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寻

查俊华

乡村与我越来越陌生，这种感觉与日俱增。是我疏忽了乡村，与乡村渐行渐远，还是乡村忽略了我，悄然弃我远去？我从泥泞的乡间小道走进了城市，而今已界花甲之年，对乡村又越来越依恋和挂念。我问自己，怎么啦，当年拼死拼活不就是要离开这里吗？方才懂得故土难离的含义。感觉自己像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有一根丝线始终在牵引着自己，回归那个可以安顿自己灵魂的村庄。

乡道

羊肠小道是对乡间道路量身定造的词汇。弯弯曲曲是乡间道路的个性，本源。我们的祖先就是绕过山，绕过水，绕过梯田，绕过沟壑，一路扭扭屹屹走过来的，亘古几千年。乡村的小路都没有名字。比如，李庄与刘庄之间的道路，李庄的人说它是通往刘庄的路，刘庄的人说它是去往李庄的路，路两端的村庄就是这条道的符号。这有点像人的肢体器官，每个人都有名字，而手、足、耳、鼻、喉就不会再另起名字，跟人姓。说到谁的五官特征，就称：他那眼睛，他那嘴巴，他那额头。小道有没有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实实在在的存在，很多人从乡间小道走出了乡村，走进了县城、省城、京城，甚至海外。如果有人说，某某是从那个小山村走出去的，或者说是从这条小路走出去的，这个某某一定是卓尔不群，有造化的人。乡间小道承载了很多的人和事，隐藏着悠远绵长的故事，值得尊重。我们走过的乡间小道渐渐地被水泥覆盖，大多是劈头盖脸，覆盖得没有影子了，有些小道因裁弯取直被扔得东一段，西一段，像掐成一节一节的蚯蚓，歪歪扭扭、七零八落地躺在荒野，被慢慢风干，被杂草侵占。有几年没有回老家了，这次回去，感觉道路更宽，新房子更多了，让我倍感新奇而陌生。我认识的人也更加苍老了，他们老掉了牙，老白了发，老弓了腰，老得身体像晒干的萝卜条，皱皱巴巴，没有一块平展的地方了。

想跟他们多聊几句，老人脑子里记着的事儿似乎也跟着老了，像村口那栋徽派古民居上的彩绘，因年久失修，已经色泽寡淡，模糊不清了。没法跟他们继续交流下去。聪农是我穿开裆裤衩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这次回乡闹出了一点笑话。其实也没什么，但他感到无地自容，整个回乡过程他都闷闷不乐，像霜打的瓜秧，难得抬头。他离开家乡四十年，种种原因导致他一直没有回过老家。而今过了花甲之年，乡愁逾来逾甚，甚至产生了归宗养老的念头。我说去机场接他，他说在省城工作的战友将坐骑借给他使用一周，笃定直接回村见面，一醉方休。结果他用了所需要的双倍时间，却没有找到家，餐桌上的菜肴因等待太久，都失去了生机。不是因为堵车，而是他把路跑错了，错得一塌糊涂，车已经开到了村子旁边，又绕出去了。聪农是很爱面子的人，我给他发的GPS定位，他拒绝使用。他自信永远不会忘记回家的路。晚上我俩睡一间房，他还在较劲。他说，过了殷祖镇，前方就是刘仁八镇，两镇之间有一座土地庙，往土地庙侧面向南拐进半里地，就到了万家庄，穿过万家庄，绕过三角塘，前方有两棵参天大树，一棵古樟，一棵古枫，站到古枫下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村子了，我头脑很清晰嘛。他认错，却不认输。他所说的标志物是村庄留给我们的胎记，却只属我们或者更年长的前辈。

聪农承认，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我们的村庄并没有搬迁嘛。他没有料到，祖先留下的“路牌”、“路标”，踪影都找不到了，而他大脑的导航系统却没有更新、升级，早过期了。小住了两天，我问聪农，是否确定回老家定居？他断言，不了。不待我询问，他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了认识的人，没有认识的房子，没有认识的道路，跟旅居他乡有多少区别？才小住二天，他大脑中美好的文档仿佛被一键清空。是啊，一条小道，承载着一段乡愁；一棵古樟、古枫，一口古井，是游子心中的标记和守望。土地庙虽小，乡间小道虽窄，有它的韵致。人生也一样，直一程，曲一阵，走的弯路多了，才拉升了人生的长度，构成人生的风景。这次聪农回家，显然很失望。有一位哲人说，一个没有乡愁的人，灵魂将没有寄托。他没有找到渴望的归依。我给聪农介绍，现在老家交通十分便利，大广高速从我们所在的乡镇经过，出了高速上县道、转乡道，不足半小时就到家了，比过去缩短了好几倍。他频频点头，算是为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点赞，承认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才是通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是啊，我们不能太自私，为了留住我们的那点乡愁，让我们的村庄像盆景一样永远封存在山沟沟里。返程，我为聪农当代驾。我打开车上的音响，播放台湾音乐人刘佳修的《乡间小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和聪农一路无语。

