位于西陵峽出口，“上控巴蜀，下引荊襄”，史稱“三峽門戶”。從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把夷陵作為軍港，到如今年吞吐量5000萬噸的港口城市，從船運碼頭到集裝箱碼頭，2000多年的時光流逝，把歲月打磨成掌心的鵝卵石。

— 第一章 興起 —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在攻打楚國時，曾把夷陵作為軍港。東漢初年，公孫述在蜀地稱帝，公元33年，率軍下江關，攻破漢威虜将軍馮駿等，攻占夷陵、夷道（今宜都），因而據守荊門、虎牙。

僅漢至唐900年間，伍家和猇亭一帶發生的較大戰役就達18次之多，曆史上有名的火燒連營也發生在此地。東吳大将陸遜曾上書道：“夷陵要害，國之關限，當傾國争之。”

明代以前，宜昌碼頭主要分布在西壩、南津關，土街頭到二馬路一帶，碼頭設施極其簡陋。明洪武十二年（1377年），夷陵州修建臨江城堡，城臨大江，城高二丈八尺，城牆周長八百六十三丈。設立的八個城門中，就有五個城門直通碼頭。

大南門驿碼頭

這個漫長的千年時光裡，宜昌慢慢地從一個軍事港口向中轉碼頭過渡。而宜昌碼頭角色的真正升級則要到1854年。

在開埠前，帆船是長江航運的絕對主力

1853年，天平天國洪秀全定都南京，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礙了淮鹽上行通道，導緻湖廣食鹽供應短缺，鹽課收入銳減，軍饷困難。為解燃眉之急，湖廣總督張亮基奏請借銷川引，以濟民食。至此，走私百餘年的川鹽第一次正大光明的進入了湖廣地界。這就是所謂的“川鹽濟楚”。

大南門上關帝廟

正是“川鹽濟楚”的影響，宜昌完成了“軍事港口”到“中轉碼頭”再到“商埠碼頭”的三級跳。雖然是短暫的繁榮，但這直接影響到宜昌後來的開埠。

“日有千人拱手，夜有萬盞明燈”

川鹽下行的兩條通道——江南鹽道和江北鹽道——均要在宜昌進行轉運，這給宜昌碼頭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同治九年（1870年），川鹽在湖北省的年銷量就已經超過了1.2億斤，這還不包括湖南的嶽州、常德和澧州等川鹽銷地。這一時期，木船成批結幫停泊在宜昌的江邊，從上河街（今三江）一直排到二馬路河坡，帆樯林立，在此攬載的船民船工在萬衆以上。時詩曰：“日有千人拱手，夜有萬盞明燈。”

—第二章 開埠 —

川鹽開放給宜昌城市發展注入了一針強心針。宜昌從一個貨物轉運地，搖身一變成為了鄂西川東的貨物集散地。茶樓酒肆，牙行貨棧鱗次栉比，當時的宜昌城内的鼓樓街、鎖堂街一帶為商業中心。鹽号、錢莊等大多集中在鎖堂街。綢緞、布匹、雜貨、廣貨、藥材等店鋪，大都集中在鼓樓街等地。全城商鋪達1300餘家，以布匹、雜貨等行業勢力最大。

磨基山：“東方金字塔”

宜昌經濟的迅猛發展，同樣吸引着外國的商貿人士。從1871年開始，英、德、俄、法、日、挪威、丹麥、西班牙、瑞士九國商人租雇47艘商船，每年運洋貨來宜。從千噸左右開始，逐年增加至4000多噸。

熱鬧的宜昌碼頭

1876年，英國人在《煙台條約》增設的商埠城市中首選宜昌，是宜昌的興起促使英國人在宜昌開埠，而不是列強的開埠導緻宜昌的興起。

翌年，英國在宜昌設領事館，成立海關。招商局、川江、三北等輪船公司，太古、怡和、隆茂、大阪、聚福等英、日、法洋行，以及經營石油儲運的美孚、亞細亞、德士古3家公司，均在沿江一帶建造辦公樓、倉庫、貨棧、油池（油罐）和碼頭等設施，使新區域的碼頭岸線長達六七華裡。宜昌城區開始越過城牆順江擴展，從濱江路到大公橋江岸，建成的鱗次栉比輪船泊位和客貨碼頭，與原宜昌城城門外和西壩故城外的“縣碼頭”相對應，俗稱“洋碼頭”。

遠眺宜昌城

宜昌洋碼頭與舊碼頭接壤，由上而下沿江依次是：驿碼頭、招商局碼頭、二馬路碼頭、大阪洋行碼頭、隆茂洋行碼頭、郵局碼頭、海關碼頭、太古洋行碼頭、怡和洋行碼頭、聚福洋行碼頭、普濟醫院碼頭、捷江公司碼頭、一馬路碼頭、一馬路下碼頭、大碑巷碼頭、内陸會碼頭、三北公司碼頭、三北台子碼頭、民生公司碼頭、川江公司碼頭、驗關房碼頭和鹽局碼頭。由于城區北岸灘寬水淺，除夏季漲水期外，其他季節輪船均無法泊岸，隻能抛錨江心作業，客貨全賴劃駁轉運。枯水季節的宜昌江段，大小輪船都停泊于江心，連綿十數裡，蔚為壯觀。

德國領事館

宜昌被辟為通商口岸之後，輪船水運迅速興起。至辛亥革命前夕，先後來宜昌經營輪船業務的公司和洋行11家，其中包括8家外商，進出宜昌碼頭的輪船每年400餘艘次。自此，宜昌作為接通長江中上遊的輪船運輸交接點，日益顯示其水運交通地位的重要。

