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3年2月8日，在土耳其阿德亚曼省贝斯尼，救援人员在地震废墟搜救（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资料图

“安拉啊，请怜悯我们！”一名身着黑袍的老妇仰天哭号，一旁的老人紧紧拽住她的双臂，另外几个年轻人围坐在家具残骸烧起的篝火旁抹着泪，瓦砾与炭渣冷风中飞扬，在一叠扉页翻起的旧书上蒙了一层灰。

这是澎湃新闻记者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市采访时见到的一个场景，这座城市是土耳其强震中受损最大的城市之一。“这些人在等亲人从这底下被挖出来。”为救援队做翻译的小伙Jan双手插在口袋，目光扫过一旁几米高的废墟，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大概是他们的儿子。”

2月6日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两场强地震，已经成为土耳其共和国100年历史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如今半个月过去，各国救援队已陆续撤离，救援基本结束，土耳其进入清除建筑废墟、搭建临时住所和恢复重建基础设施阶段。

4万余人死亡、1350万人直接受灾，这场地震给土耳其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惨重的。然而，回望过去一百多年，作为安纳托利亚断裂带上的国家，土耳其曾遭遇过多次强烈地震。生活在地震恐慌之下的土耳其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寄望改变的发生，但似乎陷入“今天悼念，明天忘却”的怪圈中。

在1999年造成1.7万人丧生的伊兹米特大地震后，埃尔多安及其所在的正发党趁势而上，迎来了20年的持续执政期。如今，面对这场带来更为严峻后果的“世纪灾害”，即将举行大选的土耳其政坛会否同步“地震”值得关注。

这是2月19日在土耳其南部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卡赫拉曼马拉什市拍摄的震后景象。 新华社 资料图

废墟之上

2月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是土黄色的。倒塌的公寓楼、散落满街的瓦砾、躲在足球场帐篷里的家庭，与漫天黄沙融为一体——那是数百座在两次7.8级地震后毁于一旦的建筑物残骸。

吉林一号微信公众号 图

卫星图像上的土耳其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已残缺不堪，这座约有 40 万人口的城市在2月6日两次毁灭性的大地震的几个小时内，碎成了尘埃。

一处建筑废墟附近，有一堆人起了骚动，冲突中夹杂着几句悲愤的阿拉伯语。“对安拉发誓，不可能的，这不可能……”人们极力阻止说话人的暴力过激行为，不远处绿新月标志的救援车已经准备就位，底下整齐摆放着几个两米长的黑色裹尸袋，冰冷而僵硬。

陪着救援队在废墟中挖了几天，担任翻译工作的小伙子Jan的心变硬了。他公式般地讲述着自身遭遇，面无表情，内心深处似乎已经开启某种自我保护机制。他指向不远处隐秘在丛林中的一处建筑，“每天，这里都躺满了死人，我进去过，尸体的腐臭味让人恶心。”

无论是家属还是军警，活着的人都对数字讳莫如深。停尸房被警察严密把守，所有踏入此地的各国记者都会被仔细盘问，不准拍照也不准记录。Jan用土耳其语向警察解释并非有心踏入禁地，背过身又用英语说着，“没有真实的数据，死的人太多了。”

当地时间2023年2月7日，救援人员在土耳其南部卡赫拉曼马拉什市地震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新华社 资料图

马拉什的损毁只是土耳其南部及叙利亚西北部震后残骸的小小一角。市中心的整个街区都变成了废墟，被石块砸坏的汽车停在道路两旁，担心余震的幸存者睡在里面。白色的帐篷包围了市郊，里面住满了家园被毁、一无所有的幸存者们，他们在未来多年或许只能流离各地，苦苦等待人道救援和承诺的重建。

从卡赫拉曼马拉什到马拉蒂亚，从加济安泰普到哈塔伊，安纳托利亚高原像是被大自然的刀刃划了一道西南-东北向纵深的裂口，无数生命与他们生活过的痕迹被埋葬在绵延的废墟里，撕裂的大地吞噬了土耳其引以为豪的二十载繁荣，平地高楼化为瓦砾，暴露出不堪一击的钢筋铁骨，恰似这些年土耳其社会深刻难解的积弊。

