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倏忽间，生产队这一人民公社时期最基本的集体组织已消失三十多年，作为一个恍若眼前却永远逝去的事物，生产队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

生产队存在于1958至1984年。

1958年，我国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政社合一，以区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当时最基本的核算单位。

生产队的领导组织叫队委会，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妇女主任等队委干部；生产队属生产大队管辖，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每位农民都是生产队成员，大家在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我所在的生产队（盱眙县原高桥公社塘坝大队塘坝生产队）有近三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二百多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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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举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是人民公社年代里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一个基层干部，俗称小队长。在人民公社年代，能当生产队长的人，必须是“出身好”，能任劳任怨，并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具体地说，一是出身贫下中农，祖上三代政治历史清白；二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同不良行为作斗争，不搞歪门邪道；三是能任劳任怨，经得起各种考验等；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红苗正本领强”。我二伯当年就是这样的人，他干生产队长那几年，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团结群众，关心集体；是深受社员爱戴的“老队长”，后因患病离职。

二伯离职后，我们生产队开始选新队长。在选举前，大队驻队干部严书记先深入到群众中走访摸底，多数群众认为韩某是合适的新队长人选，社员们说他正直无私，热心助人，老幼不欺；哪家有矛盾他就到哪家说和调解，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

了解到合适的队长人选后，严书记通知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

会上，他推荐介绍了新队长人选，再让社员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民主投票，当严书记公布选举结果时，社员们一致为新当选的韩队长鼓掌。韩队长也在会上表了态。此后，生产队每年的生产计划，种什么作物，扩大种植什么，缩小种植什么，什么地适合种什么，怎样调整农作物的茬口，怎样改良土壤，发展什么产业，添置什么农具……都由韩队长和队委会新班子决定。生产队的年终收入分配，社员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社员的婚丧嫁娶，对五保户的生活照顾也都要韩队长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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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产队长并不好当，村里的社员都是沾亲带故的，还有的同房同族同宗，软了要受欺，硬了又会对你下绊子，白眼相看。再说，偌大的生产队，什么样的人都有。老实巴交的、服软顶硬的、爱耍嘴皮的、见风使舵的、拍马奉承的……

每个人你都要去面对，你都得让他们有工分挣、有饭吃。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没有贫困补助，没有救济金，如何让社员们过上好日子？韩队长一时陷入了苦闷；想到社员们对自己的信任，韩队长开始振作精神思考社员的生活出路。

他带领社员们在稻麦种植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种棉花，种黄豆，种芝麻，在生产队里办养猪场、养鸭场，办豆腐坊、油坊，开挖水塘养鱼，鱼塘里长莲藕、长菱角……等到年底，韩队长吩咐养猪场杀猪分肉，吩咐油坊榨芝麻分油，吩咐养鸭场分鸭分蛋，组织社员捉鱼分鱼。大伙儿心里有说不尽的甜蜜。

在我的记忆中，韩队长是当生产队长最久最称职的人，当年四邻八村的社员也都羡慕我们队有个好队长，公社广播放大站的高音大喇叭也会经常播放他的名字，说他是劳动模范，说他热爱集体，关心群众。

二、评工分底

所谓工分底，是指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工分值。每年年初评一次。那个年代，农村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按劳计酬，工分是一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是社员吃穿用的主要来源。通常一个男劳力一天计酬10分工，一个女劳力一天计酬8分工，老弱病残及小孩子都是7分工以下。

生产队评工分底，是一件复杂的事，也是韩队长的棘手之事。工分底评高了社员有意见，评低了影响社员出勤劳动的积极性。一个劳动力并非进入成年就是满工分，还要根据体质、能力等全面衡量综合评定。我哥哥在生产队干了十多年会计，他对生产队评工分底的事非常熟悉。评审小组的成员就是队委会成员，评审前首先召开社员大会，让社员充分发表意见，经群众推荐评议，最后由评审小组作决定。那年月，生产队普遍存在“拳头巴掌出真理”的现象，谁家势力强谁家就占上风。几个讲蛮理的“小狠人”总是缠得韩队长头疼，他们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企图把水搅浑，给队长“穿小鞋”。

