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北平原的一些農村，光棍是入不了祖墳的。按照當地說法，光棍入祖墳，會使得家族裡代代出光棍。這一習俗延續了數百年，甚至更久。為了入祖墳，有人選擇了死後配陰婚。而近幾年，他們又想到了新的破解之道——找個女人結一天婚，不領證，不入洞房，隻辦一場結婚儀式就算成家。

一些女性因此成為了“一日新娘”。

文丨李禾

編輯丨雪梨王

接親的黑色本田轎車在一家“休閑按摩”店前緩緩停下。婚車後面沒有車隊，車頭上沒有鮮花，車身上也沒貼個“喜”字，甚至連新郎宋大志都沒在車裡。

宋大志61歲，是村裡僅存的老光棍之一——在冀中平原東部這個1000多口人的村子裡，算上宋大志，總共有5個老光棍。“在我們這裡，一般過了35歲還不成家就被叫光棍，五六十歲沒結婚，就叫老光棍。”有村民操着當地方言一本正經地解釋，他說宋大志人品挺好，就是“太老實、太窮”。

憨厚老實、木讷遲鈍的性格，外加家境貧窮，使得宋大志在婚姻市場的資源競争中處在下風。而随着年紀越來越大，這件事愈發困擾他——他擔心自己死後入不了祖墳。在當地以及周邊很多農村都認為，光棍入祖墳，會使得家族裡代代出光棍。也因此，沒人願意自家祖墳裡埋個光棍。

當地人認為，光棍入祖墳，會使得家族裡代代光棍。電影《光棍兒》劇照

不久前，有人給宋大志聯系了一樁婚事，建議他找個女人結一天婚，不領證，不入洞房，隻辦一場結婚儀式就算成家了，這樣死後就能入祖墳。

在當地以及周邊農村，這種“一日婚”的情況隐秘地存在了許多年——但沒人說得出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本地媒婆吳姐記得，大約五六年前，有人給她打電話，說想要個“一日婚”新娘。那是她第一次聽到這個詞。而今，吳姐手上“一日婚”的價位是新娘3600元，另有1000元的中介費和給伴郎伴娘的幾百元紅包。

接親

宋大志的婚禮選在了6月中旬，日子是村裡風水先生看過的，新娘住在60多公裡外的鄰縣。這場婚禮之前，宋大志從未見過新娘，隻知道她不滿50歲，沒有殘疾。性格和長相對宋大志來說不重要，“反正就辦一天事，是個女的就行。”

接親的車去接新娘。宋大志坐在家裡等着，同村的幾個光棍朋友結伴過來道喜。他們和宋大志年紀相仿，有人光着膀子，講究點兒的，穿了件布滿污垢的短袖T恤，在門口的禮金桌上掏了份子錢——分别為20元、30元和50元。

“恭喜，恭喜啊。”一個老夥計說。宋大志憨笑，“可累死了，娶媳婦真累。”這話把另一個夥計惹笑了，“就娶一天，又不過日子，累啥累！”

站在一旁的人半開玩笑地建議，“你再多掏點錢，讓新娘睡一夜呗。”宋大志不高興了，“你真是個牲口，這麼多小輩兒在這呢，胡說啥。”

随後，他們安靜地坐在院子裡嗑起了瓜子。

一名結過“一日婚”的男子的家。攝影：李禾

本田轎車開到按摩店門口的時候，新娘田麗麗正在店裡梳妝打扮。這個48歲的女人沒有禮服，也沒有鮮花和紅蓋頭。作為從事一日婚的職業新娘，她說不清這是自己結的第幾次婚了，但她知道，隻需要辦完這個儀式，完成任務，就能賺到三四千塊錢。而她在按摩店當老闆，每月也隻能賺幾千塊錢。

來接親的宋金才是宋大志的堂弟，57歲，也屬于“老光棍”的範疇。眼看堂哥結婚，他心裡不太得勁兒，接親這天，他甚至都沒換件幹淨衣服——上身是穿了幾天的黃色“史丹利”複合肥T恤，領口處泛着一圈黑乎乎的垢漬，兩個褲腿上沾滿密集的泥點，像是剛從田裡勞作回來。

