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桂珍是清末民初傑出的女性人物之一，也是民國最優秀的母親之一。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養育了三個異常優秀的女兒——宋霭齡、宋慶齡和宋美齡。姐妹三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使人們對她們的母親充滿了好奇。

究竟是什麼樣的傑出女性能培養出如此優秀的女兒？這位女性身上又有着什麼特質能深深影響這些民國“皇後”們呢？答案似乎就在靜靜流淌着的曆史之河的細石深處……

名門閨秀，才華橫溢

倪桂珍出身名門，其先祖可以追溯到明末科學家、農學家和政治家徐光啟。1601年，徐光啟在著名傳教士利瑪窦的介紹下，正式皈依基督教，成為基督教徒。據說上海徐家彙的天文台，就是以他的家族命名的。

宋氏三姐妹的母親

徐光啟曾擔任過崇祯皇帝的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且是教會台柱。他翻譯過多部歐洲著作，種類繁多，包括三角學、水力學、天文學，甚至還有歐幾裡得的幾何學等，是一個極富才學的人。徐光啟後來離開北京，回到家鄉上海，上海天主教最大的教堂，便設在徐家彙徐光啟的故居。

倪桂珍的母親就屬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彙，成年後嫁給了其家庭教師倪韫山。倪韫山是美國聖公會的教徒，在他的帶動下，倪桂珍的母親也信奉起了聖公會。

1869年，一個漂亮可愛的小女嬰出生了，她便是倪桂珍。對倪桂珍來說，生在這樣的家庭是一種幸運，她的父母十分民主，不重男輕女。她的父母共有三女一子，分别是倪桂清、倪桂殊、倪桂珍和倪錫慶，倪桂珍是老三，從小聰明活潑，深受父母喜愛。

倪桂珍三四歲時就開始在私塾念書，5歲時跟着家庭教師學習漢字、書法等，8歲時。進入由上海婦女聯合救濟機構開辦的布裡奇曼女子學校讀書，14歲時被保送到上海西門的佩文女子中學，17歲時從中學畢業。在校期間，她成績優異，擅長數學，喜歡彈鋼琴，畢業後留校任教員。

倪桂珍從小就膽大過人，處事不驚，倪家後人們曾提及關于倪桂珍小時候的故事。有一次，倪桂珍與二姐桂殊在上海斜橋邊玩，沒想到遇到了小混混。那小混混牽着惡狗，帶着惡仆，意圖非禮她們。倪桂珍挺身而出，對其厲聲斥責，幾人對峙間，校警聞訊趕來，小混混見勢不妙，趕緊灰溜溜地跑掉了。

宋慶齡、宋霭齡和母親倪桂珍的合影

由于生在一個頗為民主的家庭，倪桂珍從小就敢作敢為，有主見，能大膽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當時的女性都必須纏足，可倪桂珍小時候因為對纏足不适應，發起了高燒。她對纏足十分抵制，使父母最終放棄了讓她纏足的打算。

成年以後的倪桂珍，就因為纏足的問題在婚姻問題上遇到了麻煩。當時人們比較保守，價值觀、審美觀被嚴重扭曲，一個沒有纏過足的女孩很難受到别人的青睐；再加上她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可謂才華橫溢，在推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顯得較為異類，許多保守的家庭都不願向其提親。

少年宋慶齡與母親合影

如此種種，使得倪桂珍便成了一個19歲還未嫁出去的“老姑娘”。恰逢此時，牛尚周向其父母推薦了宋耀如。盡管宋耀如後來做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可在未發迹時很難找到适合的對象。他不中不西的模樣，以及國人看來很怪異的傳教士身份，再加上當時窮困潦倒，沒幾個條件好的姑娘能看得上他。

幸而倪桂珍的父母“慧眼識英雄”，與宋耀如見過面之後，便同意了兩人的婚事。婚後沒過多久，倪桂珍随同丈夫一起回到祖籍餘姚老家，拜會了同鄉族鄰後在餘姚城區參加了布道活動。活動結束後随大離開工學布道。

在昆山，她與丈夫一邊布道，一邊經商，同時開始獨立傳教。那時，他們的生活過得很辛苦，倪桂珍甚至在冬天時買不起一條圍巾，隻能把舊毛巾圍在脖子上。雖然生活很貧困，但因為夫婦倆信仰、性格和興趣契合，日子仍過得很愉快。

倪桂珍全力支持丈夫的事業，甚至為他脫離倪家信奉的宗派倫敦會，轉而進入宋耀如所在的美國監理會。她曾說：“我遵從上帝的啟示，上帝指引我來到查理身邊，我要輔佐他，支持他，為他的事業獻出我的一切！”

倪桂珍的父親曾一度為她的決定感到震驚，一個人脫離了原本的教會而轉而信奉其他教會，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會引起人們的震驚。宋耀如則是被她深深感動，他曾這樣談論過妻子：“桂珍是生活在東方的堅強女性，她的偉大在于敢自己選擇愛人，這在東方、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

宋家全家福:右起為宋慶齡、宋子安、宋子文、宋霭齡；後排:宋美齡、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1889—1907年間，宋耀如夫婦共生了六個孩子，分别是大女兒宋霭齡，二女兒宋慶齡，三子宋子文，四女兒宋美齡，五子宋子良和六子宋子安。

比起丈夫宋耀如，倪桂珍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宋耀如是個商人，除賺錢養家外，還要忙于各種社會活動，所以家中事幾乎全由倪桂珍包辦。可以說，在宋家，并非是中國傳統家庭那樣的“嚴父慈母”，而是“母代父職”。

