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8 14:48 | 温岭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

4月23日，百万大军渡江解放南京；5月3日，杭州解放……三门、玉环、乐清等地此时也已陆续解放。温岭，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5月28日，那一场激烈的战争从凌晨2时开始到6时结束，历时4个小时，游击纵队大获全胜，共歼灭敌人700余人，缴获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温岭解放了！从此，温岭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7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温岭解放的历史记忆，听亲历者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信心满满迎接胜利

1949年5月28日，温岭县城解放。在温岭的历史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日子。温岭今天的欣欣向荣，应该说始自这一天。这一天，也是我新生活和新工作的起点。

温岭县城的解放，虽然亲历其境，但是解放县城的战斗情况，多半听周丕振与丁世祥的口述，现将有关的战斗情况，记述如下。

温岭邻县玉环的解放是1949年4月7日，此时，解放温岭、黄岩的作战日程就被提上来了，这些县城解放的任务，由浙南第三支队执行，支队长为周丕振同志。5月23日，浙南第三支队800名指战员在温州东名北上，24日抵达乐清县的大荆镇。在大荆做了一些部署，当晚向温岭进发，27日中午，当第三支队到达温岭坞根时，玉环县委书记丁世祥与温西区委书记郑云卿带领部分干部和民兵，已在等候，并准备配合部队战斗。在坞根，部队与地方干部一起研究了攻城方案。

5月27日晚上9时，周丕振率部队从坞根出发，向温岭县城西山进发。经过一阵急行军，各路部队先后到达指定地点。5月28日凌晨3时15分，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沉寂的夜空，解放温岭的战斗打响了。第三支队的二中队队长仇心光，率突击队员和火箭筒手，迅速而又准确地抵近长冈山的敌人中心堡，火箭筒手摸到距中心堡30米处，仇心光奋勇地将中心堡炸掉了，堡内18个敌人，一人重伤外，其余全部丧生。中心堡是敌人在长冈山上的母堡，母堡被摧毁后，子堡守敌见大势已去，举白旗投降。在此情况下，周丕振率部冲下西山，部队从西门入城，解放了温岭县城。当时是1949年5月28日早晨5时30分。

当温岭县城西山枪响时，我住在西山大明因寺的温岭师范学校，与“读书会”的几位学生在一起，内心激动。由于我事先知道一些情况，心中有点数，于是在枪声未断的时候，给全校师生做工作，要他们安静，千万勿慌乱。另一方面，我又组织一批学生，把守门户，尽一切努力，不让国民党兵躲进来。那时县后山的战斗还很激烈，第三支队的战士向国民党兵喊话：国民党兵听着，你们要认清形势，赶快缴枪投降！缴枪不杀，顽抗死路一条……到早晨5时，枪声疏朗下来。接着，便有人敲打校门，并有战士高喊：学校的师生们，我们解放你们来了！我立即叫一位胆大的陈姓学生（学定）去开校门，可是大门打开了没有人进来。因此，我上前，在门里喊话：“学校一切安全，没有国民党兵，请进来吧！我的话音一落，立刻进来七八个人，手中都握着枪，我于是向他们问好，并问丁世祥同志进城没有。这么一说，他们放心了。接着，又有许多战士进来了。战士们进进出出有三四批，有的态度严肃，有的向我们打招呼，而我的一颗心始终激动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好多师生来到我的面前，我定了定神，先叫总务处的一位老师到伙房，叫他们照常开饭，接着，校长、教务主任知道我与游击队早有联系，都来问我，学校怎么办？我当时果断地说：“我去请示游击队，在没有明确指示前，师生们在各个教室坐着，暂时不要出校门，如果有游击队战士来询问，就说我找浙南玉环县委书记丁世祥同志去了。”

匆匆吃了早饭，我出了校门，感到情况与往日完全不同。当我走到县前的银行门口，看到第三支队支队长周丕振同志带领近百名战士，队伍整齐，作为入城式那样朝着县政府方向前进。街道百姓，有的胆大欢呼，有的作微笑状，都对解放军队伍表示亲热并尊敬。就在这个时候，周丕振同志看到了我，马上出来拉住我，要我同去县政府，还说：“工作可多啦，我们一人要顶几个人用。”就这样，我随队伍进入县政府。这时的县府大门口，早有我们站岗的战士，县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还被贴上了大红标语。

