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元宵、观灯与“走百病”》

东方朔与元宵节起源‍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我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每逢正月十五之期， 百姓们赏花灯、吃元宵、打灯谜，火树银花不夜天，分外热闹。长久以来，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众说纷纭，尤以东方朔襄助宫娥之事流传最广。

东方朔，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次人士。汉武帝初即位，征辟天下方正贤良与文学材力之士。东方朔效仿毛遂自荐，凭借“已诵四十四万言”，“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 得以待诏金马门。这位太中大夫博览群书且滑稽多智，留下了许多典故、趣谈， 而元宵节的由来亦与他有关。相传东方朔曾在冬日前往御花园折梅，准备作为“岁朝清供”敬献天子，却在园中偶遇一名宫娥在井旁掩面哭泣，惊问其故。原来此女名唤元宵，一入宫门深似海， 从此无缘与亲人团聚。眼见佳节临近， 念亲情切，潸然泪下。足智多谋的东方先生对宫娥元宵的境遇颇为同情，决定出手襄助。

不久之后，东方朔出现在长安闹市， 摆起了卦摊。吊诡之处在于：前来算卦的百姓都占得“元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不解其意。东方大夫道破玄机：“今年元月十五日夜间，火德真君将遣赤衣神女下凡，火烧长安。我且将偈语写下， 天机不可泄露。”说着，他在红帖之上写下十六个字：“长安在劫，火焚帝阙， 十五天火，焰红宵夜。”此言一出，惹得京城百姓一片哗然，很快惊动了汉武帝。

刘彻问策于东方朔，后者故作神秘地说道：“臣闻火德真君喜食元宵。陛下不妨在元月十五之日，传谕京城百姓家家户户皆煮元宵，焚香上供，敬奉真君，以宽其心。臣闻宫娥元宵擅长烹制此物，可使其在市中精心制作，以为表率。同时，令长安内外百姓在是夜入城燃放爆竹、烟火，高悬花灯，让赤衣神女误以为大火已燃放完毕，无须再降天火。”武帝深以为然，传旨按此法行事。洎正月十五日之期，京城彩灯高悬，元宵飘香，车如流水马如龙。宫娥元宵的亲人在东方朔的安排下亦随人群入城观灯，终于在闹市之中远远望见了阔别已久的宫娥元宵。尽管未能归家团圆，但亲人们在东方朔的帮助下，总算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团聚。

花式繁多的历代花灯

东方朔襄助宫娥之事流传甚广，很可能与元宵节在汉代取得了官方合法地位有关。在此之前，闹元宵、看花灯仅仅是民间风俗，尚未得到官方认可。洎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以刘彻颁布《太初历》为标志，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地位得以确立，而民间庆祝元宵的各项活动也逐渐与官办活动渗透融合，后人更是将汉武帝举行的“太一祭祀”视为灯会的起源（唐代欧阳询等：《艺文类聚》）。

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逐步发展，元宵花灯在隋唐时期达到一个新高潮。大业六年（610 年） 正月丁丑（十五），隋炀帝在洛阳举行了盛大庆典，“大列炬火元宵节的来历， 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此外，杨广还留下了一首关于赏花灯的诗作——《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 花焰七枝开。”唐代以降，元宵花灯的款式愈加繁复，层出不穷， 相继出现了“灯轮”“灯楼”与“灯树”。女皇武则天的两个儿子——中宗李显、睿宗李旦都对观灯活动格外热衷，后者曾先天二年（713 年）命人在宫城安福门上悬挂起高达二十丈的“灯轮”， 上有五万余盏花灯，“衣以锦绮， 饰以金玉”，瑞彩千条、霞光万道（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一时间，长安城中“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未身临其境者，尝引以为憾事。

