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名是唐石霞，字怡莹。我是满洲人，“满洲”是民国初年人们常用的叫法，现在，大家为了和伪满洲国区分开，常说我是满族人。以“满族”代“满洲”应当是更准确的说法吧。认真分析推敲一下，“满洲”的说法则指的是地域。

较真一下，在满洲地区出生的人，可能是汉、满、蒙、回、藏……各个不同民族之人，因此，若说某人是“满洲人”，只标示了出生的地区，并未讲明什么民族，所以，说我是满族人，更恰当准确。

满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善于骑马射猎而闻名华夏。

早年，满族的统领把军事、行政和生产职能合一，以八旗制度组织民众。即黄、白、红、蓝四旗，加上镶了旗边的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每一个满族人，都必然分属于这八旗之中的某旗之下。

顺便说一下，自民国初年开始，中文词语中有“旗人”一词，指的就是属于八旗之下的满族人。如果说某某人“在旗”，是指他“在八旗之下”的意思，同样也是指他是满族人。

.▲溥杰前妻，唐石霞，大婚的照片

至于“旗袍”一词，则流传更广人人皆知，大家都明白，那是指咱们中国女人非常漂亮的时髦长袍，其实，它也是来源于满族姑娘所穿的长袍——旗人之袍，所以人们把它叫作“旗袍”了。现在，旗袍的演变更趋完美，连西方洋人也有追求穿旗袍的时髦风尚呢。不过，我仍然觉得，华人或东亚人穿旗袍才更美更合宜，这与东方女人的瘦削身形有关，西洋女人和东方女子比起来，大多体形较高较胖，她们很难穿出娇俏柔美的风格来。所以，咱们中国女人穿起旗袍独领风骚，堪称精彩绝妙！

旗袍算是满族人对东方时尚穿戴的一大贡献，至今，流行寰宇而不衰。满族语言对当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影响也不小，诸如人们熟知的萨其马、蜜供、胡同等词语都是来自满语，甚至有学者考证，普通话语音中的翘舌音是汉族语音中本来没有的，也是清朝进入北京时带进来的。

很有趣的是，西方人把我们汉语称作Mandarin，这是中文“满大人”的音译，很明显，洋人认为中国的普通话即“满大人”的官话呢。

说起满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还有个必须提及的事，就是满族女人从来不缠足，这对汉族人的缠足陋习曾给予了不小的正面冲击。

.▲旗袍

我的满族姓氏，按发音译成汉语是“他他拉”，属于镶红旗。“他他拉”音节多，说起来麻烦，所以，又按照汉姓单字单音习惯，简译作“唐”，我姓唐来源于此。我家是八旗中的大族之一——扎库木氏族。关于扎库木氏族人什么时候入关成了北京人，这可能要追溯到17世纪了。到了我生活的年代，全家已成为地道的北京满族旗人，他他拉氏已经是扎根北京的“唐氏”家族，世代的书香门第。现在，知道我祖上这些渊源的亲友不多，人们多习惯称呼我唐女士，喜欢用我的汉名唐石霞了。

太远的祖上，连我自己也无从查考了。记得比较清楚的，可以从曾祖父裕泰公说起。说到这儿，我要先说一下满族人的姓名称谓习惯与汉族人不大一样的地方。通常满族旗人只说名字，略去姓氏，只在比较郑重或是正式的场合才说全名，比如我的曾祖父名叫“裕泰”，我的祖父名叫“长叙”，按汉人习惯好像并非一家，一个姓“裕”，另一个姓“长”，其实，这看法有失准确，我的曾祖父全名应当是“他他拉裕泰”，祖父全名是“他他拉长叙”，平时呼叫称谓时，都略去了家族姓氏“他他拉”。

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是“溥仪”，其实，那只是他的名，没说出他的姓，他的全名应当是“爱新觉罗溥仪”。现在，再回过头说我的曾祖父裕泰公吧，他曾经出任湖广总督十五年，在他任期届满，朝廷将其调任陕甘总督的时候，于赴任途中不幸病故。所以，从我所知道的家族历史来看，只从曾祖父算起，我的出身应是旗人中的官宦人家。

我的祖父长叙公也是官员，曾官至户部侍郎。但是，他一生的波折甚多，政治仕途曾经受挫，家庭坎坷不止，使他很早就离开人世了。我的这位祖父曾四次丧偶，他五续的夫人是我的亲祖母。他们俩的小家庭曾经颇为美满和顺。

但是，当已经逝去的先祖母的一位女儿——我的二姑姑筹措结婚的喜日庆典时，我家突然祸从天降，出了很大的乱子。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祖父长叙公为二姑母选定了于归之喜良辰吉日，万想不到，这个嫁女喜日竟然和朝廷一位老太后的辞世忌日撞期巧合，当年，这属于冒犯朝廷，犯了“大不敬”之罪。这种突然降临的无妄之灾，把唐家陡然推进了万丈深谷。