驱车驶入哈塔伊省省会安塔基亚，就像踏上一层青筋爆裂的糙砺皮肤。大地从各个方向皲裂，地层碰撞处显现出巨大塌陷，只有尚未清理的残破瓦砾矗立天际。随着救援任务接近尾声，废墟中已难以传出惊喜的消息，一辆接一辆的殡葬车拥堵了道路，路崖下的田野里密密麻麻竖起了木桩。“看起来，这是一个集体坟墓。”后视镜中的司机皱眉说道。

在众多受灾城市中，越是灾情严重、伤亡巨大的地方，越容易出现道路拥堵。安塔基亚道路狭窄、老城古迹众多，城中还有河流穿过，救援难度更是可见一斑。震后近十日，救援队的数量已赶不上推土机的数量，等在路边的失踪者家属少了，更多的是前来故地搜寻财产与回忆的幸存者。

“奥龙特斯河从这里流过，这片地从前是河岸，土地松软，我从小就在这里玩耍。”一位戴眼镜的长者指着眼前垮塌的高楼说道，“但后来，高楼拔地而起，没人问过这河岸到底适不适合建楼。”另一位面色发黑的大叔激动地附和，“这样的土地上建楼，原本应该打更深的地基才对，但是这些建筑商没有！他们没有良心！”

大叔自称是一名建筑从业者，眼前这堆瓦砾曾经是他的家。比起天灾，他更想揭露这背后的人祸。他告诉澎湃新闻，在1999年大地震后，土耳其曾出台政策要求建筑商按照7.6级的地震烈度测试地基牢固程度。“他们确实测试了，可是可能建了三栋楼，只测试了第一栋，或者还没有测试、政府就提前给了批文。”据他所说，眼前一排房屋由两个建筑商所建，塌了的两栋楼的建筑商赚得盆满钵满，而另一座未倒的楼由另一个建筑商所建，童叟无欺却让他的公司早早倒闭。

“我经历过1999年的大地震，那时也没有现在这般可怕，如此强烈的震级不是人们能逃得过的。”此次地震烈度高达7.8级，即便是满足了过去的测试标准也难以躲过一劫，人们也无法精确评估这些无良建筑商的唯利与监管部门的草率究竟多带走了多少无辜生命。

然而，这些化为瓦砾的建筑确实揭开了过去二十年土耳其经济飞速发展的秘密：全国上下大兴土木，建筑业狂飙突进，拔地而起的新楼见证了城市化的奇迹，缺乏监管是速度的注脚。

央视财经 截图

地震之国

土耳其人对地震，并不陌生。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断裂带上，是国际地震学界认定的全球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土耳其遭遇了多次大规模的地震。

1939年12月，土耳其东部城市埃尔津詹发生里氏7.9级地震，造成约3.3万人死亡。1999年8月，土耳其中西部地区发生7.4级地震，造成超1.7万人死亡。2006年5月，土耳其发生7.2级强震，至少造成120人死亡。2011年10月，土耳其东部和伊朗接壤的凡省发生7.2级地震，至少造成超600人死亡。2020年2月23日，同样是土耳其与伊朗边境，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两场5.8级地震。

地震是土耳其人常谈的话题。出于对地震的恐惧，不少人逃离了土耳其。留在土耳其的人，寄希望于国家可以做出一些改变。从地震预警技术的不断革新，到寄希望于地震专家的预测，再到对建筑物工程质量的把关，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又好像一切都没变。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曾经在他的《别样的色彩》一书里写过土耳其人对地震的恐惧。

“在1999年8月那次强烈地震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来缠住伊斯卡拉教授（注：土耳其惟一的一家天文台台长），使他每晚穿梭于不同电台之间，重复许多年来都被人们忽视了的现象，那时所有现场观众都会问他同样问题： ‘那么先生，请告诉我们，今晚会有另一次地震吗？’在早期的节目中他的回答总是， ‘地震会随时到来。’ 后来，他发现上百万人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更有上百人在极小的地震来临时就从窗口跳了出去，并且听到政府内部对绝望引起混乱的抱怨，于是他谨慎了一些，把回答改成，‘现在还很难说下次地震会什么时候到来。’”

