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视点|范同寿:屯堡文化与贵州经济重心南移及封建城镇化的历史关联

天天见闻 天天见闻 2023-10-18 文化 阅读: 76
摘要: 8月29日至30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研讨会召开。会上,贵州省史志办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对“屯堡文化与贵州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封建城镇化的历史关联”进行了深入阐述。 “屯堡文化”的学术定位 屯堡文化是神奇贵州拥有的驰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品牌。新编“安顺市西秀区志”专门设置了“屯堡文化”专章,“明朝初年,”征南“和”填埋南“屯军和屯民及其他形式从国内迁出的移民,被称为”屯堡人“,由于长期自我封闭,特殊时空环境使屯堡人以居住、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婚姻、家庭;坚守和形成了以风俗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以地剧、花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操控独特方言“该杂志称,2005年驻扎在区境内的人约有20万人,以七眼桥、大西桥为主要居住区,居住面积约1340平方公里。

8月29日至30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研讨会举行。会上,贵州省史志办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就“屯堡文化与贵州经济重心南移及封建城镇化的历史关联”作了深入阐述。

“屯堡文化”的学术定位

屯堡文化是神奇贵州保有的一块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品牌。新编《安顺市西秀区志》专门设置“屯堡文化”专章,记述称:“明朝初年,‘征南’与‘填南’的屯军与屯民及以其他形式迁出境内的移民,称‘屯堡人’,由于长期自我封闭,特殊的时空环境使屯堡人固守和形成以居住、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以婚姻、家庭、习俗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以地戏、花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操独特方言。”该志介绍2005年区境内屯堡人约20万人,以七眼桥、大西桥为主要聚居区,居住面积约1340平方公里。

屯堡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自从西汉王朝发明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由国家征收一定数额田租的一套办法,屯田制便大行其道。到曹魏时,屯田制发展得更加完整,有了民屯和军屯之分。军屯以士兵为屯力,一边戍守,一边屯田。随着屯田制的推行,屯堡亦开始出现,唐韩愈的文中即有“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的描述。说明屯堡的出现并非始于明朝,朱元璋也不是屯田制的首创者。只不过明王朝建立后,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不断在今贵州境内设立卫所,大兴屯田,使贵州出现了“千屯遍列于原野,诸卫错布于州县”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普遍在今贵州境内建立的屯堡,与我们今天所提的屯堡文化,在明以后的贵州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及价值,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有关文献统计,仅洪武十五年(1382年)到宣德末年(1435年),短短50余年中,贵州都指挥使司所辖各卫所建立的屯堡多达700余处。如此众多的屯堡无论对贵州经济社会的演变、全省经济重心的转移、古代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如今我们探讨得较多的屯堡文化,则是特指今安顺市辖境内以云山屯堡、天龙屯堡等为代表的独特的屯堡文化历史遗产。

因此,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应将视野拓宽,并给予必要的学术定位。个人认为:当我们研究明代贵州省境内的屯堡文化时,研究的对象是明代全省范围内屯堡的诞生、演变及其对贵州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而在研究以今安顺等地的屯堡文化时,所指向的则是安顺一带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研究它的缘起、所包含的种种历史文化信息,研究这一文化财富的历史价值、当代意义以及它在当今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中的作用。严格说来,前者是广义上制度层面的屯堡文化,后者是贵州独具的特色屯堡历史文化遗产。

明代屯堡导致了历史上贵州经济重心的转移

研究贵州屯堡文化离不开对卫所制度的探讨。明洪武年间是卫所制度的全盛时期,今贵州境内的卫所大多在那一时期设立。按照明政府的规定,凡有卫所的地区都必须屯田,但“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偏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艰至者,皆屯多于守”。贵州复杂险峻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了以屯田为主的地区,屯垦和生产粮食成了贵州屯军的第一要务。

明代在今贵州先后设置30卫,140余所,这些卫所绝大多数设于洪武年间。卫所多屯军就多,明朝在贵州的屯军最多时达20万户,近百万人。正是由卫所衍生出来设于省境宜居之地的屯堡,导致了明代贵州经济重心发生了里程碑式变化。

就整个贵州高原来说,明以前的经济重心主要在黔北。一则因为黔北与巴蜀毗邻,自古往来密切,盐运、水运、商贸、文化交流频繁,广受汉文化熏染。致使黔北的生产力、教育水平均远高于乌江以南地区。从秦汉到两宋以前,今贵州省境的经济重心、文化重心都在黔北,这是不争的事实。

南宋时期频繁在贵州、云南、广西买马,一度将今贵州纳入全国商业市场。每次买马多伴有马帮将大批食盐、绢帛运入贵州,同时将贵州的土特产源源运往外地,一定程度刺激了乌江以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元政府虽然在黔中设立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要元帅府等机构,着手设置“站赤”,在贵州高原修建了两条东西向驿道、三条南北向干道,着手改善交通,仍不足以引起今省境内经济重心的移动。

真正导致贵州高原经济重心全方位由黔北向黔中的转移,发生在明王朝“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大力整修四条省际驿道之后。卫所、屯堡的大量出现,极大地提升了贵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强化了贵州与周边省区的联系。同时也给贵州各民族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契机。而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便是屯堡。

随着卫所及屯军家属生活区屯堡的建立,推动了土司统治地区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化。土司制度本身是西南各族封建领主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存在必然与这一封建化过程相始终。卫所与屯堡的大批建立,使大批拥有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汉族地主、官吏和商人相继涌入贵州民族地区。他们一旦立稳脚跟,便毫不犹豫地按照内地方式发展地主经济。于是部分屯田变为私有,从中不断产生地主经济成分,这些地主经济扩散的结果,最终促使各族的封建领主经济迅速朝着地主经济转化。而这种社会进步,正是在无数屯堡的影响下发生的。

