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素問》運氣七篇大論（以下簡稱《七篇》），古今聚訟紛纭，争論的焦點是——《七篇》是否是《素問》的原作。宋代林億等認為其非《素問》原作，近代方藥中先生認為《七篇》不是僞書，而是《内經》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筆者認為，《七篇》究竟是否是《素問》原作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其内容有什麼學術價值、鑒此，現就《七篇》的學術思想作一概要探讨。

一、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

《七篇》主要研究天時氣候變化以及氣候變化對生物的影響，氣候變化盡管複雜多樣，但《七篇》肯定它們是一個有規律的有嚴格秩序的循環，一年一個小循環，六十年一個大循環，通過“五運”和“六氣”兩大系統的運動，形成六十種氣候變化類型。位居自然之中的人及其他一切生物類，也都出現了與之相應的規律性周期的變化。

《六微旨大論》指出：“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人類生活于天地之氣交會之中，故必須順應天地之氣的變化，萬物也同樣依賴天地之氣的作用，才能正常生化。《七篇》将氣候、物候、病候的變化，納入“五運”和“六氣”系統，從時間和利用的統一整體上考察和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認為運氣有太過不及、勝複、郁發等具體變化，氣候、物候、病候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例如，《氣交變大論》載：木運太過，出現大風流行，天上雲物飛動，地上草木搖動不甯，江至倒偃搖落，人體易得肝病；木運不及之年，出現燥氣流行，肅殺之氣太甚，生發之氣不能應時而至，草木不榮，谷物不能成熟，人易得肺病。六氣中司天在泉之氣分司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氣候變化。六氣不同司化，氣候、物候、病候也有相應的變化。如《六元正紀大論》載：凡太陰濕土司天，氣化運行後于天時，大風時起，原野昏沉，白埃四布，雲聚南方，寒雨時降，植物成熟于夏秋之交，人病多以寒濕為患；凡太陰濕土在泉，雨水偏多，草木早衰，霧露布滿山谷，山色昏蒙，人多痰飲病。在六氣勝複時仍然顯示了自然變化和人體發病的關系。

如《至真要大論》載：太陽寒氣偏勝，冷凝之氣到來，不到結冰時而結冰，羽蟲的化生時間推遲，人體病多痔瘡、瘧疾、胃痛；如太陰濕氣來複，則濕氣大勝，大雨時行，魚類鱗介動物多見于陸地，人體脾陽受困而見身重中滿，飲食不化，胸中郁悶不暢，喘嗽痰飲發于中。當五郁之發時，同樣出現三候同步變化。如《六元正紀大論》載：金郁之發時，“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涼乃舉，草樹浮煙，燥氣以行，霜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幹”，病多咳逆，心脅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咽幹面塵色惡等。

這些描述說明，人和天地有着統一的本原和屬性，人的生命活動與自然界遵循着同一變化規律，“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我們不能否認《七篇》所揭示的氣候、物候、病候的變化規律含有機械推測的成分，對照今天的實際情況未必完全相符，但從其所記載的内容分析，大多來自對自然界及人類生命活動的長期觀察和經驗積累。

我們通過這些直觀的觀測和記載中，可以發現更深層次的含義。從認識論而言，它對人的生理病理活動的研究并不囿于人體本身的變化，而是将人置于整個自然界的時間和空間這個大環境下來加以考察和研究，從人與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中加以分析和把握，這對我們今天研究醫學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

二、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

《七篇》認為，氣是宇宙的本元，氣的升降相因，交錯相感是産生自然界一切事物及現象的根源。《六微旨大論》說：“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由作矣。”自然界一切氣候現象都是由“五運”和“六氣”兩個“氣象要素系統”交錯疊加，經過自然的綜合而形成的。這種運氣交錯疊加有着相對的穩定性和變動性。如果運氣和時序主歲大緻相合則氣候諧和，風調雨順，反之則時序錯亂導緻災變。

故《五運行大論》說：“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從其氣則和，逆其氣則病。”宋代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有一段極好的記述：“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氣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郁、勝、複、太過、不及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謂之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為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郁；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複；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随其所變，疾疠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運氣的變化常中有變，變中有常，“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它提示人們應該把握運氣的變化規律。“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六元正紀大論》），即令人體和調于運氣的生化規律，适應天地升降之宜，才能保持康泰；倘若違背了它，就難免不招緻疾病。

“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概括地說明了自然界氣運的諧調與否和氣候、物候、病候的常變密切相關。所謂“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即氣候與季節相應的為“當位”，見氣候平順，反之即是“非其位”，成為緻病之邪（非時之氣）。明·張介賓對此句有進一步的發揮，他從自然界氣的運動變化聯系到人體的氣化。他說：“氣之在人，和則為正氣，不和則為邪氣”，“故其在外有六氣之候，在内則有九氣之亂，而凡病之為虛為實為熱為寒……蓋氣有不調之處，即病本所在之地也。”（《景嶽全書》）六氣的太過、不及，即成緻病之“六淫”、情志内傷令氣機失調，邪從内生。這一點，《七篇》與《舉痛論》所提出的“百病生于氣”的觀點遙相呼應，也是“氣—元論”哲學思想的生動體現。

