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军统美艳女特务劳有花潜伏山东8年，由于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党组织要发展她入党，入党要让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要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及其身份、地址等信息。劳有花不敢瞎说，只好如实填写，随即被我公安人员发现，立刻逮捕，后被枪决的故事。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2时左右，陈毅市长同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刘晓、韦悫以及秘书长周林等同志来到市政府大楼，举行新旧政府的交接仪式，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掌管了上海。

5月28日，被定为上海解放纪念日。

蒋介石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立刻派遣大批特务来上海搞破坏。实际上，早在1948年后，蒋介石已经下令国民党保密局（之前的军统）采取预先布置潜伏组的办法，试图在一些大中城市继续特务活动。

为此，保密局加紧培养训练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处长杨振裔主持训练。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的特务人员，入班后，再加以搜集情报的训练，之后即派到前方城市居住下来，先找好掩护职业，他们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和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而是直接由保密局所辖潜伏布置组领导。

1、保密局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实施办法、联系方式、工资待遇、经费补贴、电台性能质量、手枪爆炸品等装备器材等方面，都尽量做到精益求精，精准到位。

在特潜工作中，保密局采取了双层布置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各大中城市利用金钱做诱饵，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特务，首先要求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最好是医生、会计师、工程师之类的白领人员。

这些特潜人员与保密局的联系方式是电台。保密局在每一个大城市都成立一至两个潜伏组，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原“军统”分子担任，每组设一至两部电台。

特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经费优厚。他们的工薪以黄金计算，在那个物价飞涨的时代，只有黄金、白银、袁大头才是硬通货。所以，仅此一项，就让许多特务垂涎欲滴，纷纷请缨。如果当个头头，待遇更高。比如组长兼报务员，每月连房租津贴可得二两黄金左右（当时二两黄金折合美元大约99美元至132美元，合人民币1260900元至1664388元）。

特潜特务的经费补贴，更是惊人。在快要解放的城市，一次性可领取半年到一年的经费，而特务们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情报。蒋介石和毛人凤也是拼了，下这么大的血本，只为了给新生的人民政府捣捣乱，太小儿科加变态黑暗心理了。

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制特工机。这种机器体积不大，可装在写字桌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桌灯里边。潜伏组建立时，一次性配发半年到一年用量的电池。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布置的同时，还专门作了在大城市进行暗杀的准备。他们把一些手枪、爆炸品等装备器材，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又易于取出的地方，避免存于特务家中而被搜出当作罪证。

例如，在上海，一批武器和爆炸品就是用寄存灵柩的办法，把东西放在棺材内送到墓地存放，一般是将棺材搁在条凳上，特务夜间去取用时，只要用预先装置的机关从棺材下面打开就行。还有一种方法，则是把东西藏在小棺材内，埋在近郊坟墓地区，竖上墓碑标记，需要用时在夜间去取。

毛人凤手下的特务之所以这样殚精竭虑，精准到位，就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下了死命令：“与共党斗争到底”。蒋介石也是天真，你几百万由美国装备的军队都打不过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靠一帮没有任何信仰的特务去光复大陆，那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

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亲爱的读者朋友们，那些从台湾派来的特务，还没有等着实施暗杀行动就被我公安战士给逮起来了。所以，毛主席说得好：“兵民是胜利之本”。

2、1949年8月，毛人凤决定派国民党军统骨干分子刘全德潜入上海，计划暗杀陈毅市长。10月，刘全德和他的暗杀小组启程前往上海，除刘全德外，其他2人，登陆时就被我公安干警抓获。

刘全德，江西吉安人，出生于1915年，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1935年11月，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投敌。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他比其他特务更加卖力地残害共产党人。由于他剽悍凶残，枪法娴熟，深得戴笠赏识。

1949年8月，毛人凤委任刘全德为“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授予他暗杀陈毅的行动计划。发给活动经费银元2780枚，限6个月完成任务，回台后再重奖黄金千两。

