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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

李国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编 者 按

《黄金与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这本书是李国华老师多年来对茅盾长篇小说的思考结晶，从“旧小说”因素、时间意识、诗学结构及虚构上海四个方面论证茅盾长篇小说的经典意义和文学史位置。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吴晓东老师为《黄金与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所作的序言。吴晓东老师认为李国华从原文中摘取的“黄金和诗意”一词把握住了茅盾诗学的独异性和其洞察都市上海的总体性，并在诗学的总体性和具体性之间努力保持平衡，既有对文本肌理的独到解剖，同时又有着更为超越的诗学诉求。作者在进一步与西方的对照中体现了探究中国长篇小说起源的野心，以茅盾的创作为核心把“集团主义”视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之起源的重要意识形态支援，同时也反思了“总体性”的书写在体认“远景”乌托邦时遮蔽具体生活碎片的问题。吴晓东老师认为作者借助于对上海镜像（虚像）的体认，最终把视野引向了都市学，进而表现出把小说叙事、诗学（理论）分析、历史观照与都市想象进行统合的努力。

本文原刊《读书》杂志2022年第10期，为《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一书的序言，感谢吴晓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

吴晓东

远景问题的历史光影

二零零二年，我与薛毅教授有过一个对谈，当谈到茅盾的《子夜》时，我说《子夜》中有很多细腻的感受，值得重新从细部的意义上来加以肯定，但是《子夜》的问题可能在于它的总体格局和视野是观念化的。薛毅当即表示不赞同，认为《子夜》里面包含了很多种文学的方式，茅盾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也是以文学的方式构筑了一个三十年代的图景，获取了一个大视野。薛毅由此给与了《子夜》非常高的评价，称之为一部“典范性的著作”（参见《文学性的命运》，《上海文学》二零零三年第五期）。

《文学性的命运》/ 吴晓东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薛毅对《子夜》的评价当时给我带来了不小的触动，我开始反思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中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一些判断和结论，也开始在文学史授课过程中对八十年代开始受到贬抑的茅盾、郭沫若、丁玲等作家重拾一种尽量历史化的审慎态度，也和学生们一起在读书会上选择了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锻炼》、《第一阶段的故事》等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逐一研读，而在燕园开设的现代小说经典选读的课程中，也几度细读《子夜》。我对茅盾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认为就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总体成就而言，茅盾是有资格坐上第一把交椅的。

而直接促成我想法转变的，就有李国华对茅盾的研究。国华读博士期间，曾一度集中关注茅盾，思考过茅盾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旧小说”因素、时间意识、都市视景和上海想象等议题，也曾一度想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时间意识”为题做博士论文。尽管他最终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赵树理小说研究，但关于茅盾的上述几个议题也都化为文字，最终结集为一本别开生面的小册子：《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

一

书名中的“黄金和诗意”出自《子夜》中自认为“革命家”兼“诗人”的范博文对小说人物韩孟翔的品评：

“他是一个怪东西呢！韩孟翔是他的名字，他做交易所的经纪人，可是他也会做诗，——很好的诗！咳，黄金和诗意，在他身上，就发生了古怪的联络！"

从“黄金和诗意”这一有些悖谬的判断中一般可以读出的是茅盾的戏谑姿态，而李国华却从“古怪的联络”中生发出一个堪称重大的诗学问题，认为“黄金和诗意”的离奇混搭“很可能是理解《子夜》文学性的关键所在”，多半由于“黄金和诗意”中体现着茅盾对上海的混杂和悖谬的都市图景的既反讽又严肃的概括，把现代商业都会的审美（“诗意”）与大上海特有的金融内景（“黄金”）别致地关联在一起，在凸显特异的上海性和都市现代性的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书写《子夜》的某种诗学方法，而国华对“黄金和诗意”的提炼正是力图从文学性的角度把握茅盾小说诗学的独异性，洞察的是都市上海别具一格的现代诗意问题。这种上海特有的“诗意”是茅盾为刚刚诞生不久的现代文学审美图谱所增设的新的向度，而小说主人公吴荪甫的夫人身上也同时折射着上海的诗意光谱：