旧时，帝后们的忌日是极重要的日子，无论是帝王驾崩或是后妃殡天忌辰之日，满朝文武皆穿素服，全国停止一切文娱活动，严禁娱乐玩耍喜庆饮宴。

可是，祖父哪里记得那么多帝王后妃的忌日？他为二姑母选定的于归婚日尚未来到，正在为二姑母置办嫁妆、发放喜帖之时，朝廷突然下达了降罪旨意。祖父被革职，户部郑重宣布，永远不再录用祖父长叙以示惩戒，永远断绝了他的仕途生涯。虽然祖父侥幸免于更重的刑罚，但是他心中已郁出死结，酿成痼疾，最终夺走了他尚在壮年的生命。

我想，如果在现今开明社会，当然不会有伟人妻室的所谓陈年“忌日”等颇多禁忌，也不会有什么“大不敬”的罚罪条款，退一步说，即使今天仍有伟人的“忌日”，大概也会一早明昭天下，不会让人把应予避讳的忌讳之期，误用作自家的喜日吉辰了。祖父早逝，客观上正是他在郁郁寡欢中，以死表达了对旧日不开明社会的无声怨怼。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

当今，仍在世的皇亲国戚已经不多，曾亲身在清廷皇宫中居住过的人，大概为数更微。我以皇室世戚身份，当年曾两度入住紫禁城，陪伴我的四姑母瑾太妃。瑾太妃，就是历史上光绪的两个妃子之一的瑾妃，由于光绪驾崩宣统继位，上代皇帝仍然在世的皇后、妃子便晋升为太后、太妃了。另一位光绪的宠妃珍妃也是我的亲姑姑，我进宫之时，不仅五姑珍妃早已被慈禧太后投入井中杀害了，而且害死珍妃的慈禧太后也早就驾鹤西归了。

世事十分奇特有趣，它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不依某些强权者的意志为转移，当年五姑母珍妃被害以后，宫里对她的尊崇敬爱不减反增，而对慈禧太后的做法虽敢怒不敢言，但无人赞同。尔后，在慈禧太后也过世之后，人们对慈禧太后的微词更持续不断。

所以，大家知道了我是珍妃的亲侄女以后，宫廷上下待我都更加亲和友善。在宫室上层，我不仅受到亲姑姑瑾太妃的宠爱呵护，甚至也受到隆裕皇太后的钟爱。这使我较自由地出入宫禁，嬉戏玩耍，工诗习画，度过了我至今难忘的幸福的孩提和青少年时光。

当年，与我能经常在一起，情同姊妹的是溥仪的皇后婉容和他的妃子——淑妃文绣，除了在正式礼仪场合，我会装样子向皇后皇妃恭谨行礼外，我们仨自己玩耍时，像里巷玩伴或学堂同学一样，彼此毫无芥蒂，尽兴而开心，没人再记起各自不同的地位身份。

溥仪虽说是皇帝，但他毕竟年少，有时也能在一起谈笑玩耍。不过，一则是男女青年毕竟不同于单纯的女性朋友，再则，他是皇帝，性别与地位常在人们之间设置了一条无形的界限，接触起来就不如与婉容和文绣了。所以，我对宫廷礼仪总有好像在演戏的感觉，不过，也在“演戏”的潜移默化中，学到了很多外界所不了解的宫廷规矩和礼仪知识。

.▲郭布罗·婉容（1906年11月13日—1946年6月20日），字慕鸿，号植莲，满洲正白旗（达斡尔族）。清朝逊帝溥仪的妻子，清朝与中国的末代皇后，后为伪满洲国皇后。

在我陪伴四姑母住在宫内期间，有时也回家探望双亲和祖母，所以，对皇宫内外北京人的生活体会很深。

比如，我对北京四合院合理有趣的布局，各家自成一体的生活模式，都非常欣赏。时至今日，外国人甚至把四合院上升为华人的文化结构使然，倍加欣赏而成了旅游和考察节目，这并非偶然、不无道理。所以，我在后来定居香港做了教师以后，住在高楼大厦却十分想念北京的四合院，而且，在我的普通话课上，我兴致盎然地安排了一堂课，专门讲解传统的四合院与北京人的生活。

我在宫廷生活的最后阶段，差不多离开紫禁城时，与宣统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结婚了，我进一步结交了皇亲贵胄、王府高层。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溥杰追随其兄，彻底投靠了日本，溥杰按溥仪的命令和嘱托，东渡日本去士官学校学军事，尔后，更于“中华民国”廿年初伪满僭立，我拒绝归依伪满洲国，遂与溥杰分道扬镳，并曾致函平津各报，我向国民激昂表白：“宁为华夏之孤魂，弗作伪帝之亲贵。”我的肺腑之言，当时受到不少朋友的称许。一时间，我竟然成了新闻人物。

我青年时期的反对复辟皇室之举，在受到人们赞誉的同时，当然也受到日本军政界的忌恨，他们曾几次派人恫吓威胁我，甚至要置我于死地。我本人并非政治人物，自认为何苦要为我无法左右的政情而牺牲呢？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定，毕生要远离政治，持之以恒专心从事绘画。这才让我永远逃离了险被刺杀的境遇。

后来听不少亲友说，唐石霞离开京津之后就没了消息，开始时可能是我彻底脱离政治的原因，再后来，则是因为我身在港台，当然就更难找到我了。

这些就是我的家世，以及我进入与离开皇宫的大略概括，以及我当时的做法和见解。

○摘自《我眼中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杰夫人口述史）》唐石霞（口述）惠伊深（著），北京时代华语出版社授权稿，全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