炊烟

炊烟是村庄的头饰。村庄上空没有炊烟，等于人的头上没有皇冠，缺少神气。我老家那个小山村，地形是个簸箕地，站在高处往下看，像个鸟窝。整个村子，座落于窝底。村前只有一个豁口，作为进出通道。据宗谱记载，过去村子被崇山峻岭包围，树木茂密，有的地方巴掌都伸不进。日本鬼子侵凌这块土地的时候，看到森林里面冒青烟，断定躲藏着八咯哑路。鬼子在外围急得团团转，围剿三天三夜，让二名士兵进山探险，结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仍然没有找到村庄的入口。先辈的智慧真是值得钦佩。从我的小山村的建设布局可以看出，房屋排列井然有序，疏密有致；共山搭脊，屋宇相连；前廊后檐，首尾照应；沟渠想通，水圳环绕；无论多大的雨雪，穿布鞋走村串户，绝不湿鞋。炊烟大部分是从瓦缝里散漫地漫游出来的。村庄的烟囱并没有管住炊烟。钻出瓦缝的炊烟，像草原上散养的羊群，慢悠悠、懒洋洋地休闲行走，在村庄的上空飘游、又会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氤氲缥缈。配上村前的狗吠，村后的鸡鸣，孩子的嬉闹，构成一幅现状版的清明上河图。炊烟是村庄的头饰。从女人的头饰可以分辨出富贵程度，从炊烟可以知晓村民生活的贫富。蒸煮，烧卤，炒菜，办宴席，生发出的炊烟各不相同。稻草烧水、煮饭产生的炊烟色浅且轻，升腾也快，一飘即逝；兜子火煨汤，炊烟少而淡，却重，沉甸甸的，像被雨淋湿的棉花，风都吹不动它；烧鱼卤肉，香味弥漫，少有炊烟，却难得消散。

儿时逢上做饭的时间，小屁孩们经常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去各家各户厨房的排风口，用耳朵听，用鼻子闻，识别哪一家在做好吃的。做不同的菜肴，锅铲的声音也大不相同。炒萝卜白菜，动作快，锅铲声音大，叮叮当当，噼噼啪啪，三下两下就起锅了；煎鱼烧肉，锅铲动作以轻、又慢、又黏。小屁孩们总是往做好吃的人家窗户下面站，贴耳细听一阵锅碗瓢盆的声响，闻一阵子鱼肉与油盐酱醋的混合气息，咽几打口水，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大人常说，“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我们算是从中悟出了一点道道儿。现在的人闻到油烟味，就捂紧鼻子，好像那是毒气弹爆炸释放出来的毒气体。没有挨过饿的人才会这样，大凡经历过炒菜没有油炝锅的苦日子的人，闻到油烟的味道，一定是香甜的、亲切的。我那小山村子现在建的房子可不一般，都是单门独院，别墅型。可惜都是“空巢”。他们不惜花去打工一二十年的积蓄，建一栋房子，却很少升腾炊烟。一年到头大门紧闭，门锁都生锈了。这些房子待主人告老还乡的时候，或许已经垮塌，至少需要一大笔资金整修。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浪费，农民去城市当“农民工”，挣一栋房子的钱多么艰难啊。即使要建，也要待到“叶落归根”的时候再建不迟，辛辛苦苦挣得的一点钱，应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培养下一代。

有的房子居住着一两个老人，授予了他（她）们一个专用的时代名词：“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他们的生活能产生的炊烟已经微乎其微，加之他（她）们不再用柴禾做饭，也使用上了煤气或者天然气，一天冒不了几缕青烟。即使过年，农民工返乡了，由于房屋的建设七零八落，都“别墅”了，村庄的炊烟再也不能抱团、形成规模了。好多次，我站在小山冈上，俯瞰鸟窝，都没有找到小山村的头饰。五一小长假我回过一次老家，刚巧碰上一位老人去世，村子倒是多出了一些生机，人气。但与儿时村庄办白事的热闹、庄重程度相比，相差甚远。有些做法甚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主持操办丧事的人不再是村子的长者，而是花钱请来的三支专业队伍：八仙，乐队，厨艺。乐队里面还包含有哭丧的人员。这些团队在乡村“走穴”，忙得不亦乐乎，刚忙完这位老人的丧事，道具往车上一扔，就去别的村庄赶场子去了。小山村又恢复了宁静，退去了烟火气。