结果，这一计划被中共海外情报机关获得，通报给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转达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再转到上海公安局扬帆处。扬帆高度重视，向陈毅和潘汉年做了汇报。于是，一张捕获刘全德及其同伙的大网拉开了。

1949年10月的一天，台湾“保密局”用飞机将刘全德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舟山定海，交给在定海的海匪黄八妹。刘全德做事缜密，他要黄八妹先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岛，然后，让安平贵和欧阳钦搭乘货船从舟山进入上海，他自己乘坐另外一条船，看看情况再定。

10月30日，安平贵和欧阳钦在吴淞镇一登陆就被扣押。这两个人立刻招供，但是他们俩并不知道刘全德什么时间登陆，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登陆。

11月2日，刘全德由舟山经海上偷渡，从金山卫登陆，转道进入市区。

刘全德的化装术了得，他化装后，竟然轻松地混进市政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做了实地勘查。返回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的行走路线、市长办公室和会议室的位置、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方位等都一一用笔标出，之后就深居简出，等待时机。

3、我公安干警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刘全德的社会关系，费了一些周折，抓住了他。

根据我方掌握的情况，刘全德与一位曾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姓陆的同事常有交往。姓陆的还认识刘全德的密友姜冠球，也知道他的住处。侦查员做了姓陆的工作，让他去姜冠球家打听打听刘全德的情况。

11月8日，姓陆的来到姜冠球家，一进门看到了刘全德就坐在姜冠球的客厅里。两人打了招呼，闲聊几句，姓陆的就说自己不受新政府待见，没有工作，在家待业，老婆孩子在家等饭吃等等。他这一番话引起了刘全德的同情，他向姓陆的要了住址、电话，说找时间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开。

两人一起出来，姓陆的知道自己不是刘全德的对手，也没有敢跟踪，直接去给侦查员汇报去了。

此时，侦查员又了解到刘全德与一个叫史晓峰的人关系不错，很有可能去找他。于是，侦查员找到了曾经帮助过史晓峰脱险的高激云。

11月9日中午，高激云来到史晓峰家。史晓峰住在山西南路7号，他在楼下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上住人。两人一见，格外亲密，史晓峰立刻邀请高激云去他家吃饭喝酒。

房门一推开，刘全德就在里面。一听史晓峰介绍，高激云是自己人，刘全德就放松了警惕，三人开始喝酒。高激云很快就醉了，在史晓峰的搀扶下，离开史晓峰家走到街上。高激云立刻给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一说，两个战士来到史晓峰家，一个猛虎扑食，抓住了刘全德。

这个曾经的共产党的叛徒，立刻招供，公安干警火速出击，迅速将其他5名特务和为他们行动提供方便的14名窝匪一一抓获归案。

同年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和安平贵、欧阳钦等人死刑，其他特务分子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3、刘全德交代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叫雷霜，一个叫劳有花。雷霜很快被抓住，但是，劳有花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了踪影。

雷霜，男，40岁，就在公安人员的掌握之下，因为他在上海解放后，政府命令国民党伪职人员登记时，他很快就去了。当时，不知道他是军统特务，经刘全德交代，公安干警立刻逮捕了雷霜。结果，雷霜是个病秧子，刚一审讯，就因肺病死了。

按照刘全德的交代，去找劳有花，却没有找到，因为，刘全德提供的住址，并没有这样一个人。

刘全德交代的情况大致如下：

刘全德

劳有花，女，大约1924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41年毕业于南京的一所教会护士学校，之后加入军统。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里，刘全德担任教官，劳有花是他的学员。由于劳有花年轻漂亮，又生得聪明伶俐，颇得戴笠的青睐。至于和戴笠是什么关系，刘全德就不太清楚了。

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短期训练班，劳有花报名参加。抗战胜利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

在刘全德来上海时，毛人凤给了他3个潜伏人员的名单，其中之一就是劳有花。说劳有花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但是，刘全德到了上海，由于怕公安干警，并没有和劳有花接上头。