这只是过去20年来土耳其民间对地震反应的一个缩影。比起不知何时会再次发生的大地震，地震之下不合格的建筑所造成的惨剧，是土耳其人更需直面的顽疾。

1999年的地震之后，土耳其人开始将整顿矛头指向建筑承包商。一位名叫维利·戈切尔（Veli Göçer）的承包商后来通过德国一家报纸表示，“我没有理由心怀愧疚，虽然我很同情受害者及其家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变成替罪羊。”他在采访中提到，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文学，“我是一个诗人，而不是建筑工程师”。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触到建筑工地的场景，“我看到工人们用沙滩上的沙子制造混凝土。当我进行质疑的时候，建筑师却告诉我这是完全正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完全错误和危险的技术。所以我会明确禁止这样的做法，但是却已经晚了，因为一半的建筑群已经完成。”

人们将愤怒发泄到了承包商身上，戈切尔甚至被媒体称为“死亡承包商”，一度成为公众愤怒的焦点。同1999年一样，此次地震之后，土耳其官方又在建筑承包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逮捕活动，截至2月18日，土耳其地方检察官已起诉400人，其中120人已被捕，他们被指控须为地震中倒塌的劣质建筑负有责任。

地震发生之后，土耳其电视台Show TV 的新闻主持人Dilara Gönder情绪激动地说道：“这是谁的责任？看看这片废墟。谁应该对此负责？命运还是人性？对此负责的是工程师、施工人员和批准它的人。”

与她对谈的嘉宾是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Ziyadin Çakır，他无奈地回答，“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记忆像鱼一样（短暂）。”节目结束后，Ziyadin Çakır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也说道，“当局（包括地方和区域）和承包商应该受到指责，而不是人民。”

1999年地震之时，时任总理比伦特·埃塞维特（Bülent Ecevit）并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政府也没有应对地震救援的相关预案措施，更残酷的事实是，政府的地震救援基金也仅有4.45美元。虽然一周之后，总理埃塞维特才做出反应，但是却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指责媒体。一家电视台因对混乱的救援工作展开报道，而遭到勒令关闭7天的惩罚。时任最高军事指挥官Hüseyin Kivrikolu甚至将一些报纸的编辑召集到办公室进行训斥，告诉他们“主要问题不是救援工作，而是不负责任的记者”。

因此，那场地震也造成了土耳其政坛的地震。在现代历史上，很少有自然灾害能像土耳其一样，产生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一些土耳其知识分子甚至建议，当书写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时，它应该被分为两个时期：地震前和地震后。地震让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人开始质疑他们以前从未质疑过的政府，并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

只是不知道命运是不是再次对土耳其人开了个玩笑。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1日，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慰问地震灾民。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命运的安排”？

前政府在1999年地震应对中出现的失误，推动了正发党（AKP）和埃尔多安在2003年上台，这位年轻而神秘的人物曾经对土耳其人做出承诺，在那场造成17000多人死亡的灾难之后，他将以高效率和多关怀来治愈国家的创伤，在他的统治下，事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为了实现自己上台前的承诺，埃尔多安将精力都放在了改善基础设施和住房问题上，并承诺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因此，在这20年的统治中，土耳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建筑热潮。在埃尔多安当选后的几年里，政府对住房建设的许可增加了两倍，摩天大楼、高架桥梁和宽阔的柏油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

房地产经济成了土耳其经济的支柱。根据2018年土耳其建筑工业雇员协会（INTES）的数据，建筑业在土耳其经济中的直接占比为8%，而由其推动的非直接经济贡献，可以占到土耳其经济体量的三成。

与此同时，常年保持低利率的土耳其，通货膨胀也出现螺旋式上升。去年11月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170.7%，但土耳其央行仍将利率降至9%。