站在拉着卷閘門的按摩店前，宋金才摸出手機，撥通了一個号碼。半分鐘後，卷閘門“嘩”的一聲打開，宋金才小聲嘀咕，“還真是個小姐！”

這話被店裡一個60多歲的女人聽到了。她就是剛才接電話的人——媒婆吳姐。“老宋啊，可不能胡說呀。這是正規按摩，男女都給按。現在是法治社會，誰幹那些呀。”她有些不高興地怼着宋金才。宋金才不想反駁，眼看快八點了，他隻想接了人趕快出發。

吳姐把宋金才引進店裡，讓他坐下等會兒。這家56平米的按摩店，進門處放着兩個紅色沙發，再往裡走是一張按摩床，床邊矮桌上放着幾瓶按摩精油和一摞面膜。老闆田麗麗平時就住在按摩店裡，“卧室”與“客廳”被一條淡黃色的劣質窗簾分隔開。

在沙發上坐了幾分鐘，宋金才有些不自在了，他受不了店裡濃郁的香水味。田麗麗看他起急，加快了梳妝速度，很快從“卧室”走了出來——她中等身材，微胖，單眼皮、塌鼻梁，由于粉底打得很厚，幾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樣。婚禮這天，她給自己挑了件咖色風衣、黑色緊身褲和紅色皮鞋，把一條手絹綁在右手腕，天熱時可以用來擦汗。

“挺好，挺美，趕緊走！”在吳姐的催促下，田麗麗上了車。

“緊張嗎？”坐在後排，她被問到一個新娘們常見的問題。

“不緊張，你要每個月結幾次婚，也不會緊張。”田麗麗面無表情，正襟危坐。

一路上，車子又接了伴郎和伴娘——一個50多歲、一米七左右，脖子和手腕上戴着油光锃亮手串的男人，和一個身穿綠色連衣裙，手腕上同樣纏着手絹的女人。

這個由媒婆、職業新娘、職業伴郎伴娘組成的女方親友團，趕往宋大志家。

光棍兒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車子停在了宋大志家門口。雖說隻是“一日婚”，宋家人也為此做了些準備。他們在外牆貼上了“良辰美景 張燈結彩”八個大字，院子角落貼着大大的“喜”字。

但這些還是掩蓋不了院子的破敗——三間房子是30多年前蓋起來的，牆上的紅磚早就褪了色，有的窗框上連玻璃都沒有。院子沒有硬化，裸露的黃土地上種着幾株南瓜和兩排辣椒。在村裡，宋大志家人丁興旺，他有一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一堆表兄弟和堂兄妹。大家日子過得還算安穩。

“讨老婆”是宋大志未竟的“事業”——早些年，女方嫌他窮。在門當戶對和男高女低的傳統婚嫁模式下，像他這樣固守着三間老房子的底層男性，連輛自行車都沒有，更遑論結婚生子。40多歲時，有人給他介紹過一個雙腿殘疾的女人，大他10歲。女方到宋大志家看了一圈，這門親事就黃了。自那之後，再也沒人給他張羅過親事。

在華北農村，“光棍”被認為是最大的失敗者。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陶自祥在博士論文中提到，對這裡的成年男子來說，脫離父母的舊家庭，而自身倘若沒有組建新家庭的能力，生活沒有家庭作為載體來參與社區性互動，其生命意義會被認為是無法實現的，“在華北平原，‘光棍’是沒有資格來過日子的，一個光棍的‘家’在華北平原沒有任何社區性文化意義。這樣的家庭受到村莊強烈的身份排斥”。

死後進不了祖墳，對光棍們來說是很大困擾。攝影：李禾

起初，宋大志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起居還算有個照應。2011年、2013年父母相繼去世後，他的生活變得一團糟。他不愛幹淨，喜歡在外面撿垃圾，把垃圾堆放到屋裡。天氣一熱，屋裡總有股馊味，很多人因此把他當成“流浪漢”或“傻子”。

