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

太公曰:“为上惟临，为下惟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陷。为上惟周，为下惟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

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

六韬·文韬·大礼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应该是怎样的?”

太公回答说:“身为君主最重要的是洞察下情，作臣民的最重要的是驯服恭敬。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臣民，驯服恭敬应该不隐瞒私情。做君主的要遍施恩惠，作臣民的应安守职分。遍施恩惠，要象天空那样覆盖万物;安守职分，要象大地那样稳重厚实。君主效法上天，臣民效法大地，这样君臣之间的礼法就圆满构成。”

文王问道:“身居君主之位，应该怎样做?”

太公答道:“应该安详稳重而沉着清静，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善于施惠而不同民众争利，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处理事务公平正直。”

文王问:“君主应该如何倾听意见呢?”

太公答道:“不要轻率地接受，也不要粗暴地拒绝。轻率接受就容易丧失主见，粗暴拒绝就会闭塞言路。君主要象高山那样，使人仰慕不已;要象深渊那样，使人莫测其深。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点。”

文王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洞察一切呢?”

太公答道:“眼睛贵在明察事物，耳朵贵在敏听意见，头脑贵在思虑周详。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意见，就能无所不闻;凭借天下人的头脑去思考，就能无所不知。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汇集到君主那里，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

例证，

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是本第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信”则亡的历史教训，证明“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于君主来说，兼听就会天下大治，偏信就会天下大乱。唐太宗听了“甚善其言”，完全赞同。他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他曾对大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正因为认识到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所以才鼓励臣僚极言规谏。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宫，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无人敢冒犯天颜。唐太宗为了让臣僚极言规谏，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每次听取谏言时，总是和颜悦色，态度诚恳。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对于敢直言劝谏的人，不仅不加责罚，反而给予奖励。有个人被判死刑，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不该处死，怎么能滥加酷刑呢?太宗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马上改进，并赐给他价值百万钱的公园。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不过是件小事，奖赏太重。唐太宗却认为，重赏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奖赏这种敢于进谏的行为。由于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乏事蔚然成风。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延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其中最杰出的是魏征。在君臣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征始终以直谏著称，唐太宗对他也往往是言听计从。魏征去世后，唐大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为此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宣言无隐。

“贞观之治”清明政治的出现，同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知过能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