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宇杂谈】

　　很多高学历型人才愿意到社区工作，但“过渡”的心态很明显。

　　李宇嘉

　　前几天，在小区全员排队验核酸时，笔者与旁边登记扫码的小伙子聊了几句，他是刚入行的社区工作者。当听到他是研究生学历时，我问他为啥要到这里工作？他告诉我，本来是想“考公”的，但省市考接连失利，就考到这里了。显然，他对于当下社区战疫这种强度比较大、事项琐碎的工作还不太适应。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不易。近年来，“考公”的独木桥拥挤不堪，社区工作者虽没有行政、事业正式编制，但在民政局登记，也算个有“身份”的人。所以，就不奇怪为啥研究生，甚至是985博硕也选择到街道办工作了，工作稳定、收入中等，呆个2-3年权当基层锻炼，即可升级到区里或市里。发展较快的，三年升副处实职、五年升正处实职的大有人在。

　　这个逻辑看上去是对的。正是因为社会治理机制重心往前移，正是因为疫情持续，与基层群众联系紧密，掌握社情民情的社区，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当下，社区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活跃文化、办理医保、处理邻里琐碎的地方。往小了说，它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是最前线。往大了说，它是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神经元。

　　但现实情况是，疫情这两年，听到最多的就是社区工作之艰辛，比如因录音走红网络的社区书记。属地责任层层分解，五脏俱全的各部门开始往社区压工作，很多初审和盖章都要求社区出具，导致社区行政化、街道化。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受到上面“千条线”的牵引，社区“有责无权”的这根针，要接纳无数居民的诉求，导致很多新加入的社区工作者不愿扎根基层。

　　根源上，就在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基层社会治理长期滞后所积累的顽疾暴露出来。比如流动人口管理难，小区业主自治缺失，物业和业主关系不融洽，物业、社区、街道协同不够等。但工作不等人，疫情“动态清零”必须遵守，创文创卫、垃圾分类、盖章证明还得做，社区就被推上了第一线。于是，很多高学历型人才愿意来社区工作，但“过渡”的心态很明显。

　　先有个稳定工作保底，再谋求尽快升职、考公考研、创业等阳光大道或政治前途，导致对社区工作抱有“美好梦想”的新加入者，梦想破灭的也很快，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一直难以提升。根据调研，社区工作者要么是家就在这个社区或附近的老人，要么就是像笔者前面讲的这个小伙子一样的新人。中坚力量断层遇到疫情形势严峻，市区两级机关干部不得不下沉社区。

　　近期这一轮疫情，由于防控力度加大，各地机关党员干部下基层的更多了，但这种应急性的支援，解决不了基层社区治理短板。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提高社区或街道一线人员工资待遇，建议高于区县一级同级的20%-30%。这样，最起码从待遇上提高了社区工作的吸引力，留住新招聘的人员，激励更多区一级工作人员到社区工作，推进基层扁平化。

　　近年来，新招聘的公务员明显向基层倾斜，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笔者认为，随着国家对基层治理的重视程度提高，职级体系一定会将社区干部纳入其中，社区干部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通道也将会打开。一方面，不管是收入待遇还是职业前景，“到社区来”都是有吸引力的就业选择；另一方面，长期在社区工作，熟悉一线业务的人员，也可以晋升到街道或区里。

　　这样的相向而行，就能将“区-街道-社区”的工作链条捋顺，避免不接地气的硬性考核指标下达而居民反应激烈的现象。上级的政策要求也能结合基层的现实而灵活调整，避免“一刀切”；基层在物资、人力的及时需求，应对机制做本地特色的调整，也能得到响应。这也意味着，很多事由社区牵头，权利和资源开始倾斜、责权利开始统一，社区治理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作者系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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