“他们在等他们的亲人，而我在等我的黄金！”阿德亚曼的夜刺骨，瓦砾下遇难者尸骨未寒，废墟旁到处是生火的幸存者。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小伙热情招待人坐下喝茶，不时比划着自己遗留在这堆废墟下的财产。“四公斤黄金！足足有四公斤！对面的那家，有一公斤半！”

没人能证实穆罕默德所说是真是假，换个人去问，他依然指着废墟偏执地手舞足蹈——只是黄金的数量已经变成两公斤。唯一真实的是，在里拉不断贬值的经济危机中，土耳其人人自危，收入水平已赶不上物价变动，黄金成了保值的硬通货。向导艾哈迈德告诉澎湃新闻，“这个数字太疯狂了，他也许夸大了，但在土耳其确实买黄金很普遍，有的人发了工资就去换成黄金。”

高通胀和低利率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买家涌入土耳其投资房地产，此外他们还有机会通过购买房地产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1月至11月期间，外国人购买的房屋与前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4%。大多数买家是俄罗斯公民，其次是伊朗人、伊拉克人和乌克兰人。这也推高了土耳其的住房价格指数，去年9月的房价与前年相比上升了近190%。在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全年的涨幅达到了惊人的212%，这也导致了住房租金也在不断上涨。

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的压力下，对于数百万月薪只有5500里拉（约2000人民币）最低工资的人来说，他们还要努力支付食品、能源和其他费用，更何况伊斯坦布尔10000里拉的房租。

但是高企的房价之外，房屋质量又如何？这次地震让土耳其人和全世界都看到了土耳其房屋建筑的问题。许多房屋在地震来袭的时候，或是“煎饼式”垂直坍塌，或是整个一栋侧向一面，直接拍在了地上。

埃尔多安上台之后，承诺人民，为整顿房地产行业，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甚至还对所有建筑物实施强制的地震保险。从那时起，土耳其人已经为这些地震保险支付了170多亿美元，然而政府至今没有公布关于这些钱的使用细节。表面上看，土耳其应该确保至少新建筑符合严格的标准，以抵御地震。

然而，一些开发商为了省钱，无视建筑标准，把材料成本压低。在受灾地区，人们发现那些倒塌的楼房，其支撑柱居然用手就能捏下来一块碎片；还有人发现，开发商给建筑物用的材料，竟然是未经过处理的河沙。此外，承包商还经常违建——在原本的高度上再多建上一两层，或为了增加店铺面积而拆掉支撑柱。

哈塔伊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土耳其中心所长托尔（Gonul Tol）2月10日在《外交政策》撰文称，居民楼、医院，甚至是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局（AFAD）的当地分支机构的建筑，很多是由国家领导人的亲信建造的，要么被夷为平地，要么遭受巨大的破坏。该镇唯一的机场跑道由一家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的公司建造在断层之上，也已经被地震劈成两半。

在2019年3月的一场竞选活动中，埃尔多安大谈他在卡赫拉曼马拉什所兴建的大量住房，讲自己通过危楼特赦，解决了当地14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当此次地震发生后，埃尔多安赴卡赫拉曼马拉什省的帕扎尔哲克镇视察时，一直反复强调“地震”是造成破坏的唯一原因。

他曾明确指出：“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这是命运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去年10月，埃尔多安也曾经说出同样的言论。2022年10月14日，土耳其北部巴尔滕省阿马斯拉区的一家煤矿发生爆炸，造成41人死亡。15日，埃尔多安在现场视察时表示，“我们是相信命运安排的人，我们将永远这么相信命运，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点。”

这是2月8日在土耳其哈塔伊拍摄的遭地震损毁的建筑。 新华社 资料图

“国家在哪里”

土耳其人会不会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无从得知，只是那些以“国家”为名的政治人物无法兑现曾经给出的承诺时，土耳其人或许也开始了反思。土耳其报纸《Karar》甚至发表了头版见闻文章疾呼，“这个国家在哪里？”

当地震一次又一次发生时，这个被吹嘘的“国家”不见踪影，那些自称可以保障人民安全的“国家”统治者，继续允许不负责任的承包商在其国土上方兴建一批又一批的大型住房。

托尔在文章中进一步披露，将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授予埃尔多安的盟友、后者在安全方面偷工减料的行为，在去年的暴风雪袭击西部城市伊斯帕尔塔，以及2014年的土耳其史上最严重矿难等事件中，也曾导致过悲剧的发生。