我进了县政府，立即被分配任务，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回师范了。当我见到丁世祥同志时，他胸有成竹地交代我：“你来得正好，现在马上开展工作。要抓紧，要主动，要大胆。文教，包括卫生这项工作由你负责，你挑起来，干事人员可在青联会中挑选，一切由你决定，找两三人，先用起来，进驻文教科。”我听了觉得责任很重，于是问道：“师范这个学校怎么办？”丁世祥同志回答很干脆：“师范学校你不要去了，由你委派一个进步教师代理校长，其他人员暂不变动，学校照样上课。温岭的中学，你也抓一下，希望师生主动配合搞宣传与劳军工作。”不等丁世祥讲完话，旁边已经有两人在等着他，他就匆匆地走了。原来县府的东厢闹热起来，那个逃跑的县长童葆昭，从横湖桥那边被抓了回来，还听到有的战士大声地喊：“不老实，枪毙他！枪毙他！”我因工作在身，也没有赶去看这个俘虏场面。

这一天（5月28日），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革命工作。吃午饭前，我把夏理荣和钟定明找来。因为他们原是温岭师范普师部的学生，在我搞革命“地下”工作时，都是一起跑上跑下的，夏理荣留在师范，钟定明在温岭解放前几个月去玉环参政了，这次温岭解放，她与其他女同志跟在战士的后面，爬山进城，在宣传队参加宣传工作。我把这两位同志调上来后，先叫夏理荣替我委派师范的教师罗耀国代理校长，把校务抓起来；另一方面，通知温岭县中师生与师范师生一起搞宣传和劳军工作。午饭后，我与夏理荣、钟定明到文教科办公室，当时这批政府人员早已跑光了，于是逐一查科室的档案。由于解放前，我曾通过多种渠道，对文教科做过工作，要求他们“配合解放，将功抵过”，其中一个具体要求就是，不能烧毁一件档案，保留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名单。文教科科长姓许，黄岩人，曾当面向我应诺，并要求解放后，给他一个证明，证明他弃暗投明。在一只旧柜里，全县中小学教职员的名单，全部保存完好。我们三人把房间打扫好，还找来门锁，就算是温岭解放后首先办理文教卫生的办公室。当天天将晚，我们出去，但见各乡农民扛粮食、扛肉猪、挑青菜来慰劳解放县城的游击队战士。《东方红》的歌声响彻云霄。就在这个时候，红红绿绿的大幅标语，都由县宣教队赶制出来了。

有一位女同志还站在四方桌上宣讲共产党的政策，讲解目前形势，市民们都围着静听。这个时候，商店陆续开门了，还可以见到小孩子在街上嬉笑。到了晚上8时许，有情报说东乡有股土匪与国民党残余部队要攻城。于是，丁世祥同志一面部署对付国民党兵的反攻，一面走出县政府，通过宣传，要城中百姓莫惊慌，相信共产党必胜。也就在这时，第一张盖有大县印的、下署县长丁世祥的布告，深夜在县城四周张贴起来，县宣传队全体队员出动，在大街小巷唱革命歌曲，安定人心。

我是不会打枪的，在这紧急情况下，小应同志发给我一支手枪，他还一再地教我如何使用。至于东乡的土匪，说是周丕振调动部队，主动去摧毁，所以这一晚，全城平安无事。但宣教队的年轻同志们劲头十足，几乎整夜唱革命歌曲，并与战士们在县城的各个布防点巡逻。

摘自王伯敏著《风烟——往事50年（1924—1974）》

烽火时期传递佳音

记者 黄晓慧 文/图

今年80多岁的张悟新先生退休前是市中医院副院长，1949年5月温岭解放时，他只有16岁，是温岭县立中学（温岭中学前身）初三学生。5月25日上午，记者登门采访，请他谈谈温岭解放的旧事，他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张老回忆，那个时候，温岭县立中学在花山梅花庵那边办学，校长是康备升。

