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标准应该是破除了多少非市场化供给约束、是否降低了要素供给成本、是否完善了市场化制度基础设施、是否促进了对外开放。

　　不久前，中央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我国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然而，《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以后，很多学者却纷纷撰文论证或澄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等于搞计划经济”，这是否反映了从学术界到企业界的一种普遍担忧？引发这种担忧的，既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认知原因，也有深厚的体制原因——“有效市场”缺乏相应的体制力量来维护，而“有为政府”的权力不但有体制保证，而且缺乏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确保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坚持市场化方向，就需要明确衡量建设和改革成效的标准。如果能以破除供给约束堵点、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供给成本、完善支持性的市场化制度基础设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标准，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契机，排除各种非市场力量和思维的干预和干扰，中国市场化改革就一定能够推进到更加深入和高效的新阶段。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知易行难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市场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的方向。四十多年来，在市场化改革推进顺利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情况往往较好；而当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或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干扰的时候，经济增长往往受到抑制。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全会谋划了15个领域60个方面的改革任务，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新起点。2015年，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和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中国在很多方面放松了供给约束——在劳动供给约束方面，从放开二孩到全面放开三孩，至少有15个省份已经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在放开金融供给约束方面，资本市场注册制顺利推进；在土地供给约束方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统一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在探索中推进；在制度与管理方面，国有企业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市场准入方面，“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全面确立，禁止准入和许可准入事项逐步减少，通过“放管服”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

　　如果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中，能够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全面破除各种要素供给约束和产品供给约束，降低要素供给成本，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定能有所提高。

　　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能从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去降低要素供给成本、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是片面重视非市场化的供给侧干预措施，甚至把一些“调结构”的具体措施与市场化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混同，造成很多认知和执行偏差。

　　例如，前些年去过剩产能政策，初衷是指向那些靠财政补贴维持的“僵而不死”的企业，在执行中却变成“运动式”“一刀切”向民营企业开刀，很多行政认定和强制退出、未立先破或破而不立的做法，使很多正常经营的企业受到损害，实际上形成了经济收缩效应，加重了经济下行压力，并导致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对供给侧改革的内涵理解出现了偏差。

　　又比如，在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放和使用中，相关部门不相信市场作用和要素流动必然遵循的收益/风险规律，认为只有通过行政计划手段才能实现所谓“精准投放”，结果造成资金和土地等要素供给成本迟迟不能降低。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未能摆脱下行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市场化改革知易行难，某些非市场化力量对经济运行时时有所干扰，不得不引起警惕。

　　如何约束干预市场的力量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行政干预、一刀切、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做法？这既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认知原因，也有深厚的体制原因。

　　从观念认知上，很多人潜意识里仍然摆脱不了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调结构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以及经济学研究都已经证明，市场机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是任意干预市场，也不是由政府行政干预手段取代市场，而是要消除那些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因素，建立市场化基础设施，并在严重“市场失灵”时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除了上述观念上的原因，还有深刻的体制性原因。

　　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的经济管理部门中存在一套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的机构设置，那么这些机构总会找出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调结构的理由，总会找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促增长的证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会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改革目标。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本身的表述虽然不偏不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效市场”常常没有维护的体制力量，而“有为政府”的权力不但有体制保证，且没有足够有力的约束。

　　上述认知偏差和体制性原因，造成很多政策在落地过程中被选择性执行，很多计划经济“沙砾”并未如期消除，甚至在某些领域又增添了新的供给约束。这些供给约束中，涉及要素供给约束的，如对人员旅行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土地供给的人为限制、对资金要素流向的行政限制和窗口指导等；涉及产品供给约束的，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行业准入和服务限制。上述要素和产品供给约束，在实践中阻碍了要素流动和市场化资源配置，延缓了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升级，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难以提高，甚至造成很多领域未立先破、破而不立——“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企业普遍反映生意越来越难做……如果不能明确行政干预市场的禁止性标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可能流于空谈。

　　四大标准护航市场化改革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

　　什么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就是以生产关系和政府管制为对象的改革，例如由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由计委管理的国营工厂向承包制、租赁制乃至公司制、股份制企业的改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放开行业准入、大幅降低准入门槛和所有制限制的改革，等等。而那些以市场为对象、企业为对象的“改革”政策，都是“刀刃向外”的真干预、假改革，是新的行政干预和供给约束，是人为增加了阻滞经济运行的新“沙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再次深入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次重要契机，我们应当把握住市场化的基本方向，避免走入舆论误解和实践误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搞统购统销，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来建设统一大市场，而是一次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为了坚持市场化方向，建设统一大市场，必须确立市场化方向的衡量标准，例如：

　　建设统一大市场，可否以破除多少供给约束堵点为标准？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应当将破除能源、通信、金融甚至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领域存在的各种行政性垄断现象、减少专营权管制作为重要任务。把破除阻滞经济运行的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主要任务。各地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等方面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多如牛毛，而且很多都是土规矩、潜规则，需要下大力气发动多方面力量才能消除。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种层层加码的“土围子”阻碍了人员流动、增加了货物成本，也是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严重障碍，应当予以坚决破除。

　　建设统一大市场，可否明确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供给成本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多年来，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让存量企业不堪重负，让创业群体裹足不前，应当逐步放松城市土地供应，转变束缚货币政策的过时观念，全面落实公共服务平等化改革，降低要素供给成本，减轻企业创业经营负担，坚持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实质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建设统一大市场，可否以完善了多少支持性的市场化制度基础设施为标准？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一系列“软基础设施”保障，如产权登记和交易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商业纠纷和诉讼处理、市场监管和质量监督机构、反垄断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机制，等等。目前国内“软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不高，且地域差异非常明显，亟待形成统一高效的市场化制度基础设施。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否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标准？中国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国内市场和资源，也需要国际市场和资源，正如发改委近期撰文指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决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的国内大市场，而是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基础、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充分开放的强大国内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施对外开放，有序扩大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总之，无论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供给侧改革，还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真正内涵，都是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无论何时何地，衡量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标准都应该是破处了多少非市场化的供给约束、是否降低了要素供给成本、是否完善了市场化制度基础设施、是否促进了对外开放，而不是干预了多少次市场和企业、制定了多少新规则、形成了多少新规定。只要不偏离这些市场化的方向和标准，只要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放松供给约束、突破供给约束堵点、解放生产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滕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