平時除了務農，或是到鎮上建築工地打工外，他總愛跟村裡的其他光棍湊在一起。幾個人聊得最多的，除了掙錢，就是女人——誰長得好看，誰成了寡婦。宋大志想過找個寡婦搭夥過日子，他打聽了一下，聽說對方要彩禮，得備上金镯子，就沒敢再惦記。也有人給他建議花三五萬，去買個雲南或者越南的老婆，宋大志還是嫌貴。實際上，他有十幾萬存款，可得“留着防老”。

一個人熬了一年又一年後，宋大志恐慌起來。光棍入不了祖墳，對他來說，意味着無法和父母地下團圓。這個習俗在華北平原延續了數百年，甚至更久。至于光棍如何安葬，各地做法也不相同。以河北省為例，有的會随便給找個地方埋了，有的則會葬到離祖墳不遠的位置。

2022年下半年，宋大志跟哥哥說起自己的擔憂。哥哥安慰他，大不了配陰婚——這一至今流行于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地的封建陋習，是指為自己家裡死去的人找尋“配偶”，把他們作為夫妻的名分葬在一起。“但陰婚對象很難找”，有當地的易經研究者透露。

2023年4月中旬，村裡其他光棍告訴宋大志，縣裡有人結了“一日婚”，并說這種形式等同于結婚，死了能入祖墳。宋大志立馬托人打聽。最終，在縣城工作的弟弟輾轉打聽到了媒婆吳姐的電話。吳姐很熱情，說新娘随時有，收費3600元，中介費1000元，伴郎伴娘給幾百元紅包就可以。她催宋大志趕緊把日子定了，說想要結“一日婚”的人太多，排不過來。

至于新娘，按照規矩，婚禮前是不能見的。“你就瞧好吧，我這邊的新娘質量，在全市都是最好的。”吳姐不肯透露新娘的年齡、籍貫和婚姻狀況，擔心她們個人信息暴露太多。

“就和開盲盒一樣。”宋大志的弟弟覺得。

婚禮開始了，新娘和新郎被安排坐在屋前空地的椅子上，接受親戚們的祝福。宋大志顯然有些緊張，一直不敢靠近新娘，田麗麗則始終保持微笑。圍觀的人開始起哄，有人讓他倆擁抱一下，有人慫恿宋大志親吻新娘。宋大志躲閃着，直到家裡一位長者宣布婚禮開始，“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宋家老二要結婚了……讓我們祝福這對新人和和美美，白頭到老。”

夫妻對拜環節，宋大志敷衍地低了低頭，田麗麗深鞠一躬，看上去很真誠。

婚禮的最後，兩人被車子拉到1公裡外的父母墳前跪拜，點香、燒紙、磕頭。宣布婚禮開始的那位長者對着墓碑鄭重地說，“你們家老二結婚了。好好看看，這是新娘子。以後一家人就能團聚了，放心吧。”

儀式完成後，女方親友團沒再去婚宴現場。整場婚禮，宋家支付給媒婆5600元，其中田麗麗分到3600元，吳姐拿走1000元，伴郎伴娘各分500元。

“一輩子有這麼一回，值了。”宋大志覺得挺好，禮金收了幾千，自己的存款幾乎沒動，“這不比配陰婚劃算多了。”他把兩人合影貼在衣櫃鏡子上，照片一角印着“百年好合”四個字，“等我死後，把這照片放進棺材，這是我的結婚證明。”

吳姐很忙

宋大志的婚禮還沒結束，吳姐的下一單生意就來了。

“他們都覺得我是活菩薩。”接完客戶電話，她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吳姐比宋大志大6歲，可比他顯得年輕。她喜歡穿碎花衣服，把花白頭發染得烏黑。相比起跳廣場舞和拉家常，她更享受當媒婆。

平日裡，隻要有陌生電話打進來，她會立馬接聽——男的喊“老弟”，女的年長的叫“老姐姐”，稍微年輕的叫“老妹”，再小一點就是“大妹子”。如果是介紹對象，她一般會大聲連說三次“沒問題”，讓對方加自己微信，再跑去給對方的朋友圈挨個點贊。

