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走到現在的節點，正在重新回歸對土壤環境保護的原點。殊不知中國古人在土壤環境治理上已經頗有建樹。中國傳統農學理論與實踐哪些值得今人借鑒，不妨讀一讀。

古人認為，風土(主要是指土壤)是作物的決定因素，氣候因素也是通過土壤來作用于作物的，同時也認為土壤的性質是可以改變的。

《呂氏春秋·任地》所提出的關于農業生産技術的十大問題，其中就有六個涉及到土壤改良。耕作是改良土壤的主要技術手段，因此，土壤耕作也就成為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的主功方向。

除耕作之外，古人人還通過施肥來改造土壤環境。施肥不僅可以解決農業發展中所面臨着的地力下降問題，同時還可以改良土壤。

按照徐光啟以前的風土論的觀點，一個地方的作物種類是由風土決定的。然而，曆史事實告訴我們，作物的分布并非一成不變。

以北方旱地作物為例，考古和文獻資料表明，從原始時代到商周，粟、黍是黃河流域最主要的糧食作物。

可是自從春秋戰國之際延續至西漢初年，原來與粟平起平坐的黍開始讓位于菽(大豆)。菽與粟并列為最主要的糧食作物。雖然粟(稷)為“五谷之長”的地位一時還難以撼動，但進入漢代以後，粟的地位開始受到了麥的挑戰，麥類種植尤其是冬麥種植有了很大發展。

到了隋唐以後，麥已取代了粟的地位，而成為中國北方最重要的作物，直到今天。

同樣，南方向來以稻作為主，但是宋代以後麥作在南方得到發展，一些地方甚至“極目不減淮北”，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稻麥二熟制。

元代孟祺在《苧麻木綿》一文中也舉出了許多同樣的例子，他說：“苎麻本南方之物，木綿亦西域所産;近歲以來，苎麻藝于河南，木綿種于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二方之民，深荷其利。”

又說：“中國之物，出于異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産于流沙蔥嶺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産于牂柯(漢代的郡名，在今貴州省西北)、邛(漢代的郡名，四川省西昌一帶)、笮(漢代的郡名，四川省漢源縣)之表乎?然皆為中國珍用。”據此他認為，苎麻和木綿也同樣能北方引種成功。

作物的變化，乃至熟制的變化，是否就意味着環境的變化呢?

有學者引述戰國時期荀子的話“今是土之生五谷，人善治之，則畝益數盆，一歲而再獲之。”來證明當時北方地區的氣候溫暖，生長期延長，從而有一年二熟制的出現，而宋代以後進入寒冷期，生長期縮短，因此，一年二熟變為二年三熟。

且不說對這段史料是否就表示當時已出現一年二熟制還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即便是一年二熟制，那也不是氣候溫暖所緻，而是“人善治之”的結果。

溫暖的氣候最多隻是為一年二熟提供了可能，而技術才能使一年二熟變為現實。因為即便是氣候已變得寒冷的清代，北方地區仍然可以通過改進技術實現“一歲數收”或“二年十三料”。

實際上，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北方的氣候條件和其前其後相比，并沒有太大的改變，幹旱依舊，真正改變的是抗旱保墒技術，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是中國北方旱地抗旱保墒耕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由于耕、耢、蔺、壓、鋤以及代田法、區種法等采用，抗旱能力大大增強，加上麥子加工技術的提高，使得麥等一些比較不太耐旱的作物在北方地區得到發展。

有理由相信，在自然環境下，漢唐長安種植柑桔是難以成活的，但是通過人工保護，成功結實也是可能的，不過這種成功的代價可能很大，并不具有經濟上的推廣價值。

同樣麥作在南方的發展，除了是因為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把面食的習慣帶到南方，同時宋代以後南方稻田種麥掌握了“開溝作疄”耕作技術，使得水稻在收獲之後，稻田能夠迅速地整治成麥地，因而促進了麥作的發展。而并不是宋代以後南方的自然環境發生了變化。

元代孟祺在分析北方一些地方在引種苧麻木綿，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的原因時指出：引種之失敗“讬之風土，種藝之不謹者有之;抑種藝雖謹，不得其法者亦有之。”顯而易見，孟祺認為，引種的成功與否不是風土問題，而是技術問題。“故特列其種植之方于右，庶勤于生業者，有所取法焉。”