碼頭附近的各式西洋建築

郭沫若在《初出夔門》中回憶到，“川人不出夔門，難成大器”。1913年7月，21歲的郭沫若由重慶走川江出夔門達宜昌，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開赴漢口的的統艙票。他伫立在二馬路碼頭，看到“宜昌的江面飄着萬國旗”。

當時，《大公報》載文評述宜昌在商業、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時稱：“宜昌，該處居沙市之上，直接重（慶）夔（府），為上遊一巨埠，商務向稱繁榮”。

遠眺亞細亞油罐

可惜好景不長，随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宜昌港的繁榮被日寇的炮火摧殘殆盡。

—第三章 撤退 —

1937年11月中旬，淞滬戰場失利，南京形勢嚴峻，國民政府公開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宣言》，并确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一時之間，上海、南京等地的機關、團體、學校紛紛向後方撤退，長江上遊的四川，是這支浩浩蕩蕩的人流遷移的方向。

武漢淪陷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在武漢向西300公裡的宜昌碼頭上，堆放着大量的設備、器材和軍工物資，擁擠着南來北往的各路部隊和逃難群衆。

推積在宜昌碼頭的物資

在武漢淪陷的兩天前，也就是10月23日，盧作孚飛抵宜昌。當他來到懷遠路的民生宜昌分公司，看到的是混亂和擁塞。後來他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文中這樣回憶：“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遍街皆是人員，滿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争運器材的人員，複相互責罵。”

盧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重慶市合川人，近代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民生公司創始人、中國航運業先驅，被譽為“中國船王”、“北碚之父”。

所謂“交涉”，是指托人、說情、拉關系，目的隻有一個，希望能夠早日買到船票。當時一些武裝押運貨物的軍官氣勢洶洶，甚至有人掏出手槍威脅要船。為了杜絕各機關搶船，當時駐宜昌的鄂湘川黔邊區綏靖公署甚至下令“凡搶船者予以就地槍決”，并且“殺數人示警”，還派了憲兵維持秩序。

混亂擁堵的宜昌街頭

盧作孚提出為了縮短運載時間，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航行；為了盡快搶送難民難童，他對客運艙實行“座票制”，增加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降低收費，對公教人員實行半費，對戰區難童免費，對貨物運費隻收平時的十分之一。他要求各船盡量利用夜晚裝卸，搶在白天航行。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時征用民間木船850餘隻，運載輕型物資。

懸崖上的棧道

次日，第一艘滿載着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第一批上船的即有盧作孚親自護送進艙的幾百名孤兒難童。孩子們扒在欄杆上放聲高歌，他們搖着小手向盧作孚告别的情景，船邊岸上觀者無不為之動容。

宜昌大撤退中的難童

為增加運力，盧作孚曾緊急征集川江沿岸各縣的2000餘艘木船參加搶運，大部分木船沒有動力系統，主要靠帆和人工劃槳前進，遇到險灘就得有纖夫拉纖才能過去。不僅是纖夫，遇到險灘時，船上的乘客有時也得幫忙拉纖。大撤退期間，劇作家曹禺随着南京的戲劇專科學校西遷，和一批師生一起乘坐三條大木船入川，船走不動時，曹禺也和纖夫們一起彎着腰拉纖，一邊拉一邊還給學生們鼓勁。

宜昌大撤退全景

如此苦戰40天後，1938年12月初，當江水水位低落時，曾經混亂不堪的宜昌城已經安靜了許多，擁塞在宜昌的3萬多名待運人員早已運完，九萬多噸器材也運走了三分之二。又過了20天，剩餘的三分之一器材也消失了，盧作孚回憶：“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器材……不知到哪裡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幹零碎廢鐵抛在地面了。”宜昌大撤退中最緊張的一幕終于結束了。事後統計發現，10月24日至12月初的運輸量，竟相當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運量，而這些搶運走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的機器設備，每月僅手榴彈就可以造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宜昌大撤退紀念園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進犯長沙，湘桂局勢告急。湘桂兵工廠的第1廠、第2廠、第41廠共計3萬噸器材以及兵工署的2000噸機材緊急運到宜昌，由民生公司派船搶運入川。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從宜昌搶運了1.6萬噸器材到大後方。

航行在湍急水流中的“民主”号輪船

整個抗戰期間，除了被敵機炸沉、炸傷的輪船外，民生公司共有116人犧牲，61人傷殘。為戰時交通付出生命的116人的名字，如今镌刻在大公橋碼頭的宜昌大撤退紀念雕塑上。在這份紀念雕塑英名錄的末尾，還刻着一句話：以上是民生實業公司有記載的名單，還有其他公司員工和宜昌民衆犧牲者無法記載，以此垂悼。

緊張搶運的民生公司輪船

1940年5月，日軍集結重兵向宜昌發動進攻，張自忠率部從右翼打擊進犯的日軍主力，日軍調集部隊折回反撲，經過七八天的苦戰，張自忠部減員甚重，彈盡糧絕，最終于5月16日壯烈捐軀。一個月後的6月12日，宜昌失守。

張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忱，山東省臨清人，第五戰區右翼集團軍兼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上将銜陸軍中将，追授二級上将銜，著名抗日将領、民族英雄。

不過，當日寇進入這座鄂西重鎮時，看到的卻是一座空城。

—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