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卷 宋紀七十七

宋神宗元豐五年（壬戌，公元1082年）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上書言……帝以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辄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居士曰：如果用時下流行的詞彙翻譯，劉誼先生是因為妄議國家大政方針而被開除。我一直想不通，妄議國家大政方針到底算何種罪名，或其在法律上應如何歸類。蓋大政方針屬于國家意志，應該由國家決定而非領導人或領導集體壟斷，任何國家大政方針都應該由這個國家的官僚和民衆共同參與策劃。制定“妄議國家大政方針”的罪名就是試圖壟斷國家政策的制定權、解釋權，并用政策代替法律實現強制。趙顼為了對國策專制，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初議官制，蓋仿《唐六典》，事無大小，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并歸中書……确名為次相，實專政柄，珪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确，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辄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

居士曰：這也再次證明了趙顼先生延續了他父親趙曙的作風，即從朝臣手裡奪權。他借用王安石之手制造改制和反改制兩個朋黨，通過幾次對新政的讨論消耗兩黨元氣，進而坐收漁利。現在宰相王珪、蔡确徹底淪為皇帝的家仆，證明趙顼的政治鬥争已見成效。同時也說明所謂王安石是權臣，架空皇帝，完全不符合曆史，否則王安石離職後相權應繼續高于君權而不是相反。

甲寅，監修國史王珪上《兩朝正史》一百二十卷。是書比《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托帝诏旨，時以為譏。

居士曰：王珪作為監修當代史的官員，當然知道當時的娛樂狀态，即頌揚丁謂貶低寇準一定會令天下人恥笑。現在他既跟寇準沒有冤仇，又不是丁謂的同黨，根本沒有必要做如此有違輿論的事情。并且此書上呈以後，趙顼沒有對王珪非寇是丁的時間做任何表态，證明王珪的寫法符合官方口徑，至少使趙顼滿意。所以，要麼是王珪編纂時所依據的《實錄》本身趨向于這種态度，要麼是趙顼授意他這樣寫作。

種谔自入對還，極言城永樂非計，徐禧怒，變色，謂谔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谔曰：“城之必敗，敗則死；違節制亦死；死于此，猶愈于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不許。

居士曰：種谔的舉動是正确的，在無法扭轉戰局的前提下，不将軍隊放入死地，而進行駐紮守衛，準備下一場戰争。趙顼是明白人，所以沒有處置他，反而任命他為知州，以放開手腳做好防禦工作。

宋神宗元豐六年（癸亥，公元1083年）

帝嘗問：“安石何如人？”（曾鞏）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于有為，吝于改過耳。”

居士曰：曾鞏對王安石的評價正确。王安石除了是政治家以外，也是文學家，不幸的是與歐陽修和蘇轼不同，王安石把文學家的氣質帶入政治家的身份中，好創新和争強。喜歡創新所以勇于有為，喜歡争強所以吝于改過。但政治卻不是強者的抒發，而是守弱者的博弈。

弼年八十，懷不能已，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緻天下治亂者，不出二端而已……”疏奏……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安禮曰：“吾侪今日曰‘誠如聖谕’，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

居士曰：所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況是富弼這樣的聰明人物，臨終之言可謂切中時弊。但遺憾的是富弼在晚年趨于圓滑，即使分析事情老辣，而言辭卻不敢表述其萬一。所以在遺書中他隻提到了現象，卻沒有對先進行具化，更沒有分析。現象不過是帝國的診斷書，而不是藥方。隻有具化才能治标，隻有分析才能治本。古人常常将良相和良醫相提并論，而富弼這位良相卻在臨終時不肯再醫治他的帝國，數百年後仍然使人垂歎不已。

壬辰，遼混同郡王耶律伊遜在萊州，私藏兵甲，且謀奔宋；事覺，遼主命缢殺之。

《遼史·耶律乙辛傳》：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于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缢殺之。

居士曰：從耶律乙辛除掉太子耶律濬來看，顯然早有奪權謀反之意。而販賣違禁物品至外國（他賣了哪些違禁物品，出賣給哪個國家，史書語焉不詳）是為了與國外勢力發生聯系，這與他私藏兵甲一緻，都是為将來的謀反奪權做出的準備。但他如此輕易被耶律洪基查處證明他在國内的勢力依然不夠，不足以與皇權抗衡。在此前提下貿然聯系外國，證明他在政治上的不夠成熟。

第七十八卷 宋紀七十八

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公元1084年）

十二月，戊辰，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校書郎、前知泷水縣範祖禹為秘書省正字；并以修《資治通鑒》書成也……後光病《目錄》太簡，更為《舉要曆》八十卷而未成，又别著《曆年》二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

居士曰：司馬光在史學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尤其是其所作的《資治通鑒》堪稱偉大。畢沅列了幾種司馬光所作的曆史書籍，唯獨沒有提到《涑水記聞》、《溫公日記》等，後者是司馬光記述當代史的著作。任何一個寫過通史的作家都不會放棄當代史寫作，司馬光并不例外。畢沅和司馬光的區别之一是他沒有寫作當代曆史的著作，甚至連明代的曆史也沒有寫。好在之後有夏夑為我們彌補了這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