侦查员找到了霍山路，并没有找到诊所，这个地方只有一家水果店。通过走访，得知这个水果店的位置，之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侦查员去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调查，工作人员说，这家诊所没有登记。但是，工作人员告诉了侦查员，说这个诊所有一名医生叫杜传耀。

侦查人员开始在整个上海市的卫生系统找杜传耀，没有找到。后来有人拓宽思路，说到上海周边地区找找看。更有聪明的人说，周边的西药都是要向上海西药批发商进货的，可以去向上海的西药批发商那里打听打听。结果还真找到了杜传耀的下落：在榆林区“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找到杜传耀，他说，是有这样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干了很短的时间，就去了曹家渡一家纱厂，也是在医务室工作。到了曹家渡那家纱厂，厂长说没有“劳有花”这样一个人。厂长叫来医务室的女医生，通过侦查员的描述，女医生说，的确有这样一个人，但是，她只待了一个月就走了。去哪里了，不知道，至此，线索中断。

4、劳有花在山东济南的一家私营工厂医务室工作，技术精湛，业务能力强，工作积极，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党组织要发展她入党，通过政审，露馅了。

1950年年底，劳有花来到山东济南，投靠她的表妹。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自己也在区政府工作。通过表妹的关系，劳有花被安排去了一家私营工厂，也在医务室工作。

由于劳有花表现突出，工厂党组织决定发展她入党，时间是1958年年初，距离她离开上海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她平平静静地过了7年多的时间，连她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事了。

以下是劳有花被捕后的交代材料：

1948年11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了。一天，毛人凤找到已经是保密局少校的劳有花，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做特工多年，很有经验。因为做特工有一条原则：不要相信任何人。她到上海的时候，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机关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进行安插。

劳有花认为这种介绍方式不可靠，就自己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工作。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杜传耀由于经营不善，关门了，就把劳有花介绍到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在医务室工作。

由于劳有花年轻漂亮，又懂得风情，颇会搔首弄姿，很快就和老板好上了。倒霉的是，老板年纪大了，“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透支，使得老板心脏病猝死。老板娘差点气死，天天去骂这个害死她老公的狐狸精。没有办法，劳有花只好离开纱厂，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上班。

根据“保密局”的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纸条，分别贴在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他的上司。

1950年2月，劳有花突然接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保密局”向她下达的指令，要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政府要人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第一个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劳有花知道这是要实施暗杀计划了。

3月，劳有花又收到一封信，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毛人凤本人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与配合。”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在报上看到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上海不能呆了，她就来到山东济南。由于自己在单位表现太好了，党组织让她入党，她必须要填写登记表，而且登记表必须如实填写，还要列出证明人，这就是我党的政审。

关于上海这一段，劳有花认为自己在卢家湾那个诊所的情况，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只要自己说离开曹家渡那个纱厂就直接去了山东，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如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

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卫生局，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另一份是发往曹家渡纱厂的。

曹家渡的公函立刻起作用了。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7年多，但是，这个刺杀陈毅市长的案子一直没有结案。另外，“劳有花”这个名字实在特殊和好记——本来姓“劳”的人就少，而且与刺杀陈毅有关。

很快，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派警员前往济南将劳有花抓捕归案。经过审讯，劳有花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劳有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历时9年，国民党特务刘全德企图谋杀陈毅的案件才最后结案，所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

我党的政审真是一副“照妖镜”，什么“妖”都必须显形。

国民党在统治政权内部大力发展特工组织，对人民实行恐怖暴政，就如同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强心剂与兴奋剂，尽管可收到一时的挽救之效，但下药越重，便越从根本上摧毁了生命的根基，病者也就死得越快。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捣鬼太多，就不紧紧是“有限”的问题了，最后连捣鬼者自己也将被埋藏，扫入历史的坟墓。

国民党运用特务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民党运用特务手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天地里搞暗杀，就是自取灭亡。

参考资料：马振犊著《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刘统著《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