当时，温岭县立中学有初中部也有高中部，春秋两季都招生，有春班、秋班之分，张悟新所在的班级有54人。他是玉环桐丽（现玉环市沙门镇）人，所以是住校生。

当时，温岭县立中学内办有一个花山读书会，是1949年2月由进步教师晋承河等发起组织的。晋承河是安徽省当涂县城关镇人，他的妻子陈文钦（地下党员）是温岭县太平镇（现太平街道）人，因此，他到温岭县立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以这个身份作掩护，担任中共椒南工委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并与温岭县立师范学校教师王伯敏（即后来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舒平一起在两校开展爱国学生运动。

花山读书会的会员以进步教师和高中部的进步学生为主，以后发展到初中部的进步学生。张悟新当时就是会员之一。那个时候，几位进步的老师轮流讲课，像黄元德、陈曼声都讲过课，张悟新记得，讲座中讲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还专门买过一本《大众哲学》。

花山读书会办有会报《花山报》，这份报纸是蜡纸刻板油印的8开小报，每周三、六出版，每期印数500份左右。《花山报》编辑部设在学校后山的九老祠内，主要组成人员有主编晋承河、杜培桂，排版李银豪，刻印插画林鹤轩。除了新闻组，还设有3个采编组（高中部2个，初中部1个），每组由5名师生组成，主要任务是采访和写稿，帮助编辑部做校对、发行工作。为了保密和安全，稿件一律不署名。

《花山报》有一台收音机，是师生们和各方进步人士集资银元100元后，由晋承河到上海购买的，用于收听新华社播放的新闻，记录下来编报纸。为了安全起见，这台收音机就放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叫许通（音）农民家里。这个农民住在溪坑下，“收音机放在他家里，这人思想进步，经常帮我们瞭望。”张悟新说。

《花山报》除了在学校里发行，还贴到城里，在城门洞边也贴过。贴《花山报》时要在夜里去张贴，张悟新就在城门洞贴过《花山报》，当然，每次去都和进步教师一起，做保护工作。

温岭解放是在1949年5月28日，张悟新回忆，实际上，早一两天就有风声传来了。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内，新任的国民党县长童葆昭带兵上任了，他还到温岭县立中学由校长陪同视察了一回。学校大门口和校内设立了警岗，加强了戒备。

虽然有警察站岗，但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还是有快报在夜间投送过来，这些纸上写着全国各地哪些地方解放了之类的消息。在温岭解放前夕，温岭县立中学的师生们就接到信息，说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将要解放县城。

5月28日凌晨1时30分，师生们起床到操场静候战斗的打响。凌晨2时许，三颗红色信号弹从西边升起，随即从石牛岭到山头赵（小南门村）再到北面长岗山头枪炮声四起，火光冲天。5时多山头赵战息，约6时枪炮声渐止，说明敌人已被消灭，战斗已经结束了，温岭解放了。

张悟新回忆，那时候，他在学校寝室前的道地上，和师生们一起在校园内观战，山头赵山上有一座岗亭，是一个茅厂，原驻有国民党哨兵，战斗中，茅厂被烧了，有一两个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当时他作为《花山报》的学生记者，曾跟着黄元德老师去采访，看到牺牲的敢死队队员，还带有袖章的。长岗山头也去过，也是黄元德老师带队。

5月28日下午，张悟新等在西郊场参加了陈小初等四位烈士的追悼大会。28日晚上，花山读书会举行庆祝温岭解放师生联欢会，到会约有300多人，校长康备升也参加了大会。联欢会在《团结就是力量》的嘹亮歌声中结束。

自5月28日温岭解放那天起，《花山报》连续四天增刊。张悟新说，遗憾的是，他保留的《花山报》在土改时被烧掉了，现在大概也很难找到当年的《花山报》了。

讲述者：张悟新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记者 黄晓慧 文/图

坞根镇蒋山村有个叫李家山的山坳（《温岭县地名志》上作“里家山”），这里有座李家山炮台，至今尚存，2018年以“中共温岭特委革命活动办公旧址”之名，被市人民政府确定为温岭市级文保单位。

5月25日，记者在李家山炮台见到当年的儿童队队长丁小友（现名丁忆军），86岁的他是离休干部，定居在陕西西安，此次回老家居住了三个月。

丁忆军回忆，1946年，郑云卿、李增利两位同志借住在蒋山村下林（《温岭县地名志》上作“夏林”）夏宗妹家，负责宣传联络活动。那时候的李家山，有十几户人家，除了炮台是石砌瓦房外，其余全是泥土墙的稻草房。

