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過後，鞭炮都是個熱門話題，今年更不例外。

之所以加個“更”字，是因為和往年相比，今年燃放鞭炮造成的損失格外大:兔年剛過20分鐘，沈陽皇朝萬鑫國際大廈即因燃放煙花而起火，最終這座152米高的大廈被燒通了天，損失30億元;來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數字，2月2日零點到2月3日上午8點，全國共發生火災5945起;新華社報道，除夕零時至大年初一14時，北京市因燃放煙花爆竹緻傷223人，死亡2人;2月7日《錢江晚報》報道，浙江淳安發生山林火災，6人遇難，惹禍的還是鞭炮……

面對同樣的事實，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結論。有人認為“堅持禁燃煙花爆竹是有道理的”(2月6日南方網)，有人則認為，對于燃放煙花爆竹，“時間、曆史本身就已經賦予了這一習俗以存在的足夠正當性。一種慣例，一種習俗，如果它已經存在了數百年，被人們普遍地遵守，且沒有造成顯著的傷害，那麼，它的存在權利就是無可置疑的。也完全可以推定，它對共同體的存在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若幹人或者機構，不論基于任何理由，都不能取消它。任何取消它的企圖，要麼基于理性的僭越，要麼基于權力的僭越，都不具有道德和知識上的正當性”(2月6日《新京報》)。

觀點截然對立決定了，在鞭炮燃放問題上，無論是禁還是放，都會遭遇一些人“不合作”。這要求有關部門決策前要充分征詢各方意見，對燃放鞭炮利弊得失作出客觀評估。筆者拟以《新京報》觀點為“靶子”，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進行探讨。

第一個問題:燃放鞭炮的利弊得失。

《新京報》文章認為，“一種慣例，一種習俗，如果它已經存在了數百年，被人們普遍地遵守，且沒有造成顯著的傷害，那麼，它的存在權利就是無可置疑的”。

“顯著的傷害”是一個主觀判斷。北京市一年炸死兩個人，炸瞎幾雙眼，在一些人看來或許算不上“顯著的傷害”，但如果我們放眼全國，把這些年被炸死的人、被炸瞎的眼睛數量統計一下，恐怕沒人還敢說傷害“不顯著”。而從之前央視大火到今年沈陽大火，我們已經看到鞭炮燃放造成了怎樣的經濟損失在這樣的損失面前，如果有人一定堅持認為“傷害不顯著”，我也無話可說，問題的關鍵在于:即使這樣的傷害“不顯著”，它應該是我們承受的嗎?換句話說，我們承受這樣的代價，意義何在?

有人會說，燃放鞭炮“保持了風俗，讓過年更有氣氛”。好了，在鞭炮問題上，有關部門要考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了讓過年有氣氛付出諸多代價(人身損害、經濟損失、環境污染等等)，值不值?

還說一句:如果一個事物可以因為存在幾百年即被賦予“足夠正當性”，那麼，當初廢除八股文就是不正當的，男人長辮子、女人裹腳似乎也可保留。如此，社會進步的道路将被堵塞。這樣的觀點，不值一駁。

第二個問題:在鞭炮問題上，該如何對待民意?

百姓有燃放的要求，這是一些地方一直未禁放，一些地方禁了多年又放開的最重要理由。《新京報》文章認為，“也完全可以推定，它對共同體的存在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遺憾的是，它的“推定”，并沒有任何根據。廣州等地多年一直禁放，但“共同體”并未有分崩離析之勢。倒是在那些未禁放的地方，因為對鞭炮的态度不同而引發的矛盾和糾紛，已影響到兩個陣營的和諧對一些人來說，鞭炮意味着過年氣氛;而對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老人、孩子)，鞭炮卻是一種折磨。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可燃放鞭炮是一種權利，那麼，一些人實現這一權利，是以損害另一部分人為前提的。雖然尚不能由此得出鞭炮必須一律禁放的結論，但這至少提醒我們，在鞭炮燃放問題上，有關部門應該審慎吸納“民意”，因為這不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而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部分人必須承受另一部分人的損害，那麼，這種損害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