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四大直轄市中，北京同上海的地位實至名歸，是政治和經濟中心，而天津更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緣因素。

重慶，為何能從一介山城，躍居四大直轄市之一呢？

總有人說，是重慶太幸運！

但嚴格意義來說，1997年重慶設立為直轄市，更應該稱為回歸直轄地位。

早在1985年，鄧小平就提出了川渝分治的戰略思想，成為重慶恢複直轄地位的重要契機。

為什麼鄧小平如此看重重慶呢？重慶升直轄市，究竟是運氣，還是實力呢？

重慶的地緣優勢

重慶自古以來都是軍事重鎮，乃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重慶被稱“巴國”，成都被稱“蜀國”，巴蜀之地，指的就是重慶和四川。

秦始王一統天下後，滅巴國，設巴郡，将其作為守衛蜀地安全的門戶。

巴郡成為兵家必争之地：“失巴郡，蜀地難保！”

地理位置上，重慶北向大巴山，南有武陵山，同四川、陝西、貴州、湖南、湖北五省接壤，位置十分險要。

在曆史上，無論是東漢滅蜀，劉備奪取益州，還是

東晉

滅成漢之戰，想拿下蜀地，必須首先拿下巴郡，也就是重慶。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由于蔣介石長期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得以長驅直下，原國民政府首府南京也被波及。

随後華東區域大部分被攻陷，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遷都内陸。

而重慶和成都是當時蔣介石選定陪都的兩大重要考察地。

當時，蔣介石的空軍部隊已經傷亡殆盡，唯一能依仗的隻能是陸軍力量了。

依靠重慶的複雜地形，可以有利的削弱日軍的空軍及步兵力量。

1937年11月，蔣介石遷都重慶。此時，南京的首都地位名存實亡，而重慶雖是陪都之名，卻無疑是事實上的真正首都。

各界名流精英紛紛湧入這座小小的山城，重慶的影響力漸漸攀升。

1939年5月，重慶首次升為直轄市。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商議重慶談判，重慶的聲名達到頂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但仍有大批國民黨反動分子殘留，國際政局也比較複雜，因此，中央保留了重慶的直轄市地位，并在重慶設立西南行政委員會，其轄下有四個省，包括雲南、貴州、西康和四川，重慶不僅是西南委首府，更是其轄區唯一直轄市。

重慶的戰略地位，得到了國家的高度認可，可為何期間被撤銷直轄市呢？

首先是成都的戰略地位，得到了提升。

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我國行政單位開始改革，曾經的西康省，被劃入四川轄下，臨近西康且處于四川盆地較中的成都，再度成了政治中心。

其次是西南局部态勢漸趨平穩，西南委也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

1954年7月，重慶被撤銷直轄市。

三線建設時期的重慶

雖然重慶的政治地位降級了，但作為副省級城市，它曾經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内陸開放口岸形成的濃厚商業氛圍，及其龐大的人口總量，都讓重慶在經濟上，遠勝當時的省會成都，坐穩經濟龍頭老大位置！

鑒于當時複雜的世界局勢，毛主席在多番研究後，于1964年5月27日提出三線建設的計劃。

根據三線建設的部署規劃，重慶成為三線建設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

中央成立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小組，提出以重慶為中心的工業布局設計，大小項目共計212個，從1965年開始，各項工作都有條不紊的全面開展。

中央包括交通部、鐵道部在内的15個單位，遷到重慶地區，涉及各部門人員43000餘人。

3年時間内，重慶相繼上馬了59個骨幹項目，涉及航天、武器、化工等各個方面。

截至80年代，重慶當時的經濟收入，已占比四川省财政總量的三分之一，工業占比達四分之一。

這時又正逢全國改革開放的浪潮，1983年，重慶是中央第一個設立的經濟體制雙改革試點城市！

相比之下，此時的成都，卻面臨着“小車拉大馬”的經濟危機，作為省會城市的成都，肩負帶動臨近自己的甘孜、阿壩地區的經濟責任，卻造成自身經濟發展一再放緩，重慶又地處川東離得遠而有心無力。

如何推動西南、川渝的共同發展，成為長期萦繞在鄧小平心中的問題之一。

三峽工程，帶來了解決問題的契機。

三峽工程對重慶的影響

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首次視察海軍部隊，并乘坐長江艦，對長江中下遊地區進行了考察，水利部負責人林一山一同随行。

毛澤東看着浩瀚長江，起了一個心思：這麼多水，能給北邊勻一點多好啊，老百姓生活就不會這麼困難了。

他在延安生活多年，對于北方缺水嚴重的現象，可謂是深有體會。

他叫來林一山，指着地圖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從南方借點水給北方？”

說話的同時，毛主席用筆指向西漢水：“從嘉陵江上遊，白龍江和西漢水，往北邊引點水，行不行？”

林一山仔細思考了一會，分析了理由，稱這個方案難以實現。

毛主席又問起了另一個問題：“那解決長江洪水災害呢？你有什麼設想沒有？”