吳姐說自己用年輕人的話講，叫“社牛”。大約十幾年前，有人找她撮合了一起婚姻後，塞了200元錢紅包給她。她忽然意識到，或許可以把媒婆當成副業，這比平時務農主業要輕松許多。那之後，她開始留意十裡八鄉的單身男女，也時刻關心誰離婚或是喪偶。

“現在的年輕女孩、小夥子很多在外地上學，回家後認識的人不多，要想找對象，很多得靠媒婆。”吳姐的生意還不錯，“我們老家，半個村的婚姻，都是我介紹的。”

她早年的業務範圍裡，沒有“一日婚”。“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流行的。”吳姐記得，大約五六年前，有當地人給她打電話，說想要個“一日婚”新娘。吳姐聽了覺得挺荒謬，“那不是連人帶鬼一起糊弄嗎？”可電話那頭态度很真切。吳姐仔細一想，或許這是門新生意。

于是，她四下打聽相關信息，并拿到了鄰縣一個媒婆的電話。

一頓飯的功夫，吳姐學到了門道。這其中，“最難的就是找新娘子”。回到本縣後，她開始尋找在當地工作的外地保姆、按摩技師。堅決不找本地人，是擔心“影響不好”。

她招到的第一個新娘，是一個50多歲的外地保姆。丈夫去世後，從家鄉到這裡随外嫁的女兒生活。男方則是鄰縣農村的一個光棍。這筆生意下來，新娘拿到2000元，吳姐拿到600元。此後，靠着口口相傳，吳姐的生意慢慢好了起來，陸續招到了6個外地新娘。

新娘并不好找，“最主要都覺得丢人，沒人願意幹”。對于選新娘的标準，除外地人外，吳姐還開出兩個條件——不超過60歲、身體沒殘疾。起初，她想找退休人員或在飯店打工的女性，但不光找不到，還總被罵“老不正經”。

經曆了幾次失敗後，她把選人目标鎖定在按摩店，以及保姆群體。

吳姐手上的新娘不論年齡長相，一律統一定價，“那些光棍漢根本不挑年齡。我也想找更年輕的，30多歲最好，可沒人幹。”時間久了，吳姐的雪球越滾越大，其他縣的人有時也會慕名找來。而這種生意恰恰是正規婚介機構很少去做的，在他們看來，“那不就是騙人嘛，我們不想出事。”

兩張圖中的新娘為同一人，她至少與兩名光棍結過婚。受訪者供圖

吳姐所在的縣城周邊，還隐匿着不少類似的媒婆。她們的操作流程大抵相同——不提前透露新娘信息，也極少在婚前安排新郎和新娘見面。如果強行要求見面，有媒婆會提出讓男方帶身份證，并且“不能說話，隻能遠遠看一下”。此外，每個地方收費也不大一樣，便宜的一次三四千，貴一些的五六千。有媒婆直接開價兩萬元，“過夜的話，再加2000元。”對于過夜一事，大多媒婆是拒絕的，“那不是介紹賣淫嫖娼嗎？”

“不管是新郎還是新娘，他們都是可憐人，我們是在幫他們。”在吳姐看來，這種做法沒有任何不妥。僅僅靠着做職業新娘的生意，吳姐每年能賺四五萬，“比縣裡拿退休金的老太太掙得多。”她的丈夫和兒子也支持她。為方便母親聯系業務，大兒子還把她接到縣城居住。

“咱是幫人結婚的，不是拉皮條的。”吳姐說，“不信你問小田，我啥時候要求她們過夜？”

縣城裡的外地女人

小田，就是田麗麗。她是吳姐手頭目前最年輕的新娘。

和宋大志辦完儀式被送回按摩店後，她馬上去附近農行取款機上把錢存到自己的卡裡，準備等老家的丈夫沒錢時給他轉過去，“店裡人來人往的，放很多現金不安全。”話是這樣說，但實際上，她的按摩店生意并不好，附近小區的居民更願意去不遠處的盲人按摩店。