1947年上半年，郑云卿在李家山堂（原白云庵）召开会议，宣传反霸抗租。1947年11月，玉环区委派郑云卿、李增利等到坞根、沙山、横山、青屿、江厦等地活动，郑、李在坞根街头、白璧、蒋山一带活动。在活动中，发现蒋山村李家山四面环山，中部低凹，地形隐蔽，于是郑、李转到李家山立足，办公地点就设在李家山陈家的这座炮台里，初期的一些会议就在李家山堂召开。1947年11月15日，在李家山建立了党支部。12月，玉环区委主要成员朱仁禺（黄源）来李家山一边工作一边养病，此后钱启厚、孙新（女）、孙沧等同志也相继来李家山，建立起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

1948年上半年，根据地领导带领农民开展“三反六抗”斗争（指反霸反特反匪“三反”和抗丁抗租抗征抗税等“六抗”）。1948年秋，领导农民组织农联会、女救会、儿童队等。朱仁禺叫丁小友任儿童队队长，章玉桂为副队长，主要任务是在李家山岗头、小平头等处站岗、送信、接送地下干部。

1948年11月，孙新、朱仁禺、肖才龙在李家山创办农民小学，由朱仁禺刻写革命书刊，夏才德印刷，肖才龙上课，日里教贫困子女读书，夜里组织农民读书。

1949年1月，温西区青联会在李家山堂成立。5月5日，在坞根回龙宫召开温西区委暨政府和温峤镇政府成立大会，郑云卿任区委书记兼区长，李增利为温峤镇镇长。

1949年5月27日，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赴温岭城关，次日解放温岭，蒋山村村民由章元达、夏守根组织起来为前线同志运粮。

丁忆军说，当时，李家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向四周辐射，输出革命理论，发展革命力量，为解放温岭作出了巨大贡献。

讲述者：丁忆军（左一）

那段历史永不尘封

记者 叶琳 文/图

70年前，蒋梅卿还是个年仅13岁的少年；如今，83岁高龄的他，已是一名退休的评书艺人，但老人家仍神采奕奕，雄风不减当年。

尽管年事已高，很多记忆都已经模糊，但老人说，自己长在红旗下，“解放”两个字对他的人生有着转折性的意义。而他的评书作品《解放温岭，活捉伪县长童葆照》更是影响了一代人。

那一夜，战战兢兢

解放前，蒋梅卿是一个放牛娃，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在他3岁那年，全家13口人在一个月内全因感染霍乱而丧命。幸免于难的蒋梅卿和哥哥从小就跟着四叔一起生活，四叔靠打长工来勉强维持生计。

时光回溯到1949年5月，温岭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关于共产党的宣传标语早已在百姓中散播开来。“标语内容主要就是讲共产党能帮百姓斗地主、分田地，让百姓得自由、当家做主！”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都在期待温岭解放的那一天。

蒋梅卿当时住在城西的莞田村，敌方的六个碉堡其中一个就筑在莞田岭头，而支队的指挥部则设立在对面的王小田山头。1949年5月28日凌晨3时多，“砰！砰！砰！”蒋梅卿被三声信号弹惊醒，刹那间，远远近近的山岗上，枪炮声汇成一片，伴随着山谷的回鸣，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

四叔反应敏捷，迅速浸湿被子，三人同裹一床湿被子蜷缩着身子，躲到了灶台后面。“一来子弹不容易穿透湿被子，二来万一周边起火，我们也可以保护自己。”蒋梅卿回忆，窗外火光四起，空中的弹光一闪一闪地飞舞，可以想象，外面山头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既害怕打仗，又期待胜利，蒋梅卿就在湿被子下度过了战战兢兢的一晚。

那一天，人声鼎沸

天色微明，“轰！”只听一阵惊雷似的巨响，之后枪炮声逐渐平息，欢呼声、喊杀声混夹着冲锋号声，响成一片，山谷也逐渐回归宁静。

天亮后，门外响起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原来是解放军来村里查看情况了。蒋梅卿才知道，昨晚打胜仗了！温岭解放啦！28日早上，蒋梅卿还和小伙伴跟着队伍一起兴冲冲地跑到山头，看到了城墙上插着的白旗，一阵欢呼。