林一山在水利部也一直關心這個問題，準備的十分充分，他展開一份草圖，上面密密麻麻的用筆畫好了許多圓圈，那都是計劃修建的水庫，水利部準備在長江幹流興建大大小小的水庫，起到攔洪蓄水的作用。

毛主席思考了一會，随即拿起筆，在圖上一處畫上了一個大大的圓圈：“修這麼多水庫，都加起來，你看抵不抵得上在這建一個水庫呢？”

毛主席畫圈的地方，正是三峽。

林一山看到毛主席的設想，眼前一亮：“抵不上！”

得知三峽修建水庫的可行性之後，毛主席也迫切希望能盡快立項，但當時新中國正百廢待興，有些工程面臨很大的經濟和技術難題，因此，毛主席的提議隻能暫時擱置。

毛主席也想不到，就是這一次視察，南水北調、三峽大壩的構思已成雛形。

受限于當時的條件，三峽工程的腳步漸漸放慢，但從來沒被遺忘。

39年之後，1992年，中央決定，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

但早在1984年2月，中央就已經開始着手規劃三峽的相關建設工作。

三峽大壩工程量浩大，與民衆生活息息相關，有

大約113萬人口、

近2萬公頃土地會被影響，絕大部分是

萬州、涪陵一帶。

負責三峽工程的時任副總理李鵬，請示中央，建立“三峽省”，以方便整個工程的遷移工作。

建立“三峽省”計劃被提上日程，湖北宜昌被确立為其省會，覆蓋面涉及從川東到湖北西。

但這一計劃很快就面臨夭折，因為如果按照這樣的規劃，三峽省即便建成，無論面積、人口，還是工農業産值，都比較靠後，以後發展潛力有限，人大、政協紛紛對三峽省的規劃表示疑慮。

中央本着對人民負責的态度，擱置三峽省的籌建工作。

鄧小平此時創造性提出川渝分治戰略思想，“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

這一提議，成了重慶恢複直轄市的契機！

1994年，三峽工程正式動工。

百萬移民，可謂是一大世界難題，不僅要實現移民，更要保證移民後民衆的經濟發展，因此，需要行政上的有力統一管理。

鄧小平川渝分治被提上行政議程，實際上，鄧公原本構想，将包括重慶在内的四川省，分為川東省和川西省，但如果建立川東省，省會必然是重慶，就會出現省市不協調的局面，而且導緻機構冗餘，不符合當時精兵簡政的大政方針。

因此，國務院最終提出重慶設為直轄市的方案，以直轄市的行政力量，來解決三峽移民問題。

1997年3月14日，全國人大八屆五次會議于北京人民大會堂順利召開，會議主要内容為投票表決是否同意成立重慶直轄市。

下午3時54分，每位代表都緊盯會場顯示屏，上面綠字矚目：總計2720位代表，有2403人投了贊成票！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喬石一錘定音：“通過。”

這也是重慶時隔43年後，再次恢複直轄市身份。

一山不容二虎

那麼，中央為什麼要恢複重慶直轄，代替建立“三峽省”解決三峽工程移民問題呢？

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人口問題。

四川省的人口總量，在20世紀90年代已高達1.14億，盡管四川向來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地大物博，但如此駭人的人口數據，随着經濟的發展，其增長速度隻會愈發迅猛，到那時再治理為時已晚。

正巧三峽工程需要移民的百分之七十都在川東，緊鄰重慶，恢複直轄市不僅緩解了四川的人口壓力，又解決了三峽移民的老大難問題。

其次，是經濟動因。

雖然建立“三峽省”的計劃夭折，但重慶直轄市的二次設立，其面積由當年的5472平方公裡已擴大至8.2萬平方公裡，算得上是個小省了。

況且重慶有過直轄的曆史，作為四川境内僅次于成都的大城市，經濟實力并不遜色于成都，綜合實力是川内第一。

所以恢複重慶直轄市身份，對三峽工程境内經濟的輻射和拉動是有顯著作用的。

其三，要想川渝雙赢就必須分家！

鄧公當年所提川渝分治的戰略思想無疑具有遠大的預見性。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古今都适用，有的是抱團聯合力量大，但對于四川省内的成都和重慶來說，卻是一山容不得二虎，分才能各自為王！

自古以來，成都和重慶在四川省内的關系都十分微妙，似乎誰也不服誰。

同一省内，出現兩大核心，自然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本因團結一氣的兩地，卻因政治和經濟地位的相近，使它們是競争多于合作。

但立足全國，要想發展西南，為全國人民謀利益，就得适時選擇正确的道路。

分治，無疑是殊途同歸，最能發揮川渝兩地的最大功用之路。

事實證明，川渝分治，無疑是高明之舉。

重慶發展如日中天，四川成都也不遑多讓，兩地之間的經濟相互輻射，相互影響，依然難分彼此。

随着川渝經濟圈構思的提出，想必未來可期！

其實，隻要能過上好日子，直轄市與省又有着什麼區别呢？

能讓人民享受好福利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