除了腐败和对安全隐患的漠视之外，政府的行动力缓慢更加致命。上述报道称，2021年，一场大火席卷了土耳其南部，造成至少9人死亡，迫使数千人逃离家园。反对党和居民指责政府没有采购消防飞机，同时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输送给那些不重视环境的建筑公司。政府后来承认，没有一个消防机队，而且现有的飞机不在可用的状态。

这样的行动力在此次地震救援中又一次彻底暴露。在安塔基亚，人们不得不徒手挖出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然而当地震发生48小时后，灾害和应急管理局（AFAD）的工作人员终于出现的时候，却告诉人们，他们无法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接到命令要把救援行动集中到其他地方。而负责AFAD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的人，以前没有灾害管理经验。在1999年地震后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土耳其民间社会组织，也没有出现，因为在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关闭了几乎所有民间组织。

今年5月14日土耳其将进行大选，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会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对于寻求连任的埃尔多安来说，前景蒙上一片阴影。

面对接连两场7级以上地震，土耳其政府不但反应缓慢，甚至在各地区的救援力度都明显出现了不平衡，尤其是在政治上忠于反对党的地区，而这涉及了超过1300万的受灾群众。

埃尔多安部署了约9000名军队人员协助救灾工作，但他同时宣布在受灾影响的省份实行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这被反对党指出，是使埃尔多安能够镇压对他有敌意的库尔德族地区的政治活动。

库尔德人领导的人民民主党（HDP）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正试图保护自己，而不是组织援助。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宣布紧急状态，而是建立社会联盟。”

2018年，人民民主党（HDP）在选举中获得了11.7%的选票，成为第二大反对党，预计将成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目前，HDP因指控与土耳其定义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有联系，而面临遭关闭的风险，但即使被关闭，库尔德人也可以加入其他政党或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地震袭击了有数百万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包括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的首府迪亚巴克尔，因此库尔德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

除了反对党的指责，政府在地震后的一些措施也招来更多民众的不满。因救援进度缓慢，土耳其人纷纷在网上批评政府救灾不力，但是政府一边救援，一边不忘打压舆论，不仅封锁了Twitter，还扣留了至少18人，指控他们发布“煽动”帖文。

在土耳其南部，那些被认为是支持正发党的票仓，受地震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正睡在寒冷之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位“父亲式”的领袖，将面临严重的考验。

“埃尔多安的形象是他在过去20年里培养起来的，他很专制，是一个家长式的人物。”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索内尔·卡加塔伊(Soner Cagaptay)认为：“这很了不起，因为埃尔多安取代了另一个总体性的、专制的父亲式国家，而这个国家在1999年的另一场大地震后基本上崩溃了。”

这些年，为了长期执政，埃尔多安逐渐转变其政治策略，讨好保守派选民，不但逐渐抛弃掉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在外交层面，也开始展现其强硬的民族主义一面，希望确立其中东大国地位。

埃尔多安开始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还打下过俄罗斯的飞机。最近几个月，他在国际舞台上又展示了土耳其的肌肉，多次以军事行动威胁历史对手希腊，并严厉拒绝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但地震发生后，埃尔多安发现他需要来自他所反对的人的帮助。作为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经常攻击的目标，以色列向受灾的阿达纳市派遣了一支150人的搜救队。希腊救援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帮助从残垣断壁中救出幸存者。甚至与土耳其关系紧张且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亚美尼亚也派出了几十名救援人员。埃尔多安经常贬低为多管闲事的干涉者的欧盟官员，在地震发生之后也在安卡拉为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专注于土耳其研究的哥本哈根学者和安全专家赫塔夫·罗扬（Hetav Rojan）认为，“埃尔多安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现在他急需外界的帮助。这对土耳其选民来说是难以消化的，尤其是当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在听埃尔多安说欧洲嫉妒我们的成就、标准和产业。”

（澎湃新闻记者张无为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