年味

过年，是农人的事情，是乡村的节日。过年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文明的结晶，跟城市无关。中国人过年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城市才诞生多少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年味在被渐渐地“化”减，包括我们在内的“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孙子”都在跟着淡化年味。可了不得。过年，过的就是那个“味”儿。什么味儿？庄重、热闹，有仪式感。过年，应该是集祈年、庆贺、娱乐、团聚为一体的盛典。现在的年却过得越来越简单潦草，过得把年不当“年”了。团聚，年饭，守岁，拜年，敬祖先，放鞭炮，游鼓锣，走亲访友，等等等等。还有，好生醉几场酒，都是加重年味的章节。醉酒像菜肴里面的葱姜胡椒，可以没有，但真的没有，感觉总是少了一点什么，差那么点“味”儿，少了哪么点“劲”儿。办年是最烘托年味的前奏，像一场舞台剧的序曲。杀猪宰羊，烧烤炸卤，做粑做坨，浆洗梳晒，除尘涤垢，都是过年的序曲。而且，做每一项都要有仪式感。杀年猪不是捉到猪就宰，先要祈祷，还要跟猪说几句好话，赔个不是，请求原谅。孩儿试穿新衣服，跟平常也不一样，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都要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瞧一瞧、摸一摸，拍一拍、扯一扯，然后喜眉笑脸地恭贺几句“学业有成”、“读书戴顶”之类的话。

与平日就是不同。现在的日子过得“天天像过年，”也是冲淡办年热情的因素。但是，只要心中有敬畏，心中有年，懂年，惜年，就不会轻易去简化哪一项。现在城市都禁鞭，这是文明生活的需要。但是，看看每年的央视春晚，到了辞旧迎新的那一刻，仍然是龙腾虎跃，鞭炮齐鸣，虽然是虚拟的声光鞭炮，但仍然是传承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仪式啊！人生不该少的仪式就是不能少，不能怕麻烦，不能视为可有可无。如果都能简化，那我们穿的衣服完全可以不用款式，扣子都可以省了。发型也可以不要，大家都剃光头，最多留一个板寸，早晨出门也不用梳洗打扮了，多简便。试想，如此这般，这个社会还有模样、规范，还有精神吗？过年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沿袭下来最隆重、最具仪式感的佳节，既要有形式，更要有内容。过年放鞭炮是脑子里最欢乐的文档之一。小屁孩们过年的时候会比赛放炮的技法。鞭炮点燃往天上扔，看谁扔到最高处才响；往水里扔，鞭炮刚刚触水就“嘭”的一声，炸起一摊水花。这可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技术活，扔早了，掉进水里熄了火，扔慢了，没挨着水就引爆了。放鞭炮免不了有在手中爆炸的时候，疼得又哭又笑，哭笑不得。碰上一堆冒着热气的牛屎更是乐不可支，将鞭炮插在牛屎上面，一定要记住，只能插入个头小、威力也小的鞭炮，否则，会“一锅端”了，喷得围观者成了麻粪脸，那就把玩笑开大了。插上个儿小的鞭炮，“叭”的一声，炸出一个小碗来，牛粪的热气混合着火药的烟雾在碗里弥漫升腾。可惜那个时代没有抖音。过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辞旧迎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再忙，有再多的钱要挣，也不在乎过年那几天，”这是一位古稀农人站在村口翘首等待儿子，回家过年时说的话。

