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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会剿”后，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在朱培德、何键、金汉鼎的指挥下，以六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同时，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四军不仅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经济十分困难，再次面临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反“会剿”的部署，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首战大庾(今大余)失利后，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2月10日大柏地一战，红四军激战近一昼夜，至11日下午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取得战斗的胜利，从而改变了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久，红四军在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别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这时，红四军得知井冈山已被敌人占领，原定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无法实现。鉴于这种情况，红四军遂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界挺进。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消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县城，并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20日，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4月，红四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进占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初步打开了局面。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于2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写来的信。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在信中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以免“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4月5日，红四军前委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前委在信中还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1929年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造成闽西空虚的时机，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这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11月，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雩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邬、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政府主席。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后来，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开辟

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红五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进行井冈山保卫战。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包围下，红五军被迫突围，前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留在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等领导下，坚持与敌人斗争。5月，红五军重返湘赣边界，与地方革命武装一起开展武装割据。至年底，在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等县恢复和重建了革命政权。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江西红军组成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在赣西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湘东各县革命斗争也有较大发展。经过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湘东和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湘赣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至此，湘赣根据地形成。

在湘鄂赣边，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主力转往井冈山后，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留在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到1929年四五月间，将割据区域扩大到浏阳、平江、铜鼓、修水、万载等县。8月，由湘赣边返回的彭德怀部红五军与黄公略部会合，共同开展边界的武装斗争。到1930年四五月间，红五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在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6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东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同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北大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

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的开辟

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由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组成，后来还包括巴(东)兴(山)(秭)归和襄(阳)枣(阳)宜(城)根据地。

1928年春，周逸群、贺龙在湘鄂边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湘西各县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1928年7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为湘鄂西前委。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曾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6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1929年2月，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鄂西。鄂西特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反“清剿”的胜利，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中央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4月，建立管辖沔阳、潜江、监利、石首、华容、江陵六县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洪湖根据地。

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全军团约1万人。随即，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根据地。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此外，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建立起襄枣宜根据地和巴兴归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鄂豫皖根据地，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组成。

湖北黄麻起义建立的鄂东军，于1928年初在黄陂县木兰山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几个月后，开始创建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从1928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1928年10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组建鄂东特委，以王秀松为书记。10月，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央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建整个大别山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徐朋人任书记。

1929年5月初，鄂东特委派吴光浩等到商（城）南参与领导起义。5月6日，商南起义爆发。由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三十二师打退反动武装的多次进攻，初步建立了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准备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从11月8日起，在六安县委领导下，舒传贤等在安徽六霍地区组织农民、士兵起义。1930年1月，成立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4月，红三十三师在红三十二师的配合下，一度袭占英山，两次攻克霍山县城，初步建立皖西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鄂豫两省国民党军队发起对红三十一师和鄂豫边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红三十一师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打破敌人的“会剿”。接着，国民党军队又组织对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摧毁两个根据地。红三十一师和红三十二师紧密配合，接连粉碎敌人的两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29年11月20日，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以徐朋人为书记的鄂豫边特委。12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和以徐向前为主席的鄂豫边军事委员会。至此，鄂豫边根据地形成。

1930年4月，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2月和3月的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同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10月，由阳新地区北渡长江转战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

其他根据地的开辟

党的六大以后，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农村根据地随之逐步扩大。

在赣东北，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后，依靠群众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把武装斗争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结合起来，推动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建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和赣东北根据地。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后，到1929年下半年，赣东北根据地发展到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同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等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10月，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召开第一届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此前，在赣东北红军斗争的影响下，1928年9月，闽北崇安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1930年2月成立闽北红军独立团，后进入赣东北根据地。193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原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基础上，成立红军第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胡庭铨先后任代理政治委员，胡庭铨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1日，成立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后，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等地，形成闽浙赣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百色、恩隆、东兰、凤山、奉议、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同左江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根据地。不久，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红八军遭到失败，左江根据地丧失。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与红七军会合，编入红七军。

在广东东江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力强大和党组织的领导中的盲动错误，革命斗争在1928年5月曾遭到失败，少数人员转移到附近的八乡山等山区坚持斗争。从1929年春开始，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同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占领海陆丰乃至东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陆续调走，中共东江特委乘机把分散活动的革命武装集中起来，相继建立红军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二团，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五华、丰顺、揭阳交界的八乡山和潮阳、普宁、惠来交界的大南山等地区建立根据地。1930年5月，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以陈魁亚为委员长的东江苏维埃政府。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述红军各团编组成以古大存为军长的红军第十一军，主力达3000多人，各种群众武装达2万人左右。在根据地内，群众也广泛地发动起来，进行了土地革命。

在海南岛，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琼崖特委遭到敌人多次破坏后，于1929年下半年成立琼崖临时特委，红军恢复发展为独立团。1930年4月，召开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重新成立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琼崖特委。新特委成立后，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海南岛兵力空虚的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军发展为独立师，并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

在川东地区，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万源、宣汉两县边界的农民于1929年4月下旬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川东游击军，随后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在浙南，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党组织先后在永嘉、瑞安、平阳等县举行过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一支工农武装。1930年春，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回浙南组织特委。5月，组建了红军第十三军。随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红十三军遭到严重挫折而失败，余部分散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在苏中，（南）通海（门）如（皋）泰（兴）起义失败后，当地党组织于1929年2月在南通东五区建立游击队和小块游击根据地。6月，如皋、泰县的党组织建立了革命武装。同年秋，在中共通海特委的领导下，游击区军民粉碎南通、海门等六县反动武装的“包剿”，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发展到2000余人。1930年4月，成立红军第十四军，7月在对敌人发动进攻作战中失败。

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庭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建红军和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红军战争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