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与贵族是一对褒义词，按道理公民与贵族合作的政体，可以演奏出一场完美的二重奏，流传千古，但贵族和公民并不都是那么容易诞生，如果把握不了平衡，所带来的后果，还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动乱。罗马共和国走向帝制，离不开贪婪的贵族与无序的暴民的推波助澜，他们葬送了改革，也葬送了共和。

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强国，前146年，彻底征服了迦太基，百年宿敌就此沦亡。在这个过程中，还同时发动了对东西地中海的征服，原大希腊的世界乃至伊比利亚半岛，纷纷纳入罗马囊中。

在这个征服的过程中，罗马的土地与资源都增长了很多，广袤的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外部对手身上涌入的大量战利品与无尽的财富，让人眼花缭乱。战胜迦太基归来的小西庇阿等一系列将领是极具道德操守的，以战斗英雄的名号荣归故里，并未贪图过多的财富与土地，而是尽自己的所能维持共和体制。但是随着这一代荣誉将领的消亡，他们的后代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共和时代的罗马，只有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才能入伍从军，远离罗马城乃至远离亚平宁半岛的征服地区的人，以辅助军队或者是同盟者的身份加入罗马军团作战。罗马公民们，平时务农习武，战时编入军团，对外作战。布匿战争期间，正是由于这群极具公民荣誉感的战士的存在，罗马才得以在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取得最终的胜利。

疆域的扩大与财富的增长，似乎应该成为共和政体下，公民生活得以改善的必然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纵观古代史，人们总有一个误区，认为对外掠夺越多的疆土与资源，扩大生存空间，是保持一个国度长盛不衰的秘方。

但事实有时候却是截然相反，如果这个国度原有的体制没有足够的吞吐能力和机制，与日剧增的资源与财富，反而会带来“消化不良”的问题，就像一名暴饮暴食的人，由此引发疾病，放在一个国度之上，就是原有机制的大混乱。

过去，罗马的经济一直是由元老官僚为代表的大地产制和公民为代表的小农耕作组成。由于长年的对外战争，许多小农加入军队，而荒废了土地的耕作。那些元老官僚，便借机占据了大量的耕地，同时借着在前方打仗的先机，也抢占了不少征服而来的新耕地。为了减少成本，在这些新耕地上大规模推行奴隶制。

这样一来，许多解甲归田的小农，在这个过程中，就被边缘化了无数的小农失去土地破产，沦为无产者，小农们四处为了土地和利益的分配发出呼声。同时，大地产者为了个人的利益，对苦不堪命而起来造反的奴隶们，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几百名奴隶被集体处死是常有的事情。这样一来，土地与财富分配的不均，将整个罗马置于火药桶之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腥风血雨即将上演。

这个时候，罗马的上层阶级，分为两派，后世的史书中将一派称为“贵族派”，另一派称为“平民派”。贵族派自然不必说，代表广大上层贵族的利益，但这帮人在这时期的表现，丝毫未见“贵族精神”，只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上层食利者。而“平民派”也不是一群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有识之士。不排除其中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但更多的是，只想调动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为自己牟取利益。

其中的一名理想者，就是提比略.格拉古。他出身贵族，看到国内日益高涨的矛盾之后，便挺身而出，主导了一场改革。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就任保民官，一场以格拉古兄弟二人命名的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提比略在改革中，一项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抑制土地兼并，规定每家每户的土地占有量不得超过1000犹格（土地计量单位）父亲最多可占有500犹格，分给儿子的可为其数量的一半，总数不得超过1000。多出的土地，统一安排，分配给无地的流民或者是外邦的同盟者。如此一来，提比略最大程度顾及了罗马城内土地的分配，但同时，也得罪了广大地主与元老院成员。

广大地主与贵族成员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便利用了共和时期的制衡体制，发动其他的保民官与提比略产生矛盾，导致提比略的改革难以推行。提比略便提出给予广大市民与外邦居民更多的权利与利益。同时决定竞选下一任保民官。同时，提比略也意识到了政敌们的心怀鬼胎，便决定身穿丧服出席选举，试图用情感打动支持者们。

在朱庇特神庙旁的集会上，提比略按照计划与随从出席。他的反对者们，借机污蔑提比略想连任保民官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当国王，破坏罗马的共和体制。便借机煽动了一群流民携带武器前往会场。