在评议的过程中，社员们互不相让。一次，为了几厘工分，我的邻居和村民胡某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后来矛盾激化发生了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胡某头部被我邻居用砖块砸破，流了很多血……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那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再说工分底一评就是一年，一天不多，可一年就不少了。一些家族大、人口多的农户，每次评工分底都占有一定的优势；而那些家族小、人口少的农户虽然牢骚满腹，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由于评级结果直接关系到最后的分钱分粮，所以自然受到每位社员的高度关注。我曾经不止一次听说评级结果不公平，也见到过有人因嫌自己的工分级别太低找韩队长抹眼泪闹情绪。生产队评工分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三、抽钩抓阄子

老家人常说：好汉钩下断，一阄决胜负。生产队是按劳分配，涉及按工分、人口分配生活物资，比如称人口粮、工分粮，分点塘鱼、小麦、山芋、瘪壳稻之类的，想做到公平很难，只能用抽钩抓阄子的方法解决争端。

抽钩时，韩队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细长的绳索，他先把绳索一折一折的折好，末端留一根抽头。折好的绳索像一把长长的回形针，捏在他粗糙的大手心里。然后让各户派一个代表出来抽钩，等队长下令“抽钩”，各户的代表们用手指轻轻抽动末端预留的绳头，喊一、二、三……依次决定分配物资的顺序。

当年，我干会计的哥哥也经常用抓阄子的方法给社员们分配物资。他把白纸撕成小纸片，在纸片上写上1、2、3、4……阿拉伯数字后把纸片卷起来，放在手心里摇晃几下，然后放在地上让大家自己抓一个，翻开一看就知道自家的阄号，再取走相应的物资。

有一次，队长安排我和几个中学生分南瓜，我们按农户人头一堆一堆的把瓜分开，大瓜配个小瓜，中大的配个基本相等的，都是小瓜的就多放几个，总之，想分均匀却又无法均匀。韩队长劝我们不要有顾虑，一会儿等人到齐抓阄子领瓜就行了。正如他所料，等社员们聚齐，抓完阄子，瓜也一扫而空。我由此想到，这分瓜的过程和人生的经历一样有得有失，而完美的搭配，恰当的分瓜方式更为重要。

抽钩抓阄子决定分东西的顺序，没有人情，全凭自己的手气。物资质量优劣是存在的，用抽钩抓阄子的方法解决，是无奈之举；一些人明知自家分的物资比别人家差，憋了一肚子怨气，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怪自己手气差，没有抽好钩抓好阄，自认倒霉。这种貌似公平合理、不偏不袒的做法，在当时也减少了许多矛盾的激化。

四、记工分

当年，生产队里的每一位社员都有一个记工分的小本子，那是记录社员出勤、劳动情况的。其大小与现在的护照相当，里面逐月逐日记录着社员的出勤时间和干活内容。每晚劳动结束，社员们就集中到生产队公房内开会，记工员要将当天社员的出勤情况、活计种类记录在每位社员的工分本上。男劳力每天记10分，妇女是8分，老人和未成年的记7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根据积肥、拔草的重量计工分。由于生产队干活多是集体出工，谁是否出勤、干了多少时间，大家都清楚，没有人敢撒谎。

那时生产队将一天劳动时间分成三段：早晨、上午和下午，由于早晨（日出到早饭这段时间）的劳动时间短，只算2成工，也就是按一天劳动时间的20%计算。

例如早晨除草，就在记工本里记上“早除草，2分”。上、下午劳动时间较长，各算4分工。例如上午耕地，记“上午耕地，4分”。

如果有加班，例如夜间加班浇地、脱粒、给队里外出办事，要根据队长的说法适当增加，所以在农忙季节，很多社员一天可以挣十几分工，为了防止社员涂改乱记，记工员还要在工分本上逐日盖章；到月底，由记工员累计出勤工分并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逐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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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耕和夏收夏种季节，为抢时间赶农事，调动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韩队长就打破原有的“实记工”，实施多劳多得的“包工制”。

