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2日晚，首尔西部麻浦区的一家汽车旅馆外停满了警车。一名高中生被发现死在旅馆内，在对现场进行的法医检查后，警方最终判断：又是一起自杀。

这名少年是去年10月29日梨泰院人群踩踏事件的幸存者，他与朋友一起在灾难现场受过伤，后来在医院接受了心理疏导的治疗，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撒手人寰。

梨泰院事件后，民众自发地摆上花束和蜡烛。（图源：社交媒体）

在韩国统计厅于2022年9月底发布的《2021年死亡原因统计》中，有一组数据格外触目惊心：自2007年以来，自杀就超过了癌症、车祸等其他原因，成为韩国10至39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

而从死亡者中自杀者的占比情况来看，10-19岁为43.7%，20-29岁为56.8%，30-39岁则为40.6%。不仅如此，2021年韩国年轻人的自杀率也大幅增长，10-19岁涨幅提升了10.1个百分点，20-29岁的涨幅则提升了8.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韩国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亟待维护。

不愿面对现实的韩国年轻人

在韩国年轻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韩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出生。退而求其次，是尽早离开。”

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想象，但背后的原因令人唏嘘。

不少韩国人认为，一个教科书式的韩国年轻人命运是这样的：

从出生开始面临教育内卷，20岁靠着刻苦学习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却还是在求职的路上被家世显赫的“金勺子”们击败。心灰意冷的年轻人又尝试考公未果，只能在30岁左右前往炸鸡店打工，赚取微薄的工资，亦或是尝试炒股炒虚拟货币，却最终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韭菜”。

到了40-50岁，仍混迹在底层的打工人被迫提前退休，开始在首尔塔谷公园流浪，这里偶尔还能领到慈善组织发放的免费午餐，最后只能在公园里一个人孤独地老去。

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创业成为个体经营者。但在十大财阀掌控社会上下的韩国，创业又谈何容易？思考完这些，韩国年轻人选择了逃避。

对生活失去信心，韩国不少年轻人因此拒绝结婚生育。

2022年韩国前三季度的生育率跌至0.79，新生儿数量同比下降3.7%，仅为经合组织国家（OCED）平均水平的一半。此外，韩国人口保健福祉协会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去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还指出，韩国总和生育率（女性人均生子数）为1.1，与去年和前年的数据持平，排名全球第198位，连续三年垫底。

许多韩国年轻人逃避教育、就业和培训，一心只想成为“尼特族”（“NEET”的音译，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青年人）。

根据2021年经合组织的统计，韩国尼特族占同年龄段人口的比例为20.9%，这一比例在2013年为15%。在韩国约156万尼特族中，有77.8万人准备就业，50.7万人完全放弃就业，剩下的人还在犹豫。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人最终选择了轻生 。

2021年韩国每10万人中就有23.6人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这一数据虽然已从2011年的31.7人下降了许多，但青年的自杀比例却在逆势上涨。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年轻人的自杀率大幅增长，10-19岁涨幅提升了10.1个百分点，20-29岁的涨幅则提升了8.5个百分点。

被人们称为“自杀大桥”的韩国麻浦大桥（图源：社交媒体）

在男女比例方面，根据韩国医疗卫生急救中心的数据，2020年因故意自残或自杀未遂而被送往急诊室的34905名韩国人中，女性占60.7%。

尽管女性有着比男性更高的轻生比例，但韩国男性死于自残和自杀的实际人数是女性的两倍。此外，9-24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人数也连续四年增加。

对此，庆熙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教授、韩国自杀预防中心前负责人白钟宇表示，韩国年轻人的高自杀率源于他们的“预期与社会现实不符”。

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

一般而言，青年自杀率提升和经济衰退高度相关。但在这一轮经济衰退前，韩国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2021年韩国自杀死亡人数同比增长1.2%至13352人，相当于平均每天有36.6人死于自杀。每10万韩国人中就有23.6人死于自杀，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每10万人中11.1人的平均水平，超过相关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韩国的自杀率长期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图源：社交媒体）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的经济迅速腾飞，国民生产总值（GDP）从5800亿美元增长至1.8万亿美元。但并不是所有韩国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韩国的贫富差距仍在不断加大。

据韩联社报道，2022年韩国资产上游20%家庭和下游20%家庭之间的差距创历史新高。截至去年3月底，第一档家庭的平均资产为16.5457亿韩元（883.5万元），相当于第五档家庭平均资产258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8万元）的64倍。

衡量贫富差距的净财产基尼系数，也创下近10年来最高纪录，该指标通常将超过0.4作为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韩国为0.606。

更不用提5年内几乎翻了一番的首尔房价。2017年首尔一套普通公寓的价格约等于11年份的韩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到2022年，一套公寓已经需要18年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

不仅如此，疫情以来的社会生产秩序混乱往往也是首先对低收入群体造成影响，而富人们则通常可以实现远程办公，不仅不会耽误工作，还可以前往郊区或海外，避开韩国生活成本的上涨。

韩国年轻人的愤慨和绝望是极其容易理解的，根据韩国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的数据，首尔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中，近三分之一因为学业负担以及对未来和职业的担忧而想过自杀。

在过去五年中，20多岁就患上抑郁症的韩国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韩国政府也曾采取不少措施来预防年轻人自杀，在2012年3月就首次实施了《预防自杀和营造尊重生命文化的法律》，通称《自杀预防法》，为有自杀倾向者提供帮助。

不仅如此，韩国政府近年来还持续提高心理卫生预算，使其占到了国家卫生总预算的3%，心理卫生服务已经下沉到社区。首尔理工学院甚至开发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分析监控录像等资料追逐有轻生倾向的国民，试图提前为其提供帮助。

但更难改变的是社会观念，在传统的东亚文化中，心理疾病经常被等同于“软弱”，因此大多数韩国人不认为自己患有这方面的疾病，并拒绝接受治疗。据不完全统计，约30%的韩国成年人患有或曾经患有心理疾病，仅有不到15%的人会寻求治疗。

2018年，韩国通过《劳动基准法》修订案，将劳动者每周最多工作时间从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此举令许多韩国老年人感到不解，他们批评年轻人好逸恶劳，不懂得吃苦。

但年轻人并不是天生缺乏意志力，是时代变了。

即便是那些看似成功的韩国人也难以适应时代的剧变，25岁的韩国女歌星崔雪莉、29岁的女歌手具荷拉、27岁的男歌手金钟铉、27岁的男演员车仁荷等多位韩国明星选择自杀。2023年年初，26岁的女演员宋宥贞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面对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偶像的自杀可能进一步引起韩国年轻人的效仿。韩联社此前亦分析认为，知名人士自杀产生的维特效应（维特效应即自杀模仿现象，是指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和传染性）是韩国自杀率增加的主因。

选择自杀的韩国年轻人越来越多。（图源：社交媒体）

“自杀已经成为一场全球危机。”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艾伯恩表示，债务、失业和低收入等财务困境会显着增加自杀风险。社会各界应该对年轻人给予肯定和关怀，为他们提供工作和机会。

白钟宇也敦促韩国政府将心理健康纳入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现在是政府需要出手干预的时候了，这已经不是家庭内部能够处理的问题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