那一天，温岭县城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百姓从乡下赶来，参加游行，庆祝解放，歌声嘹亮，锣鼓喧天。百姓有的送来鸡蛋，有的扛来了挂着大红绸的猪肉，来慰问战士们。蒋梅卿也随着人流来到集聚地西郊场，看到了被活捉的伪县长童葆照。当时的浙南三五支队支队长周丕振还现场高呼：温岭解放了！百姓不用做奴隶了！听得大家热血沸腾。

解放后，蒋梅卿一家分到了田地，生活逐渐好转。18岁那年，他入伍当兵，表现优异，在连队里曾是政治助理，代人上过课，台下常有一两百人。复员后，他到厂里工作，1962年精简下放回农村老家，于是想到了说书赚钱。上世纪80年代初，曲艺协会重新成立，温岭的各文化站有书场，蒋梅卿就到温岭各文化站的书场里讲书，获取报酬。

那一段历史，永不尘封

1983年3月20日至4月10日，中国曲艺家协会浙江分会在杭州开设评话讲习班，聘请著名的苏州评话演员吴君玉授课，温岭派出了四人参加学习，蒋梅卿就是其中一人。

讲习班上，蒋梅卿学到了很多更为专业的知识。讲习班结束后，台州地区举办了一次民间艺人大讲现代书比赛，蒋梅卿代表温岭参赛，“成名作”《解放温岭，活捉伪县长童葆照》正是在那时应运而生的。

“当时正在准备比赛题材，刚好看到邵云昌、李一鸣写的一篇《解放温岭城，活捉伪县长》，我挺感兴趣的。我想啊，我当过兵，对武器、打仗的场面也熟悉，特别是听过不同炮弹的声音，可以加以辨别并模仿出来，讲书的时候观众就不会觉得枯燥。”

于是，蒋梅卿结合自己的入伍经历，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新作品的创作中来，并一举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由于题材有教育意义和深厚影响，蒋梅卿还应邀至全市各大中小学进行巡回表演。

后来，随着电视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兴起，评书逐渐走下坡路，蒋梅卿也告别了讲书舞台。但那个作品，他早已烂熟于心；那段解放的历史，他永远铭记，永不尘封。

讲述者：蒋梅卿

家国情怀刻骨铭心

记者 姚天 文/图

王根土今年74岁，是一名退休记者。70年前，尚是年幼孩童的他，亲历了温岭县城获得解放的历史时刻；上世纪80年代，作为温岭广播电视台记者的他，曾采访过众多温岭解放的故事。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家国情怀，在他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

1949年5月，整个温岭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母亲经常提醒王根土，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从5月下旬开始，全家人不在床上睡觉了，每晚和衣睡在家里的柜桌底下，周围用被褥垒成“围墙”。

“5月27日半夜，解放温岭的战斗打响，那天半夜，西山的枪声连绵不断，就像打鞭炮一样，一直响到天亮。”王根土先是从睡梦中惊醒，又在外面渐渐平静后熟睡。后来，他才知道那一天，温岭解放了。

“那一天，百姓都去迎接解放军进城。我们在西郊广场一起庆祝，现场欢呼雀跃。”王根土回忆，鞭炮声、锣鼓声、歌声、口号声、播音声响遍大街小巷，热闹得像过年一样。

解放军们个个精神抖擞，面带笑容，迈着统一的步伐前进。王根土看得入了神，把这样的场景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他还看到了火箭筒投射礼炮的场景，“很威风，礼炮打在天空上，还会有降落伞落下来。”

上世纪80年代起，王根土在温岭广播电视台担任记者，陆陆续续采访了不少关于解放的细节故事，让他对儿时的记忆愈发深刻。

“我们广播台曾经就做过这样一期特别的‘故事会’节目，邀请了温岭中学的邵云昌老师讲述解放时期温岭发生的大小故事，给许多温岭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王根土说。

虽然早已退休，但王根土依旧不肯闲下来，仍拿着摄像机，穿梭在温岭的大街小巷，记录下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

讲述者：王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