此时，记工员就要多忙活了。每天必须根据社员收割麦子的数量，插秧、除草的亩数，收拾整理田块的多少等算出总工分，再根据各操作组的评定，给出每个劳动力应得的分值，最后记账入册。

每到种、收季节，韩队长费心劳神比谁都累，而记工员的耳朵必须围着他的“金口”转。因为生产队里只有队长说的话方可算数。

工分那时可真是社员们的命根子，年终除了按人口还要根据每家的工分分配口粮和余额款，我家当年一直是缺粮户，就是工分达不到平均数，因为全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直到哥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才吃到平均粮。

五、割麦打场

生产队年代，粮食总是不够吃,眼看着麦子快成熟了,社员们心里洋溢着喜悦，都在等待着开镰的日子。就连小学生也要放忙假一个星期,去生产队捡拾遗落的麦穗，正所谓黄金落地老少弯腰。当金黄色的麦浪打起滚，韩队长便通知社员们收割麦子。

大家走出家门，手里拿着磨得锃亮的镰刀，胳膊肘挟着早已拧好的草饶子，奔向麦地。我哥哥和记工员拿着记账本、木弓给大家分配任务，韩队长要求社员们割完麦用草饶子捆好麦把，再码成麦垛。他还吩咐几个身强体壮的男劳力将麦把用牛车（后来用手扶拖拉机）拉到工场（脱粒的地方，又称社场）上去。

拖到工场上的麦把堆得像小山一样，第二天就要打场了。那个年头没有收割机，脱粒机也很少，脱粒方式全靠牛拖石磙碾压，俗称“打场”。常言道：街到晚，场到黑。生产队打场可真是一件繁琐的事。

打场首先要放场，拆开场头的麦垛子，把麦个子（捆子）一个个拖到场上散开，麦头朝上，麦秆斜立，铺满麦场，让太阳晒。等到晌午麦秆晒焦，打场人便牵来几头拖着石磙的牛开始碾压。

用石磙打场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打头磙的人要有经验，指挥着牛一磙一磙地转圈圈；打头磙得先把半人深的麦秸压平，活路最重，要挑选温顺而有劲的大健牛；跟二磙三磙四磙(老家人统称为跟二磙)的人要一丝不乱地跟着头磙一磙压一磙地转，不能错位，错位了就叫打花磙。花磙是打不净麦粒的。

一次打场后，麦秸板结了，就要翻场，将麦秸抖散、翻转，接着再打第二遍。

用石磙打场，人和牛都是很辛苦的，场上烈日冒“火”，麦秸冒“烟”，打石磙的人像在炕房里一样，满脸汗珠直滴，用手抹一把，留下一道道黑黑的灰痕，像演戏的“小丑”；麦场上到处泛起一道道银光，炙得眼睛直冒金花；一场麦打下来，一磙一磙要转二、三个小时，转得头晕眼花，腰酸腿疼，心跳加速。

拉石磙的牛也是疲惫不堪，“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嘴巴里吐着白沫。在烈日下，石磙碾在麦秸上发出“劈啪劈啪”炸米花般的声音。

等麦穗被石磙碾压得差不多了，就得起场。生产队起场也是一道风景。先是男女老少排成队抖场，即用铁叉将麦秸里的麦粒抖落下来；清理完麦秸，需要把含有麦糠的麦粒打堆，人们熟练地从仓库里取出农具，有的用拉筢拉，有的用推筢推，有的用扫帚扫，不一会儿，就堆成了小山。此时大多数社员可以收工回家了，几个扬场人也会趁没风的间隙钻进草垛里睡上一觉。

扬场就是扬去麦子里的麦糠。扬场是个功夫活，既要有力气，又要有技术。“扬起来一大片，落下来一条线”那才叫水平。

扬场需要耐心地等待起风，扬场人的经验是凌晨两、三点钟以后才会起风。我爸爸当年也是扬场能手。扬场时，他侧身对着风，两手一前一后地握着木锨；两脚一前一后地踩实地面；弯下腰撮起满满一锨，仰起脸向空中一甩，那麦粒成瀑布状泻下，草屑、灰尘等杂物便会被风吹走，留下的就是纯粮了。