时至开元盛世，李隆基继承了其父李旦的赏灯之好，每逢元宵佳节，不分士庶皆有三日假期， 全城“弛禁放夜”，正所谓：“金吾不禁元宵，漏声更莫催晓。”（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彼时宫内“大陈影灯”，架设庭燎、蜡炬，其中以“毛顺灯楼”最为惹眼。此楼“高一百五十尺，悬以珠玉”，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余间，上有“龙凤虎豹腾跃之状”。除了灯楼，玄宗朝还出现了百枝灯树。另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天宝初年，杨贵妃的长姐杨氏， 被玄宗封为韩国夫人，“出入宫掖， 恩宠声焰震天下。”（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后妃列传》）这位宠冠戚里的韩国夫人，尝在上元之夜“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 竖之高山上”,“百里皆光，光明夺月色也。”（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虽不及毛顺灯楼， 亦不远矣。

“鳌山灯山” 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至宋、明两代，灯轮、灯楼和灯树已经不足以满足帝王们的观灯需求，于是以宣和彩山、鳌山灯山为代表的巨型花灯占据了主流。“鳌山”之名起源于民间传说：上古时代，在渤海以东亿万里处有一深不可测的沟壑，其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山中生长着各类花果，食之可长生不老。然而，仙山漂荡海上，下无根基。为除隐患，玉帝命大禹前往加固。大禹以十五只巨鳌分三班，每班五只，分别把五座山负在背上， 六万年更换一班。于是，能工巧匠便以这则典故为原型，创造出了元宵“灯山”（东周列御寇：《列子·汤问》）。

欲了解“鳌山灯山”的具体形制，我们尚需借助庋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该图卷由宫廷画师所绘，长约6.3 米，由燃放爆竹、宫廷集市、花车巡游、鳌山观灯等几个片段共同构成，款署是“成化二十一年仲冬吉日”，完整再现了成弘时期盛大的宫廷元宵庆典。在最后一处场景中绘有“鳌山灯山”， 骨架系松柏搭建而成，正面共有上下四层，分别挂有不同形制、图案的三十四盏彩灯，加上悬于灯山左右两侧及门洞处的七盏彩灯，凡四十一盏。在第一、二排之间，穿插挂有“上洞八仙”；而第二、三排之间，则悬着“淮南八公”；十六位仙人翩翩而至， 向宪宗恭祝如意。

具体到“鳌山灯山”的制作费用，按《明史· 朱衡传》的记载大概需要“三万余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彼时的社会购买力。以正三品官员的俸禄为例，在洪武时期的月俸为三十五石，则年俸刚好为四百二十石左右；根据《明史·食货》所载：户部的标准是“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有明一代，官员的俸禄基本以洪武朝薪俸为准则。那么，一位三品官员的年俸大致是二百一十两白银左右。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仅仅是搭建“鳌山灯山”一项开支，就相当于一百四十多位三品官员的年俸总和。尽管灯山之事颇耗公帑， 却难以满足成化皇帝对元宵的热爱与追求，尚需杂耍演出、列队巡游从旁烘托气氛，方能尽兴。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蕴含的“虎溪三笑”

在《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 画师们描绘出盛大的花车巡游场景，包括“三英战吕布”“外邦贡狮”“钟馗捉鬼”，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走在巡游队伍最前方的几人：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将目光锁定在一僧一道的身上，忽视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位肩扛巨型毛笔之人；其实，此人正是代表儒家的“魁星（奎星）”。儒、释、道三者出现在巡游队伍的最前列，寓意“虎溪三笑”，折射出明政府在宗教上基本延续着朱元璋制定的“三教合一”政策。

所谓“三笑”者，分别是指“儒门之秀”陶渊明、“学道之良” 陆修静、“释氏翘楚”慧远。东晋太元十一年（386 年），慧远率众在庐山创建东林寺；其最著名者，即后世所称“十八高贤”。这位净土宗的开山祖师居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澄心系想，不惹凡尘。每送客以虎溪为界，不过此水（南梁慧皎：《高僧传》）。某日，“采菊东篱下” 的名士陶渊明与南天师道的开创人陆修静造访宝刹，分处儒、释、道的三人相谈甚欢，不觉天色已晚。慧远出门相送，不觉间走过一程又一程。忽听得山崖密林之中，“虎辄号鸣”，法师才悚然发现早已越过了虎溪。三人相视大笑，执礼作别。