倪桂珍對家庭、孩子都有高度的責任感，對他們要求很嚴格。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義的規範生活，絕對不允許孩子有酗酒、賭博等行為，要求孩子們在上帝面前必須虔誠規矩，她認為溺愛會使孩子們有依賴性，将來難有作為。

除了在家中做合格的妻子與母親外，倪桂珍還對社會福利事業十分熱心。據她的兒女回憶說：“母親料理家務，設法量入為出。凡是省吃儉用節餘下的錢，她即捐贈給革命事業。她也接濟窮人，并且是學校和教堂的贊助人。”可見，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幾近完美。

賢良淑德，世間罕有

倪桂珍教育子女的方式，被人們評價為“斯巴達克式”教育。斯巴達克人勤勞、刻苦，吃苦耐勞，而倪桂珍也一直在有意識地培養孩子們各種能力 兒與吃苦的精神。

她極重視女兒們的實際生活能力。她教女兒學做飯、學煮菜，以及學着 始做針線活。宋慶齡和宋美齡針線活學得還不錯，唯獨宋霭齡沒法學好，後因父親說情，才免去了學習針線活這一苦差事。

倪桂珍對子女們進行了最初的民主啟蒙教育，經常從美國購買原版的幼 T兒讀物，帶領他們合編《上海兒童報》，督促他們學中英文、演講、打字、書法、彈鋼琴等，促進了他們才智的發展。她有時還會為孩子們講述曆史故事，使他們從中受益。

她的子女們在傳記中提到：“母親單獨教我們閱讀和演奏音樂，和我們一起吃了無數的苦，但她心平氣和地忍受了這一切。那時人們剛剛開始認真對待女孩子的教育問題，而母親卻早已打定主意：她的所有女兒都應該到國外去學習。”

那個年代，是一個嚴重重男輕女的年代，并崇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但受過西學教育的倪桂珍抛棄了這種封建思想，對女兒們的學業極為重視。在女兒們還很小的時候，她就同丈夫一同把她們送進寄宿學校去讀書；待她們再大一點時，又将她們一個個送到國外留學，使她們接受美國精英教育。

那時的倪桂珍大概未曾想到，正是因為他們夫婦二人的這一舉動，才有了日後的宋氏“皇後”們。若三姐妹沒有海外留學背景，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教育，沒有具備國際化視野，以及不能說一口流利英文的話，她們未必能有日後的輝煌成就。

大女兒宋霭齡是宋家第一個出國留學的孩子，17歲就遠渡重洋到美國求學，年紀輕輕就必須面對與從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氣候、生活習慣等，但倪桂珍相信她能适應這一切；幾年後，15歲的宋慶齡和11歲的宋美齡也到美國求學，一去便是多年，後都取得了學士學位。

宋家合影，後排左起宋子文、蔣介石、孔祥熙、宋子良，前排左起宋美齡、倪桂珍、宋霭齡

倪桂珍不僅是位良母，還是位通情達理的賢妻。她雖然有時不懂丈夫及兒女們在做什麼，也不懂他們從事的革命事業，可出于對丈夫的信任，她仍始終支持、幫助丈夫。

她曾與丈夫冒着生命危險在家中成立了第一個民主主義組織“興中會”，建立同盟會的聯絡總部，還曾同丈夫一起數次支援孫中山及黃炎培等人東渡日本。1913年，袁世凱篡奪大總統之位，倪桂珍跟着丈夫，與全家一起流亡日本，在那裡待了兩年才返回上海。在颠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她既沒有責備丈夫，亦沒有任何怨言，而是全心全意照顧家人，其賢良淑德實為世間罕有。

在婚姻問題上，除了大女兒宋霭齡之外，宋家女兒們的婚事幾乎都遭到了父母的反對。但是，父母始終拗不過女兒，還是讓她們分别與孫中山、蔣介石結婚。盡管在婚姻的想法上與母親的意見相左，但姐妹們一直與母親的關系很好。

宋慶齡在上海的故居一直挂着倪桂珍的遺像，在其北京的故居裡還放着其贈送的結婚禮物，百子圖緞繡被面、咖啡具、寶石别針等。宋慶齡晚年時曾這樣描述母親：她仍然端莊高貴，娴靜美麗，沒有一個畫家能畫出她的神韻。

宋美齡也曾表述過對母親的情感。1955年的台灣《讀者文摘》雜志上曾發表過宋美齡的一篇名為《祈禱的力量》的文章，文章中寫道：

在母親看來，禱告上帝不僅是請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對于她，宗教不是單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愛慈悲，謙卑地與他同行。她常向我強調這一點：我們不應當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傷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對于她的子女是極慘重的打擊，可是對于我的打擊也許比較更重，因為我是她最小的女兒，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1931年7月，身在青島的倪桂珍突然聽說兒子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遭到槍殺的消息，血壓頓時升高。盡管宋子文躲過一劫，但倪桂珍終因搶救無效過世，享年63歲，後與丈夫同葬于上海萬國公墓，宋慶齡、宋美齡、宋子文、蔣介石、孔祥熙等人都參加了她的葬禮。

縱觀倪桂珍的一生，她雖隻是一位将大部分時間花在家中的賢内助，但其溫柔優雅的氣質，通情達理的情性，吃苦耐勞的品格，深深影響了每一位家庭成員。可以說，若沒有這位偉大的母親，就沒有後來光彩奪目的宋氏三姐妹。因為，母親的重要性永遠無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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