生产队扬场，通常都有三、四个强健臂力的人共同完成。他们的一仰一俯，一举手一投足、或移步换手均节奏鲜明。木锨着地时“嚓嚓”，麦糠飞舞时“嗦嗦”，麦粒落地时“刷刷”，错落交替，有条不紊；看三、四个人一齐扬场的场面甚是壮观，木锨起落有序，麦粒落地都在一条线上，不一会儿，脚下便成了一座小山、一道鱼脊梁。扬场既难又累，一场麦子几千或上万斤，要扬两、三个时辰；扬一场麦，要喝一盆水，淌半盆汗。等扬完场，看着一堆堆金黄的麦子，扬场人又会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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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场也好，扬场也罢，都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有时上午晴空万里，中午突然乌云滚滚，雷阵雨要来了。这时就要抓紧抢场！不用等队长发号施令，翻滚的乌云就是号令，全队男女老少都会丢下手中的饭碗或其他活计，自动奔向工场，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到手的粮食遭雨淋受损失。已起场的粮食抢运进仓屋，没起场的赶快集中成堆盖上塑料薄膜再用砖块压好。

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忙一年，一切都是为了能活命的粮食。曾经有一年，因暴雨来的突然，社员抢场来不及，已脱粒的粮食被雨水冲走。自那以后，社员们都晓得抢场是“虎口夺食”，丝毫耽误不得。

六、脱 粒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老家人也用上了脱粒机。那时的脱粒机是滚筒式的，由一台柴油机带动着。脱粒是一年中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生产队全体劳力最忙碌的时候，也是工场上最热闹的时候。脱粒时，从麦堆到脱粒机完全由人组成了一条传送带，搬麦把的、解草绕的、喂麦把的、挑麦杆的、出麦粒的都要相互协作。

喂麦把的人最辛苦，滚筒打得麦粒乱飞，让人不敢睁眼，麦秸麦穗的灰尘呛得人喘不过气，即便戴上口罩，鼻孔眼窝、耳朵眼儿都是黑黑的。

过一段时间，满脸就像刚果人一样，时间长了，人是吃不消的，所以喂麦把的人过一段时间就要替换。喂麦把也很危险，邻队的李二牛就是因为“喂麦把”时不小心，衣袖被卷进打麦机，把右手绞断了。

当年，塘坝大队只有两台脱粒机，八个生产队轮流使用。双收时节忙不开，我们生产队有时夜间脱粒。夜间脱粒更是全队社员齐出动的时候，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农活，韩队长让我哥哥把社员排成上半夜和下半夜两个班次，每班都有严格的分工，社员们各负其责，人歇机不歇。

脱粒的时候，生产队就会管饭，韩队长总会安排村里干净利落会做饭的罗大嫂烧饭。罗大嫂的家离工场也不远，当一大锅猪肉炖粉条熬好后，那诱人的香味馋得社员们直流口水；脱粒结束，大家敞开肚皮管饱吃。看着堆成山的粮食，吃着香喷喷的饭菜，社员们一时忘却了辛苦劳累。

七、交公粮

大集体年代，午收、秋收以后，等粮食晒干，一堆堆粮食像一座座小山堆在生产队社场上，韩队长便开始安排社员们交公粮，当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交爱国粮”。交公粮是队里阵容强大的事，驴车、马车、牛车（后来是手扶拖拉机）全出动，在工场上排着队，社员们把一袋袋粮食装上车，韩队长领着队伍高唱凯歌，把长鞭甩的“啪啪”响，演绎着一幅“扬鞭策马运粮忙”的壮观场面……