三、審察病機，無失氣宜

《至真要大論》指出，醫生僅僅了解緻病的原因和治病的原則是不夠的，往往仍不能取得“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污”的十全療效，其關鍵在于“審察病機，無失氣宜”。即在考察病機時要始終考慮當年運氣的盛衰對病理演變的影響，而這一點常被一般臨床醫生所忽略，故宋·劉溫舒說：“識病之法，以其病氣歸于五運大氣之化，明可見矣。”

著名的病機十九條是學習分析病機的示範，其基本精神是以風、熱、火、濕、燥、寒六氣為中心，聯系臨床表現與五髒的司屬關系，從而對各種臨床主症進行定位與定性。《七篇》提示我們：自然氣候變化有盛有衰，有太過或不及，這些變化會引起人體相應髒腑的虛實盛衰變化。如太過之紀主要是本氣流行，兼其所勝之氣為抑，所不勝之氣被侮；其發病主要在本髒，同時影響所勝、所不勝髒。如木運太過之年，肝氣亢盛為病，脾氣被抑，肺氣被侮，出現肝脾肺俱病不及之紀，主要是克己之氣盛行，其發病的原則是己所不勝者乘虛勝之而本髒病，勝極則己所生者極複其勝，而勝者之髒亦病。如金運不及之年，肺氣虛衰，心火乘肺，腎水極複心火，以緻肺心同病。平氣之紀主要表現“運太過而被抑，運不及而得助”的平正情況，若病則較單純，多發于本髒。如運氣同化，易緻偏勝而獨治，易出現急重危證；運氣異化；則有“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的氣候病候特點。

《七篇》為我們制定了一整套分析病機的機械模式，其用心頗為良苦，但它把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和秩序性誇大了，忽視了偶然因素對事物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我們照搬套用，就容易犯錯誤。但它從另一方面昭示了自然界内部存在着一種自動調控系統，以維持自然變化的相對協調。

同樣，人體内部也存有自動調控能力，當緻病的反常氣候威脅人體的時候，人體通過自身的調控和制約，以防止或減緩疾病的發生發展。在既病之後，髒腑之間又按照一定的秩序相互影響。我們今天研究分析運氣和病機變化之間的聯系時，完全可以不必拘泥于刻闆的程式，而着重領會其中的精神實質，以探讨氣候變化與病機演變之間的确切聯系。

令人欣慰的是，人們已經關注于太陽活動的周期變化是氣候－水文周期變化的重要制約因素，而氣候，水文條件又是疾病流行的重要生态環境，因此，疾病的傳播與流行和易感人群，都無不與太陽－氣候－水文條件變化有關。

四、必先歲氣，無伐天和

《七篇》根據四時氣候的常變，提出了“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的法時而治的思想。

《五常政大論》說：“聖人治病，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吳昆亦說：“歲氣有偏，人病因之，用藥必明乎歲氣。”既然疾病的發生與運氣的盛衰、太過不及有關，那麼治療亦不能忽視歲氣的變遷。“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六節藏象論》）。一個合格的醫生，必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否則就有可能動手便錯。

《六元正紀大論》談到根據時令氣候的不同而注意用藥的宜忌。“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即無論是用藥或飲食，都應與時令相适應，但如出現假象，則又不必拘泥，所謂“假者反常”。另外，該篇還記述了某些特殊情況的治療，如“發表不遠熱，攻裡不遠寒”，即夏季有表寒證的，不能不用熱藥，冬季有裡郁證的，也不能不用寒涼之品。不僅如此，《七篇》還根據六淫緻病的不同性質為後世垂示了寒熱溫清的治療原則。如《至真要大論》所說“風淫于内，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于内，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這些理論原則一直有效地指導着後世的臨床實踐。

李時珍《本草綱目》列五運六氣用藥式，其在卷一中還提出了“順時氣而養天和”的觀點，他說“春月宜加辛溫之藥，香薷、生姜之類，以順夏浮之氣；長夏宜加甘苦辛溫之藥，人參、白術、蒼術、黃柏之類，以順化成之氣；秋月宜加酸溫之藥，芍藥、烏梅之類，以順秋降之氣；冬月宜加苦寒之藥，黃芩、知母之類，以順冬沉之氣。”這些均是對《七篇》“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治療學思想的注腳和發揮。

總之，《七篇》為我們勾畫了一個氣候、物候、病候變化節律的模式，其中蘊含了不少可貴的科學見解和值得研究的課題，對當今的臨床實踐及醫學研究仍具有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