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華夏思想文化史上，太上老子與素王孔子是兩位最重要的先哲，分别開創了道家、儒家兩大學派，影響中華民族達數千年之久，根據《史記》、《禮記》、《莊子》、《呂氏春秋》等典籍的記載，孔子還曾多次“問禮”于老子。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兩位大聖人在思想上卻有許多的不同之處，如對“禮”的态度就是一個重要表現。

如衆所知，面對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孔子希望恢複社會秩序，安定世道人心，他積極提倡恢複東周的禮樂制度。與之相反，老子對周朝的禮樂制度有諸多批評。

如作為《德經》首章的《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就明确說道：“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魏晉名士之一的王弼，以其對《道德經》的注解聞名于世，其解有雲：“夫禮也，所始首于忠心不笃，通簡不陽，責備于表，機微争制，夫仁義發于内，為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即将禮完全作為外在的僞飾，是對生命存在的歪曲，當時宗奉道家思想的名士們，就提倡追求道家式的逍遙，非孔孟而薄湯武，做出種種逾越禮法的荒誕行為，認為“禮法豈為我輩所設”，将儒家與道家推到對立的境地。

宋明理學家也據此批判道家非聖誣法，毀棄禮教，斥為異端。據此，人們往往将老子、道家定位為否定禮制、棄絕禮法的形象。

但考諸《道德經》的經文，依然有“吉事尚左，兇事尚右……戰勝以喪禮處之”等關于如何操辦禮儀的内容，可見“禮”并不為老子所絕對否定，實際上，作為社會存在的人，永遠處于人際關系之中，為保障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互動，禮的存在不可或缺。

老子作為大聖哲，不可能不明白如此簡單的道理而去簡單的、拙劣的否定禮。

2、有學者認為，要注意到老子所處的春秋晚期的社會曆史情況，才能更好的理解老子對“禮”的批評，考諸曆史，在當時已經存在許多批評和反思周禮的聲音。

如《左傳》記載：“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子大叔認為，禮并不是揖讓、周旋這些外在的形式動作，而是一套文化體系，包含了政治、經濟、生活、文化、藝術等幾乎社會所有方面的内容。

昭公五年，魯國國君拜訪晉國，各種場合沒有任何失禮之處，結果晉國大臣女叔齊卻說“魯侯焉知禮！”因為進退揖讓這些在女叔齊看來“是儀也，不可謂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而立志恢複周禮的孔子，也感歎“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在這個時代，“經禮三千，曲禮三百”，禮儀已經空前的繁缛複雜，而禮的精神卻日漸失落，逐漸轉變為徒具形式。甚至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局面出現，“禮樂征伐”原本屬于周天子的權威，也已經淪落到“自諸侯出”。

正如《莊子》所批判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禮已經背離了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功用，淪為政治勢力勾心鬥角的遮羞布。

面對這種局面，孔子和老子都想讓人類回歸到淳樸的本性，孔子希望通過恢複周禮來實現這一目的，而老子則認為人的天性本來是清靜的、完善的，不應該再去提倡禮法來修飾人性，而是應當讓人回歸本性的真實自然。

3、相反，如果公開提倡所謂的仁義道德，人們看到表現出仁義道德、遵守禮法能夠獲得聲譽、好處，就會作僞，可能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的局面。

在曆史上，為了謀得朝廷嘉獎，許多家族主動或順勢迫使喪偶女子孀居守節，釀造了無數的人間慘劇，這都是提倡所謂禮法節義的後果。這都是刻意提倡“道德禮教”所導緻的對人性的扭曲和扼殺。

清儒戴震憤怒的稱之為“以理殺人”，而近代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沖受到激烈抨擊的也正是這種異化了的“道德禮教”。

在《道德經》中，老子提出了“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的思路。将形而上的“道”和人性本有的“德”（德者，得也，道之在人謂之德，頗近似于後世道教思想家們說的一切衆生本具的“道性”）作為仁、義、禮的形上依據。

仁義、禮法等與形而上的道、德相通，服務于天道的生生之大化，而不是反過來制約、窒息一切存在的生化之流，這樣，仁義、禮法就擁有了源頭活水。

老子認為，應當“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所謂“無為而無以為”，并不是說什麼都不做，而是通過對本源之德、人性本真的涵養和保護，發揮道對人性的潤化作用，“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

“無以為”就是說在修養道德時不要帶有功利性的目的，尤其不能以功利來衡量道德的高下。

4、就此而言，孟子的四端說，陽明的良知說，都頗能與老子、道家所追求的純真的、樸實的、活潑的道德仁義相通。孟子認為，每個人都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這就是人人天生本具的善端，無關乎利益得失的計較。

當人看到小孩子快要落到水井中，自然的心生不安，想要沖上去解救，這種善心不是為了邀獲社會的贊美，也不是為了谄媚小孩的親屬，而是人内心不自己的天然沖動，隻要人能擴充這種善念，就自然成為有道德的人。

陽明的良知學說同樣認為，每個人天生具有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面對自己内心的思想和外在的人事，自己的良知清楚的知道每一念、每一事的對錯，隻要順其對，去其錯，就能成就道德，也正因為如此，錢穆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到陽明，頗有溝通儒道之意。

簡而言之，老子、道家對“禮”的批評，并不是簡單的去否定禮法、禮制，而是從更深遠的層面注意到了外在形式對人性的扭曲，以及外在禮儀和内在道德之間的不統一。

也正為如此，道家才要求從内在出發，從人的本真出發去生出真正的道德，達到“民複慈孝”、“百姓皆曰我自然”的境界。

正如有學者（北京交通大學周耿）指出的，老子認為隻有重新回到仁義禮的本源，才能從根源上促使人性的複歸，這體現了老子對人性與社會更為深沉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