千百年来，这则故事的真伪众说纷纭，但“虎溪三笑”的典故却流传下来。除了《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外，成化皇帝御笔所绘《一团和气图》亦以此为题。该图为纸本设色，纵48.7 厘米， 横36 厘米，庋藏在故宫博物院。诗堂（画心上端）有朱见深亲笔宸翰“御制一团和气图赞”，款署：“成化元年六月初一日”，钤有“广运之宝”。图名典出宋代谢良佐的《上蔡语录》卷二，其中记载了“伯淳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伯淳是“二程”之中“明道先生”程颢的表字， 讲的是怹平素端坐俨然，但接人待物之际和蔼可亲。以南宋理学宗师的掌故命名图轴，足见儒家在明宪宗心中的地位。远观此图， 似乎是一尊弥勒佛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笑容可掬。然而，当您仔细端详此画，却发现内藏玄机。原来，成化皇帝为了贯彻“三教合一”的治国理念，巧妙地将儒、释、道融于一图：画中的大肚弥勒实际上是由三人共同构成。居于左侧者是一位头戴道冠的道士， 右侧之人是一名头扎方巾的儒生， 中间位置则是一位僧侣，双手刚好搭在道士和儒生肩头。朱见深的画工虽不及宋徽宗赵佶，但在创意构图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将儒、释、道三者合而为一，将主题完美升华。“虎溪三笑”的题材在《一团和气图》《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等宫廷画作中频频出现，实际上反映出明代君主希冀盛世团圆美满，天下一团和气的愿景与期许。

走百病：被遗忘的元宵习俗‍

上元佳节，大家赏花灯、吃元宵、打灯谜，东风夜放花千树。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元宵节的来历，有一项原本属于元宵节的风俗，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被人淡忘。这就是正月十六的“走百病”。这项祛病逐疫的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上溯至南北朝时期的“耗磨日” （宋代章渊：《槁简赘笔》）， 至唐代逐渐与元宵节相联系，即民谚中的“正月十五看花灯，正月十六游百病，游了百病不生病”， 被视为元宵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两代，包括北京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都盛行“走百病”，主要由出游、走桥、摸钉儿三部分组成。

“走百病”的参与者均为成年女性，在正月十六的夜晚相约出游，结伴而行，或过桥，或走郊外，相传可以去除“腰腿诸疾”， 驱病除灾。清人萧智汉所辑《月日纪古》卷一《正月十六日》中， 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走百病”的过程：“燕城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辟人香’。凡有桥处，相率以过，名‘走百病’。又暗摸前门钉，中者兆吉宜子。”简而言之：在元月既望，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夜游。巡游队伍的引领者是“持香人”， 其作用既可以使路人避让，又能以香烟的飘动轨迹提示路线，不至于有人掉队。凡遇到有桥之处， 队伍须从桥上走，谓之“走桥”， 实际上相当于一种远足健身运动。

不过，关于摸门钉之事，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中记作“至各城门，手暗触门钉”，寓意有生男子之祥，俗称“摸钉儿”；“钉”谐音为“丁”， 取“添丁进口”之意。此处的记载为“各城门”，而《月日纪古》却写明“前门”。由是可知，“走百病”摸门钉的习俗，在明代涵盖了城中各门，至清代妇女们仅前往前门而已，体现出了风俗的流转、嬗变过程。尽管“走百病” 在今天的元宵文化中已然销声匿迹，但前门门钉的“神奇效果” 至今仍在北京市民之中口耳相传， 算是正月十六之夜硕果仅存的历史记忆。倘若能将“走百病”的风俗再现，一方面可以让搬入楼房的广大市民，利用走桥的机会沾沾地气儿，感受古老北京的变迁；另一方面，也能为传统的元宵活动再增色添彩，彰显新时期的文化自信。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