這讓田麗麗有些不爽。她覺得總有人給“休閑按摩”貼色情标簽，她堅稱自己從事的是正規按摩。為了證明自己的專業，田麗麗展示了她取得的，一本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監制的《職業資格證書》，證書裡面類别為“保健按摩師”。

田麗麗在足療按摩行業做了20多年，輾轉過沈陽、昆明、武漢、合肥等地。就連她的丈夫，也是在足療店打工時認識的同店保安。結婚後的前兩年，他們還在同一個城市工作。孩子四五歲時，丈夫帶着孩子回了老家，平時在家務農，偶爾打打零工，家裡大部分開銷都是田麗麗承擔。就這樣，她一直把孩子養到了21歲，大專畢業。

隻有過年時，她會回老家待一周。孩子對她似乎沒什麼感情，“明顯和他爸更親”。

對孩子和丈夫，田麗麗謊稱自己是在做保姆——她也的确做過一段時間保姆。在老鄉的介紹下，她到北京照顧失能老人。可這份工作太熬人了，她幾乎全天都要待在老人家裡，給她喂飯、翻身、按摩、端屎端尿，沒有任何喘息時間。半年後，她離開了老人家。

有老鄉建議她報個按摩培訓班，她報了，學得很認真，也順利拿到了證書。起初，她在北京一家按摩店上班，不到一年店鋪倒閉，她又失業了。田麗麗本想留在北京繼續找工作，可年過40，随着身材走樣、皺紋不斷增多，她在這座城市的求職市場上沒有絲毫優勢。在去一家盲人按摩店應聘時，老闆甚至因為她不是盲人，沒有要她。

在北京兜兜轉轉，田麗麗的壓力越來越大。就在她想回老家發展的時候，之前工作過的按摩店老闆打來電話，說在距北京幾十公裡外縣城開了一家按摩店，希望她來幫忙。

縣城位于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地帶中心，是個傳統農業縣。和北方很多縣城一樣，這裡的年輕人大多外出工作。留在當地的，過着乏味的生活——打工、逛夜市，偶爾去下KTV。

那年，田麗麗43歲。縣城裡的這家按摩店裡算上她，一共隻有兩個員工。為了防止田麗麗和同事接私活，老闆在店裡裝了監控，客人日常消費掃的二維碼是連接老闆的。

彼時算上提成，田麗麗每月能掙五六千元。疫情之後，生意陡然下降，老闆想要關店。對田麗麗來說，這意味着她無處可去了。于是，她提出接手店面，自己當老闆。

“就當租房住了。”田麗麗說，店裡租金每月5000元，為了節約成本，她辭掉了之前的同事。疫情反複下，店裡生意時好時壞。堅持到2021年下半年時，她的人生再次發生變化——一個常來按摩的老太太突然說要給她介紹個兼職。這個老太太就是吳姐。

聽說要和光棍結婚，田麗麗一陣惡心，沒答應。但每次吳姐來按摩，總要跟她念叨這事，還給她看其他職業新娘的視頻——視頻中，新郎新娘端坐在院子裡接受大家圍觀，似乎沒什麼出格的事。吳姐用來說服田麗麗的理由是，“就大半天時間，反正是你外地的，誰也不認識”。她還保證，絕不過夜，不會領證，更構不上重婚罪。

當店裡生意越來越差時，田麗麗心動了。她向吳姐提出“不透露身世、不安排過夜、不發送照片”的要求，否則“誰都别好過”。

“新娘”