後來，農學家王祯，在論述棉花種植時，對這一看法，表示完全同意，他在《農書》中說：“信哉言也”。

明末徐光啟在論述個别特産不能引種的原因時，除了将氣候看作是物産之異的唯一原因之外，還引入了人力的概念。人力包括智力和體力，這裡指的主要是智力。

将智力運用于農業生産，最終表現為技術。就蕪菁何以移種到了南方就變成了菘這一說法而言，徐光啟認為，首先，菘與蕪菁本相似，但根有大小耳。

其次，根的大小是種菜的方法不同的緣故。“北人種菜，大都用幹糞壅之，故根大，南人用水糞，十不當一。又新傳得蕪菁種，不肯加意糞壅，二三年後，又不知擇種，其根安得不小?如此便似蕪菁變為菘也。”

他還用自己的親身經驗證明，蕪菁種于南方不會變菘菜，說：“餘家種蔓菁三四年，亦未嘗變為菘也。”在此基礎上，他總結了一套适合于南方的蕪菁收子和種植方法。

古人既認為，風土(主要是指土壤)是作物的決定因素，氣候因素也是通過土壤來作用于作物的，同時也認為土壤的性質是可以改變的。

明代學者邱濬說：“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況地乎?”

也就是說，通過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土壤的性質，使之适合于作物生長。因此也就把主要的技術力量投入到對于土壤環境的改造之中，以使之适合于作物的生長。

《呂氏春秋·任地》所提出的關于農業生産技術的十大問題，其中就有六個涉及到土壤改良。耕作是改良土壤的主要技術手段，因此，土壤耕作也就成為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的主功方向。

《呂氏春秋·任地》提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其中的力、柔、息、勞、棘、肥、急、緩等指的都是土壤的狀況。

《氾勝之書》說：“凡耕之本，在于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這裡的糞澤鋤獲民不在耕的範圍之内，卻也稱之為耕，可見“耕”已成為農業的代名詞，《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可見耕在農業中的地位。

《齊民要術》中也将“耕田”放在第一篇。耕田的作用在于“和土”，即改良土壤環境，即所謂“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

中國曆史上，農業的環境雖然有或大或小的變遷，但南澇北旱這一基本的特征并沒有改變。因此，人對于環境的改造也主要集中于解決旱澇問題。

解決旱澇問題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興修水利，改造宏觀環境，但在生産力尚不發達的情況下，人們主要是通過耕作來增加或減少土壤中的含水量，改造微觀環境。于是在中國形成了以抗旱保墒或排水防澇為目标的土壤耕作技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壟作法和與之相配套的耕耘相結合的技術體系。它們較為成功地解決了困擾中國農業發展的水旱問題。

除耕作之外，中國人還通過施肥來改造土壤環境。施肥不僅可以解決農業發展中所面臨着的地力下降問題，同時還可以改良土壤。

《周禮》中将改良土壤之法稱為“土化之法”，方法是根據不同性質的土壤，施用不同種類的動物糞便來加以改良，稱之為“糞種”。

宋代發展為“糞藥”。當時人們把依據土壤的不同性質而用糞來加以治理稱為“糞藥”，意思就是用糞如同用藥。改良土壤的意思表達得非常明确。

元代王祯繼承了這一學說，認為：“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硗土為肥土也。”

明代宋應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施肥改土的例子，“土性帶冷漿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當時江西、山東、閩廣等地均已廣泛使用骨灰作肥料。

總之，人通過自然環境的改造改變了作物的分布。

抗旱耕作使旱地作物在北方得以發展。

人工保護使漢唐長安城也可能種出桔子，“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

代田使“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梯田使水稻上了山;圩田使水稻種到了水中央;“開溝作疄”使稻麥二熟得以在南方更大的範圍内實現，砂田使隴中幹旱的鹽堿地長出了瓜果，等等，這一切都是人對環境改造的結果。

(文章來源：摘自中科院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曾雄生所著《适應和改造：中國傳統農學理論與實踐中的天人關系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