"在叙事者看来，吴少奶奶生活在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却憧憬着中世纪的“诗意”，无疑荒诞的：她丝毫未曾意识到其所谓“诗意”的虚构性，也未曾意识到“诗意”是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叙事者既然认为“诗意”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变化，就不难勘破范博文所谓“诗意”的虚构性，因此必然不可能与其完全一致。在黄金（现代经济）与诗意之间，叙事者觉察到了一种有意味的张力。”

因此，茅盾从大上海捕捉到的现代诗意必然是混杂的，充满了张力的，即所谓“在整个《子夜》文本中，诗意、诗，显然都是复数的”。而其中的否定精神，则为现代诗意携上了一抹批判的锋芒：“正如范博文的诗诞生于现代经济影响下的都市生活一样，另一种意义上的诗意也随同作者/叙事者对现代经济影响下的都市生活的叙述而产生。这是一种充满否定和批判精神的诗意，是普遍散播在现代中国文学文本中的一种诗意。”

《子夜》/ 茅盾 著 / 开明书店1933年版

而当国华把“黄金和诗意”提炼为自己著作的题目时，这一“普遍散播”的判断背后就蕴涵了一种诗学的总体性，进而上升到一种关于茅盾的小说以及都会上海的总体性概括和表达。

这种诗学意义上的总体性把握，无疑受到了卢卡契的小说理论的影响。从卢卡契早期的《小说理论》到后来的名文《叙述与描写》以及《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都显示出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整合宏观远景以及微观诗学的卓绝的理论驾驭能力，即往往从小说的细部解读出发，体悟和提炼具体诗学结构，进而上升到总体性的判断。这种诗学总体性也同样内含在《子夜》的宏大构想之中。而当茅盾产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的时候，究竟如何在小说中大规模地进行“具体”描写和操作，就成为茅盾最需要考虑的小说学问题。而他其实也就给自己的《子夜》写作预设了一个难题，即外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究竟如何化为长篇小说内在的肌理和细部的微观结构？社会现象的宏大性毕竟要一笔笔地落实于小说的具体情节和细节之中，观念的总体性也需要在小说微观结构中进行诗学转化，才能“文学性”地实现宏大目标，才能避免使小说成为观念的图解。《子夜》的这一小说诗学难题茅盾是怎么克服的？国华重新回到茅盾的理论文本，捕捉到了茅盾在《小说研究ABC》一书中所发明的一个虽不怎么高明，但运用起来却意外地得心应手的“助手”的概念，也就比较有效地发现了《子夜》总体结构和细部描写（或者说微观结构）之间的中介，即茅盾的长篇小说结构是通过一个个次要人物所承担的叙事辅助功能实现的。

《小说理论》/ 卢卡奇 著 / 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茅盾在《小说研究ABC》中这样讨论小说结构问题：

"不仅记述一个人物的发展，却往往有两个以上人物的事实纠结在一起，造成了曲折兀突的情节的，叫做复式的结构。大多数的小说是复式的结构。自然那许多人物中间不过一二个（或竟只一个）是主要人物，其余的都是陪客，或者是动作发展时所必要的助手，并且那错综万状的情节亦只有一根主线，其余的都是助成这主线的波澜，可是这样的结构便是复式的。"

应该说，《子夜》的结构可能比茅盾自己概括出的“复式的结构”远为复杂，这种小说结构的复杂性当然根源自茅盾企图“大规模地”描写的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而小说具体叙事层面的关键正在于茅盾找到了组织小说复式结构的助手：“至少在理论上，助手有下列功能：一是帮助动作的发展，即推动情节向前移动；二是防止叙事者所可能流露出来的‘第三者的叙述口吻’，使‘结构的进展’了无人为的痕迹。”也因此，《子夜》中的诸多助手“扮演了勾连和润滑各个结构以形成‘整体性’的最为重要的角色”，“助手”的设置蕴涵了总体性同时也具有创造性的诗学意义：

"《子夜》因此得以在全景式的场景描写、局部的场景描写和细部的心理描写之间自由切换。的确，《子夜》既不单纯遵循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技巧，也不盲从福楼拜小说所开启的现代小说传统，而是根据《子夜》的故事量体裁衣，融汇了各种小说形式以构建自己的形式。不管《子夜》的形式是否成熟，其创造性是值得注意的。"