耕牛

快过年了，无端地就想着回乡村老家去走一走。并没有什么具体事情，父母亲早已经不在人世，只是一种惯性，到了这个时间点，就要那么走一回。走得漫无目的，像乡村山坡上散养的鸟儿。我将车停在村口，独自去田畈转悠。冬日的大畈很荒凉。我的表弟在大畈对面放牛。相隔那么远的距离他居然认出了我，一边高声喊我，一边快步走来。他手里牵着两条牛，前后还跟着几条，我数了一下，整整十条，全是黄牛。我高兴，又惊讶。你养这么多牛？表弟乐滋滋地说，何止这些，还有十几条牛犊子，养着明年过年的。我问，你耕种了很多田地吗？表弟说，表哥你外行了，这些牛都不耕田了，当肉牛养。你看，满畈满岭都是草，天然的牧场，牛长得膘满肉肥，这些散养的土牛肉，俏得很哩。耕牛改行了，我真的是外行了。我往深问，更是惊讶，平均每条牛可以卖到八千元以上。而且，这些牛早都名花有主，交了订金，过了小年牛贩子就来取牛。耕牛在乡村退出了耕作的席位，被机械化取代。少时常唱：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这是多么远大的目标，已成过往。越过大畈，前面就是生产队牛圈的“遗址”了。因为牛圈早没了，只剩下一些断瓦残垣，所以，我只能说是“遗址”。那不是一般的牛圈，而是正儿八经的房屋，土坯房，共三间，冬天生产队里的十几条耕牛都关在这里御寒，越冬。

牛屋有几米高，桁条上面放着稻草，是为牛过冬专备的草料。耕牛指定专人喂养，谁把牛养掉了膘，是要扣工分的。耕牛曾经是何等的受宠啊。生产队的一条耕牛比一个壮劳力还重要。农忙时节，生产队少一两个劳力并不打紧，如果少了耕牛，或者有耕牛在节骨眼间生病，就容易误农时。那年，有一条耕牛犁完田，按惯例交给养牛户去喂养。户主让读小学的孩子照看了一会儿，孩子不懂，让牛吃了田里的红花草，又喝了地沟里的水，晚上牛肚子胀得像吹足了气的皮球。牛被撑死了。生产队长一时慌了手脚，连夜摸黑去给大队长汇报，大队长不敢怠慢，立即去给公社领导汇报，公社领导派兽医站的兽医过来给亡牛“验明正身，”兽医是当地人，息事宁人，排除了“故意杀牛”的嫌疑，往公社上报。不过，养牛户还是受到了生产队的重罚。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武帝时，就在全国由北向南，大规模推广牛耕技术。从此，耕牛与农人结为盟友，二千多年来，“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至有千箱实。”农人与耕牛在华夏大地精耕细作，繁衍农耕文明。我为表弟手中牵着的耕牛悲伤，它过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它无需再背负牛鞅劳作，但地位也随之消逝，它曾经是农民的战友和亲密的合作伙伴，处处受宠，而今却成为了盘中餐、宴中馔，任意宰割。今非昔比，天上人间。牛在绑赴屠宰场的时候，即使流下再多的眼泪，也无人理会了。

农民

过年了，锣鼓一阵阵响起，爆竹声此起彼伏，村庄有了生机。汽车、摩托车把禾场挤占得严严实实。老爷爷、老太太也拿着手机接受没能回家的晚辈的问候和祝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憧憬，早已被现代科技接替。汉爷吩咐在玩手机的孙子去喊上房的两位叔叔过来喝酒。孙子坐着没动，随手拨通叔叔的手机说，叔叔，我爷爷请你马上过来喝酒。汉爷就咕哝：村头村尾都喊得应，打手机不要钱吗？一支烟的工夫，一辆摩托车“嘟嘟嘟”在汉爷门口停下，两位叔叔到了。爷爷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上屋到下屋都望得见，还骑车来，不耗油？现在的人都懒成这样了，唉！几个后生早已在另一桌喝开了。他们不愿意跟长辈坐一张桌子，受约束。这些年轻人也是从天南地北回来，抓住机会把酒尽欢。年轻甲提议干了第一杯，大家响应。甲放下酒杯却指责乙，没有干到底，留着养金鱼？还说，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不能浪费粮食，酒是粮食精呢。乙似乎答非所问，你爸是干啥的？甲说，税务局的小科长，你明知故问。乙说，你爸既然是国家干部，你哪能算是农民的儿子？你看我爸，地地道道种田的农民，今天早晨还去挖了一厢地，我才是农民的儿子。甲并不生气，辩解道，我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回事嘛。乙说，差别大了，你充其量只能算是农民的孙子，对不对？甲嘿嘿地笑，你说得更精准。