2021年冬天，時年46歲的田麗麗接了首單生意——一個當地農村光棍，為了死後能入祖墳，找吳姐安排一日婚。當時，新娘的費用隻有2000元。

第一次做職業新娘，田麗麗有些緊張，她擔心會暴露。為此，她化了濃妝，戴了一頂齊腰的黑色假發，衣服也由鐘愛的黑白灰色，換成了粉色旗袍。外形與平時的自己判若兩人。

男方是個70多歲的老頭。盡管田麗麗做了很多心理建設，但眼看要和自己父親年齡相仿的人拜堂，她隻能強忍着反胃。“當時大腦一片空白，隻記得些片段”，田麗麗說，這些片段，包括有人強行将兩人腦袋緊貼在一位，有人趁亂摸她的後背與臀部。最讓她别扭的，是和新郎到墳地下跪，對着不認識的人喊爹媽。最終，她拿到了2000元現金，幾斤糖果、瓜子，以及香煙和白酒。

一名正在結“一日婚”的男子。攝影：李禾

回到按摩店後，她還是覺得反胃，但又不想就此退出，“大概還是為了多掙些錢吧。”用了兩三天後，她和那些情緒和解了。她給吳姐發微信說，“這次謝謝了，以後多合作。”

沒過幾天，吳姐給她介紹了第二單生意，男方老家也是當地農村的。這一次，田麗麗沒那麼别扭了。随着結婚次數越來越多，她逐漸專業起來，不僅克服了反胃，還能保持微笑。但她盡量不開口說話，以免熟人通過聲音認出自己。每次，她都要化濃妝、戴假發，隻是穿衣沒那麼在意了，覺得“穿什麼無所謂”。

兩年多下來，田麗麗和當地一些光棍結了婚，也與鄰縣一些光棍結過。結婚費用由最初的2000元，變成了2500元、3000元，直到現在的3600元，“有時候一個月結十幾次，有時候兩三次。除了疫情嚴重的時候，幾乎每個月都有婚禮。”這讓她變得習慣和麻木。有幾次，她還和同村的多個光棍結婚，“就是和一個老頭結婚後，沒多久又和同村老頭結婚了。”有時在婚禮現場，還會有之前的“丈夫”來圍觀。

田麗麗說，自己最後的底線是“不過夜”。也的确有光棍提出過加錢過夜的要求，她一概拒絕了，“我隻是當新娘，不是當小姐。”為了避免閑話，她幾乎不主動交當地朋友，有客人按摩時問起她的家鄉，她也會随口說個省份。

靠着這個“副業”，她養活着自己、按摩店，遠方的丈夫和孩子。

丈夫一直以為田麗麗在北京做保姆。今年5月，她險些露餡。彼時，她和一個光棍結婚的視頻被人發到短視頻平台，剛好被丈夫刷到。他把視頻轉給她，“這個人很像你”。

田麗麗吓出一身冷汗。她趕緊解釋，“是挺像，但不是我，我在北京呢。”為了制造在北京工作的假象，她時不時乘大巴去北京，在一個固定的小區門前給家裡打視頻電話，證明自己在北京。到北京後，她還會拍些有明顯标志的視頻和圖片，保存起來，回到縣裡後再隔三差五用這些發朋友圈。

前段時間，她和宋大志結婚時，就在朋友圈發了張自己在陶然亭公園的留影，配文寫道，“今天真熱，來公園避暑是不錯的選擇”——這條信息，有12個人點贊，其中有田麗麗的丈夫，也有媒婆吳姐。

日漸麻木沒能讓田麗麗變得更快樂，她還是覺得做職業新娘不道德。為了讓自己得到救贖，她信過教、拜過佛。她告訴“上帝”和“釋迦牟尼”，自己是在幫别人入祖墳，從沒有害人之心。她也想過離開這個行當，“真沒人逼我幹這個，可我還能做什麼呢？”每次郁悶了，她就找吳姐吐槽。後者開導她，“什麼都是假的，隻有錢是真的。”

6月中旬搞掂了宋大志的婚事後，吳姐又接了兩次活兒，新娘都是田麗麗。7月2日上午，她突然接到宋金才的電話。幫堂哥接親後，他在家猶豫了一陣，提出想結“一日婚”。

“老弟，你就瞧好吧，上次和你哥結（婚）那個行不行？”吳姐又一次推薦了田麗麗。

“還是換個吧。”宋金才吞吞吐吐起來，“咋說也是我嫂子，總覺得不太好。”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