不过，当“助手”作为小说叙事功能项进入小说操作层面的时候，可能其内在的问题性就超出了茅盾的预期。国华发现，当助手更多地承担勾连和润滑各个结构的功能性角色的时候，就与茅盾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之间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龃龉，而使不少人物形象身陷模糊和尴尬境地，也使《子夜》中混杂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也使小说成为一个“含义混杂的文本”。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子夜》接受史上意见分歧的关键性原因之一”。

《子夜》手稿，原题为《夕阳》

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其成品之间的歧途总令研究者深感兴趣，总有一部分作品似乎难以实现创作初衷。否则就不会有读者戏谑中国作家，称其创作自述都是大作家级别的，但就是无法在具体作品中获得印证。不过也有一些作家，作品呈现的诗学丰富性恰恰是其创作谈无法预期和穷尽的：“茅盾作为作者预设给《子夜》的小说愿景，与《子夜》本身所展现出来的小说视景，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的。这样一来，茅盾的小说实践所提供的可能性也就远比其文学理想丰富。”这也许正是真正具有丰富性的“典范性的著作”永远有无法被除尽的剩余物的表征吧。

二

与薛毅对谈时，我对茅盾表现出的轻慢，还由于当时没有怎么看到研究者对《子夜》的诗学的总体性尤其是微观诗学结构给出真正小说诗学意义上的具体研究。李国华的这本小书恰好有所弥补，在诗学的总体性和具体性之间努力保持平衡，既有对文本肌理的独到解剖，同时又有着更为超越的诗学诉求。

这种超越的追求，恐怕就表现在国华的茅盾研究中，也暗含着探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起源问题的野心。

《小说的兴起》

伊恩·P.瓦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

迈克尔·麦基恩 著

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版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詹姆逊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当初读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以及晚近读迈克尔·麦基恩的《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总不免要联想到本土现代小说的起源问题。起源问题之所以让研究者孜孜以求，正是因为一件事物如果搞不清是从哪里来的，总令人如鲠在喉，无法释怀。因此，本雅明关于小说的诞生的说法一度令我着迷：“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讲故事的人》）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曾经对本雅明的这句话加以发挥：“故事产生于集体生活，小说产生于中产阶级的孤独。”“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因而是狂人或者罪犯；而作品则是他的传记，是他在世界的虚空中为‘验证自己的灵魂’而陈述的故事。”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源似乎也同样印证了这个说法。现代小说创生期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狂人日记》和《沉沦》都印证着孤独个人的主题，也都堪称是“在世界的虚空中为‘验证自己的灵魂’而陈述的故事”。但是，这种孤独个人的主题似乎仅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诞生更有适用度，自然细究起来也太过笼统。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起源问题前有陈平原教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着更具本土性的阐释框架，后有张丽华的专著《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从文类角度予以考察，已然突破了本雅明的定义。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张丽华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起源似乎有着不尽相同的原点。相对于容易上手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既实绩难出，又相对后起。短篇小说早在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记》就开始发轫，而到了一九二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才出版，不过尚有文学史家们认为这一体裁到了一九二八年叶圣陶的《倪焕之》问世才稍稍有了值得一书的成绩。而茅盾长篇小说的起点正是与《倪焕之》同时期的《蚀》三部曲。李国华对茅盾长篇小说起点的追溯，背后瞄着的也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发生问题。这本《黄金与诗意》在不到十万字的篇幅里自然无法彻底解决起源的大问题，但是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兴起仍旧提供了某种探幽寻微的启示。是书“后记”道：

"伊恩·瓦特写了一本《小说的兴起》，将英国现代社会的兴起和小说的关系说了一遍，我很是赞佩，颇想学范写一本中国现代社会的兴起与小说的关系。其中核心的线索自然是不一样的，在英国是个人主义，在中国，则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中国有何影响，无论老舍和张爱玲的写作汲取多少了英国的营养，似乎还是集体主义更成线索。……在英国，克鲁索可以征服一座岛，在中国，祥子征服不了一辆车。我想说说清楚这些问题，为什么受英国影响、奉康拉德为圭臬的老舍要反思个人主义？为什么具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起源意义的《倪焕之》和茅盾的《蚀》三部曲都将个人主义的人处理为需要克服的对象？"