手无寸铁的罗马群众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架势，哪里有人敢上前维护，提比略只得与他的随从就此撤退，可悲的是，在逃亡的路上，提比略不慎跌倒，被蜂拥而至的反对者们用工具活活打死，随从们也多殒命于此，投尸台伯河。提比略至死也未想到自己用毕生心血捍卫的事业，竟然会在暴乱中灰飞烟灭。

提比略死后，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将哥哥的尸首收敛起来安葬。并且打算继续哥哥的事业。盖约此时意识到，罗马已经发生了百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先前，任何法案的颁布、矛盾的解决，都是元老院和公民集会之上的结果。从未有过用暴力的手段解决共和政体内的矛盾。盖约意识到，像哥哥那样善良仁慈，似乎是走不通的，于是便开启了新一轮的强硬的改革。

盖约的信念，已经从兄长的维护政体转向朝着政体复仇，不惜一切代价。盖约也深知，需要做到这一步的必然条件，就是与罗马城中的居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民以食为天，盖约的改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行省发往罗马城的粮食按照需求，低价分配给广大的公民，同时扩建粮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无产者吸引到城内，成为自己的簇拥。

除了用粮食吸引民众之外，盖约还将保民官的选举，与民众进行更紧密的联系。试图运用民众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位置。在延续兄长提比略所实行的土地分配的制度的同时，还重建大量的海外殖民地，甚至在宿敌迦太基的领土上，也派去六千名移民。以增强自身在海外的影响力。

在军队的改革上，盖约也提出，扩招军队，不收取分文，有国家供养军队，这就构成了罗马职业军队的雏形。除此之外，为了削弱元老院中旧贵族的势力，盖约给那些在海外经商和放高利贷致富的“骑士阶级”，增加了许多元老院中的席位，将贵族元老院向着商人元老院的方向去转型。

这样一来，盖约的既定策略已经很明显了，扶持两个新的阶级，无产者与商人，借助新的力量来对抗守旧贵族。拉拢新阶级的过程中，将自身可支配的国家资源最大程度上赐予他们。这样一来，罗马逐渐开始变得私产化，帝制的雏形也开始出现。

可以说，盖约在罗马向帝制的转型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盖约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在短时间内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守旧元老故伎重演，借着迦太基殖民地唤起百年前的战争仇恨，号召一伙流民与奴隶来反对盖约。

元老布鲁图斯给这些奴隶与流民发放刀剑和盾牌，又是趁着一次集会，杀向阿文廷山，还在街道上宣布，任何人如果可以取得盖约的首级，都会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赏金。就这样，数千人组织起来的武装暴民杀向了盖约的驻地，将盖约及其支持者屠戮殆尽。格拉古兄弟二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宣告彻底失败。

回过头来看，格拉古兄弟试图挽救共和的努力付之东流，但同时也给罗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它的纠错机制与维持内部平衡的水准。罗马共和，可以为前期孕育出极具公民责任感的战士，在保家卫国与开疆拓土中冲锋陷阵。

但是到了外部资源与财富保障的时候，共和的魔力似乎不在。究其原因，贵族阶层在面对利益的时候，成为了彻头彻尾的食利者，原有的阶级与社会之间的均衡，就此被打破。失地的小农沦为无产者，没有了稳定的保障，自然也会向着开出空头支票和画饼的一面靠拢。

更为致命的是，守旧元老们的暴动行为，开启了荣誉至上的罗马公民将武力对准自己人的先河。没有公民意识的底层民众，在初次面对全副武装的暴力集团的时候，自然而然会畏惧，没有挺身而出捍卫利益与荣誉的勇气。这就是格拉古兄弟改革走向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时的罗马共和，已经江河日下，秩序会越发不复存在。因为煽动民粹力量，用武力解决改革派，成为轻而易举的思路之后，越来越少的人会去遵守原有的规章制度。

不过盖约也给了后人一个很好的借鉴思路，就是在对付政敌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发动自己所能掌握的资源，分配给自己的簇拥，建立稳定的支持者。后来的庞培、凯撒乃至屋大维都是采用了这样的做法。他们深知，在面对无序的底层暴民之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用职业军队来将这群人镇压，重建秩序。大概这就是罗马帝国化的底层逻辑。

窃国者侯，时势造英雄，大转折之下，谁能够抓住风向，当机立断，谁就有可能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