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提供丰富的中国“音响”
“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专题页。
杨荫浏录制阿炳6首传世乐曲的钢丝录音带。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
1993年,音乐学家张振涛(左二)、薛艺兵(左一)在河北省安新县王家寨乡郭里口村采访民间艺人。
1986年,音乐学家乔建中带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在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的音乐会现场采访录音。
盲人阿炳去世前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新疆老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从黄土高原河曲收集而来的1500多首民歌、1956年健在的全国86位古琴家演奏的270多首古琴曲……这,是一份时长超过7000小时的珍贵音响文献资料,也是一份彪炳中国音乐史的“绝响”――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
近日,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建设的“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系统采集、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建设和近20多年数字化抢救保护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得以敞开音乐宝库的大门,以数字化音频的形式向海内外公众开放,与世界共享。
传统音乐最丰富最完整的录音档案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音乐遗产通常都是口耳相传,这给音乐遗产的保护带来很大的困难。
19世纪末,录音和摄像技术的发展,对保存和研究包括音乐在内的口头传播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从世界范围看,对录音的搜集始于1900年前后,并由于便携式磁带录音机的出现而于20世纪50年代初兴盛。
20世纪中叶,中国刚刚具备依靠现代科技手段获取音乐音响文献的基本录存条件。此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杨荫浏的一系列民间音乐采访,成为该所田野工作的开端,为音响档案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音乐研究所开始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全国各地民间乐种的线索。此后,资料采录和收集工作全面铺开。
几十年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人员利用一切机会采录、搜集珍贵的第一手音响资料。除特殊时期被迫终止外,他们的采录工作从未停止,或马不停蹄奔赴全国各地搜集考察,或在北京本地采集各种表演和会演,抑或邀请各地民间艺人来北京录音,此外,他们还接收相关机构或个人的捐赠,转录广播电台的重要音乐资料等。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耐心的积累,一份沉甸甸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渐形成。
“同时期横向比较,世界上一些国家也有不少音乐音响资料的采集整理,但基本是个体行为,覆盖面也不是很大,像中国这样举全国之力、大规模采集整理传统音乐音响资料的几乎没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张振涛告诉记者。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目前收录中国传统音乐最丰富、最完整的录音档案,不但包含中国各地的汉族音乐,还包括50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不仅如此,这批录音先后使用钢丝录音机、开盘录音机、盒式录音机及数码录音机等录音设备,涉及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数码录音带等音响介质,也成为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录音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由于收录了大量濒危传统音乐的珍贵资料,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记忆”项目,并被列入第一批《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是中国首个入选该名录的珍贵档案,也是世界上首个入选该名录的音响档案。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确保世界文献记忆得到更好的保护,发起了“世界的记忆”,并于1997年宣布第一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项目。“世界的记忆”指的是记录世界人民集体记忆的文献遗产,它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较大比例,记录了人类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是当今和未来世界共同体的历史遗产。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入选,“世界的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数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系统地进行田野录音的成果,涵盖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的,这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
如上所言,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术价值。例如,1950年,由杨荫浏、曹安和等录音整理的阿炳的6首乐曲,包括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及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尤其是《二泉映月》早已成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张名片。上世纪50年代初,万桐书、刘炽等在新疆为老艺人吐尔地阿洪抢录下其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可供学唱、传承的唯一珍贵文本。1953年,由晓星、简其华等从河曲采集记录的1500多首民歌,让埋藏于晋陕蒙交界黄土高原上的“河曲民歌”为世人所认识和关注,蔚为大观的河曲民歌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资料。1956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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