等公粮任务完成了，剩下的粮食就是社员的口粮。当年，我们队分口粮是按劳动力、大人、小孩几个不同等次分的，每个劳动力每年分口粮500斤，不是劳动力的大人分口粮400斤，没成年的小孩按年龄分，有的分300斤，还有的分200斤。分得的口粮是各家各户的主食，赶上旱涝饥荒，许多人家都用山芋、南瓜、青菜等作副食。

八、看仓库

大集体年代，我们塘坝队在打谷场旁边建有七间大草屋，那就是生产队的仓库。坐北朝南的四间仓库里储存着生产队的粮食、籽种，坐西朝东的三间仓库里储存着队里的农具和杂物。为了防止夜间蟊贼进仓库偷粮偷物，韩队长用抓阄子的方法安排队里男社员轮流值夜班（俗称看仓库）,每班两个人，每人补助两分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轮班的社员，冬天抱床黑不溜秋的棉被，夏天拿顶破蚊帐和芭蕉扇，吃过晚饭就去仓库值班，墙角的土墼坑就是值班人睡觉的地方。

为了防止监守自盗，韩队长吩咐生产队保管员朱三大爷在粮食囤上盖上鲜明的石灰印，物资也要清点交接以防丢失。生产队仓库，晚上瞎灯黑火的，什么也看不见，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确实怪吓人的。偶尔夜间有小蟊贼光顾偷粮，值班看仓库的人听到响动会大声叫喊“逮小偷”，村庄上的人听到喊声会纷纷跑来助阵。

九、扒河堤

水利工程中的新开河或修堤坝，被老家人说成“扒河堤”，大多安排在秋冬农闲季节，参加扒河堤的农民被称为“民工”。扒河堤的场面浩大，一段河道开工，工地上总是红旗招展，热火朝天；远远看去，在V形的河沟里人头攒动，河底挖泥的挥动锹锨，用力挖土；担泥的民工络绎不绝，有的步伐坚定结实，有的颤颤巍巍，大家都很尽力；岁数大点的，黑瘦的脚杆，青筋凸显；妇女民工也不示弱，你追我赶，累的连头发都湿漉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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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人扒河堤，主要扒维桥河、黑泥河、高桥河和洪泽湖的沿湖圩堤等。每段河堤开工前，大队会计会根据各生产队的人口，分配堤坝任务，有的小队长50米，有的小队长70米不等。因堤坝离家较远，民工们吃、住都在工地。

每个生产队都临时在堤坝现场搭几个草棚，支上锅灶指派专人烧饭。只要不下雨，每天早7点上工，晚7点收工。

那年扒维桥河，我姐姐刚17岁就去给民工们烧饭，早上要早早起，晚上得迟迟睡。等十几天河堤任务结束，姐姐眼框乌黑，瘦了一圈。其他民工也是累的精疲力尽，苦不堪言。

大家天天盼下雨，因为下雨就不用出工了；秋冬季节下雨前会刮东风，民工们就经常念叨东风快来，心里做着“东风一调，民工睡觉”的美梦。

那年月，民工扒河简直是遭罪，消耗大量体力，却是吃不好，睡不好。

20多人一起吃饭，5斤猪肉要加一大锅大白菜，几块豆腐要加半盆水咸菜才能勉强吃饱，大锅饭有时还会煮不熟，一股糊味；吃饭也没有桌凳，有的蹲在菜盆旁吃，有的端到草棚外吃。

白天吃饭的地方，晚上铺一层稻草放上被，男女各自草棚，大家挨排挤睡在一起，不洗不换的，十几天下来，草棚里臭气熏天，身上长出的虱子到处咬人。等一期工程完工，公社水利验收员会对各段堤坝进行验收，合格的可以回家，不合格还要返工。

十、生产队的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的财产一夜之间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支配产品，统一经营核算，统一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体制，农民真正变成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营主体。

自实行土地“大包干”后，老家人起早贪黑，把自家分得的责任田侍弄得妥妥当当。分田到户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好。

生产队，这个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农村最低级的生产组织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大包干”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生产队时期的“大锅饭”磨灭了社员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生产队始终是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亿万中国农民难以磨灭的记忆；生产队时期那种农村集体劳动制度，至少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