乙说，既然如此，我是农民的儿子，你是农民的孙子，还不快喊我叔叔，跟叔叔敬酒？甲感觉有道理，端起酒杯给乙敬酒。这话被隔壁的汉爷听到，冲这边喊，你们胡扯什么呢，大过年的？按照辈分乙应该喊甲叔叔，辈分哪能颠倒！年轻人听了，都吐舌头，感觉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便自我换酒词接着喝。他们的爸妈基本都是打工族，甲除外。有的还是在外地出生的，所以，名字都没有将辈行嵌入其中。年轻人不懂的乡俗还有很多。他们不认识小麦和韭菜，不知道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割谷，什么季节点豆，什么时节种瓜，扶犁打耙之类的技术农活更是一窍不通。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不再务农。更为突出的是，同村的相互不认识了。那一桌的后生出于礼节，集体过来跟长者敬酒，年轻人不知道怎样称呼每一位长者，长者也叫不出后生的名字。后生自我介绍，我是谁的儿子，或者说是谁的孙子，长者才哦哦哦，原来你是谁谁谁。后生也是听长者介绍，说谁谁谁是我的儿子，谁谁谁是我的孙子，有了参照物，才知道相互的辈分，再称呼。他们成了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再生版：“同村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汉爷那一桌长辈的酒喝得比年轻人还带劲。那位叔叔不知道是哪根神经被触动了，愤愤不平起来，他好像忘记了这是在过年，应该说喜庆的事情。

他去海南做古建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早成亿万富翁，全家户口也早已转入海南。他愤愤不平的是，他是所在的市区行业商会的会长、行业协会的会长，区政协委员，儿子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公司，可是他和儿子的头上仍然戴着“农民工”的帽子。每年市、区政府召开商界座谈会，他都是代表之一，还安排他发言。他坐的席位仍然是“农民工代表”席，台签红底黄字，分外显目。主持人也是这样介绍：下面请农民工代表某某某发言。显然，“农民工”这个名词用在他的身上已经不合身了，像把一件中学生的校服穿在一个年过半百的成人身上，别扭。但又没有人去构想一个更好的名称，或许想了，没有想到更好的替代名称。过去没有身份证的时候，户口在农村的人身份就是农民，户口在城市的人就是市民。户口就是身份证，没有争议。现在户口当不得身份证了。城镇化把他们“化”进了城，但是他们的符号还是农民，工种是“农民工”。另一位叔叔是县钢铁厂的退休职工，回老家养老的。他见缝插针，跟进话题闲扯。他说，我们家的户口是那年花了四千元买进城的，转户口那会儿，多兴奋啊，从今往后就是城市人了。现在人老了，我想把户口转回来，派出所居然不受理，不同意将户口转回农村，真是奇了怪了。话题扯开了，你一言，我一语，滔滔不绝。他们说三句过去，说两句眼前，说一句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像隔着山、隔着水，没有桥和路，扯不拢去。还是汉爷会掌控局面，难得相聚，都这把年纪了，过一个年少一个年，尽兴喝酒啊。大家都端起酒杯附和：喝！干！

农展馆

我老家的村长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他在全国各地做古建多年，见多识广。他已年过半百，受县里“引进能人回乡”政策的感召，回老家当起了村长，把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搞得风生水起。村长又打起了乡村旅游的主意。我们村所在的乡镇有一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龙凤山，也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湖北省五星级农家乐”。村长谋划着依托龙凤山的旅游资源，把我们村那个废弃多年的知青点利用起来，办起了一个“农展（体验）馆”。他把散落民间和抛弃荒野的旧农具收集起来，犁、耖、耙、牛轭、风车、煤气灯、马灯、连枷等，一应俱全。农家日用器具：蓑衣、斗笠、油布伞、算盘、笸箩、葫芦瓢、顶针、升子、火钳、炊火筒等，都收藏到了农展馆。知青点是一个“匚”字形的院落，红砖碧瓦。当年留下的标语都被恢复刷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志不移。”知青点的“学习室”、“会议室”、“队长室”、“贫农代表室”都挂上了门牌。大院中间摆放着水车、石碾、石磙、石磨、碓臼。柴火灶也修复了，大铁锅上还架着饭甑，仿佛知青还生活在这里。知青点周边抛荒的水田、旱地，作为农耕体验场地。旅客来了，可以现场体验犁田种地的感受，有老农待在旁边，根据游客需求进行手把手辅导。农展馆布置简朴，却游人如织。那些回城多年的知青，披着一头白发回来了，脱离了乡村的“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孙子”都回来了。他们在这里寻找着自己的乡愁，根脉。

原载《文学港》2024年第3期

查俊华，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刊发于黑龙江青年、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延河、黄河、海外文摘、散文选刊、壹读、大理文化、工人日报、湖北日报等，并被多个专集选用。短篇小说《虬川河长》获2018年全国河长制征文比赛优秀作品奖。长篇散文《治水》在《美文》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