这里所聚焦的，正是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概括的“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唯心主义转变到集团主义唯物主义”的历史趋向，进而把“集团主义”视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之起源的重要意识形态支援。当茅盾的《蚀》三部曲处理了个人主义及其末路的同时，似乎也在呼唤顺应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式长篇小说的诞生，从而与本雅明和瓦特意义上的西方小说起源论判然有别。当然，无论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断定笛福的小说“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与小说的兴起之间相互联系的独特的证明”，还是国华从“集团主义”的角度为长篇小说溯源，背后都体现的是一个时代所内涵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法国人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中有个判断：“小说并不带来新的价值观，小说艰难获得的只是过去的小说已经包含的价值观。”但是茅盾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子夜》难道不是在处理新的价值观，进而表现出某种时间性的远景吗？

三

在我看来，小说是最有魅力的文体，小说最容易与生活世界同构，尽管源于生活的小说从理论上说不太可能大于世界，但可能高于世界。《子夜》中的上海图景或许多少印证了这一点，其丰富性、远景性、杂糅性乃至含混性会溢出作者原本的初衷和设想，的确实现了以小说“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初衷。而在一些理论家那里，小说还擅长处理更深难的哲学问题和伦理学难题。且不必说学界耳熟能详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把小说阅读上升到了事关民族国家起源的高度，也不必引用赫胥黎的名言“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创造的”，我主要是想引出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的一个说法：“小说具备伦理意义。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亦即意义与生活再次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不过这样的语言是抽象的，乌托邦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幻象。因此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本身，才是一切乌托邦活动的检验场。伟大的小说家以自己的文体和情节本身的组织形式，对乌托邦的问题提供一种具体展示。”而李国华对《子夜》中“远景”范畴的体认和阐释，或许印证的即是小说的这种乌托邦性。

这意味着《子夜》意图暗示，只有在全景式地呈现了各个阶级的状况，标识各个阶级的末路之后，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而解放的路径，就是集团主义运动，只有集团主义能构建远景。大都市上海因此被压缩成阶层分明的客体，小说形式的完整性在碎片中拼合出来。

这个“远景”的概念如同“总体性”，同样出自卢卡契。而茅盾的上海书写所呈现出的“总体性”，也似乎正可以借助于“远景”的概念进行解读。“集团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有远景性，同时又有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一方面是上海的外在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总体性，同时也是小说内部视景的总体性：

"茅盾在《子夜》中以“集团主义”意识形态将大上海的碎片拼合成了一个总体。在此总体中，“集团主义”的个人/集体获得了小说远景，而其他各类意识形态，诸如五四式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封建个人主义、洋务运动式的经济个人主义……无论能否妥贴安置个人/集体，是否具有集体的维度，都被封闭在“子夜”，无从看见“黎明”。"

这其中是否也蕴含了对远景性乃至总体性的一种历史反思向度？当总体性是由碎片拼合而成，那种碎片固有的马赛克般的历史光影是否还能在黎明时分重现？总体性是否会以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丧失为必然代价？

由此大概可以明了前引杰姆逊关于“乌托邦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幻象”的说法，这种说法或许也可以证诸李国华关于虚构上海的论说。国华借助于对上海镜像（虚像）的体认，最终把视野引向了都市学，进而表现出把小说叙事、诗学（理论）分析、历史观照与都市想象进行统合的努力，从而展示出令人期待的学术潜质和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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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

李国华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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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远景问题的历史光影 吴晓东

引言

一 “旧小说”因素

1.发露

2.自觉

3.中国化与现代化

二 时间意识问题

1.女性与时间

2.时间的幽灵

3.上海的时空

4.“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

5.助手、镜子与斧头

6.时间、远景与小说

三 助手与《子夜》的诗学结构

1.“时代性”及其助手

2.助手

3.门与窗

4.《子夜》的诗学

四 虚构上海的四重根

1.外来者与本地人

2.叙述与描写

3.时空的重获与迷失

4.总体性与碎片化

后记

《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精彩试读·导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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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云波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