屯堡的大量涌现还为明政府创造了在今贵州全境,尤其是黔中等地开展一场由官方主导下大开发的社会条件。经过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贵州的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以贵阳为中心,通向周边各省的四大驿道得以贯通完善;移民、商人、工匠纷至沓来,汉族移民大量涌进;大批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相继引入。贵州全境尤其乌江以南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随着大批官学,卫所、司学及书院、社学和义学的创建,贵州教育在明以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这时,昔日作为羁縻之地的乌江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才开始逐渐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洪流。

种种事实证明,随着明代屯堡的普遍出现,直接导致了乌江以南以贵阳、安顺为核心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商贸的兴盛、交通的改善、整体生产力的提高。明政府以贵阳作为省会,使其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州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就于此开始,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明代屯堡与贵州城镇兴起的历史关联

明代屯堡在贵州古代城镇兴起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关注这一点,不仅对我们研究贵州城镇史有着重大价值,在当代城镇化的规划与建设中,同样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贵州城镇的出现与发展走过了一条与其他省区不同的道路。宋元以前的贵州城镇,大多处于自流发展状态,这是由贵州自身地形、地貌、住民、移民、生产与生活、社会管理方式所决定的。

明以前贵州先后出现的方国,面积都很小。所谓城镇无非是一些立有围墙的乡村。秦汉以后的郡县治所,虽然人口聚居较多,逐渐有了城镇雏形,但主要功能仍只是政治中心与物品交易场所。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多半并无固定治所,“寄治山谷之间”,相当于较大的村落。土司统治中心的情况更是如此。

贵州古代城镇的兴起与进步,主要在明代,它与卫所、屯堡的建立有着密切相关。明朝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立的卫所多达30个,这些卫所大都分布在驿道干线上,与土司领地相间杂,目的在于贯彻朱元璋“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的战略意图,以满足对贵州全境军事扼控的需要。

洪武四年(1371年)12月,明政府下令置贵州卫指挥使司于宣慰司城西,将左、右、中、前、后5千户所置于卫司之南。这一举措,不仅将当时的贵州城(今贵阳)打造成了整个贵州高原的军事指挥核心,更为其后贵州建省,贵阳成为省的治所奠定了基础。不久,明政府再从贵州卫中分设出龙里、新添、威清、贵州前4卫,加上崇祯年间设置的敷勇、镇西2卫,统称为贵阳军民府下辖7卫。

黔东方向的卫所计有五开、铜鼓、平溪、辰州、靖州等5卫,当时隶于湖广都司。黔东南方向设置有镇远、偏桥、清浪3卫,亦隶于湖广都司。黔北方向播州宣慰司地设置有平越、清平、兴隆、威远4卫。黔南一带置有都匀卫,属贵州都司管辖。黔西南方向先后设置有普定、平坝、安庄、安南、普安5卫,均隶于贵州都司。黔西北方向设置有永宁、乌撒、毕节、赤水、层台5卫。

从卫所的分布不难看出,明军以卫为单位,完全占据了今贵州省境内的交通要冲与战略要塞。按照当时卫所的兵员定额,每卫5600人,分前、后、左、中、右5 所,每所1120人,贵州的卫所屯军总数至少在15至20万之间。明朝的屯田分军屯、民屯、商屯三种。贵州因处西南边疆之内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种地。

卫所与屯堡的建立,带来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建筑技术,导致明代的贵州城镇不仅数量快速增长,城镇的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完善。以省城贵阳为例,经洪武十五年都指挥使马烨、镇远侯顾成对旧城翻修改建石城,明廷增设贵阳府后,面貌极大改观。早前的贵州城仅偏于今城南一隅,南抵南明河,北迄钟鼓楼(今勇烈路),东起老东门,西至大西门。随着贵州卫、贵州前卫的建立,官署增多,人口日繁,官户、民户、军户、匠户、客商、士人相继云集,遂将新贵县附廓,城区则扩至北门桥外今喷水池一带。天启年间(1621—1627)又进一步扩建外城达今威清门、六广门、红边门等地。此后,整个贵阳成为人烟稠密、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的繁华之地。

安顺城市的发展大体与贵阳情况相类似。贵阳、安顺均处于交通要冲及省境内为数不多且适宜耕种的坝子与山地,人口聚集、生产发展的条件远较其他地区占优,因而,这两地成为古代黔中城镇的典范。省内其他地区的卫所、屯堡,最终也成了逐渐兴起的城镇。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屯堡使明代贵州的城镇化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明一代,贵州高原掀起了一股大兴土木、筑墙建城之风。从明初到明万历年间,贵州省境内先后兴建、扩建城镇47座。其中,除省会贵阳系在宋朝矩州、贵州城,元朝时顺元城的基础上扩建、改建外,其余城镇大多为新建。47座城镇的出现,不仅数字令人惊叹,更展现出山地贵州从荒野乡村,迈向封建城镇化的极快节奏。

将当代贵州城镇与明代的卫所、屯堡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由卫所、屯堡向城镇发展的历史脉络。具体情况为:黔中地区,贵州卫即今贵阳市中心城区、贵州前卫亦在今贵阳中心城区、威清卫为今清镇市区、镇西卫即清镇市之卫城、敷勇卫为今修文县之扎佐镇;安顺地区,普定卫在今安顺市城区、平坝卫即今平坝县城区、安庄卫即今镇宁县;黔南州地区,都匀卫即今都匀市城区、龙里卫即今龙里县、新添卫即今贵定县、平越卫即今福泉市;黔东南州地区,清平卫即今凯里市清平镇、兴隆卫即今黄平县城区、黄平千户所即今黄平县旧州镇、镇远卫即今镇远县城区、清浪卫即今镇远青溪镇、偏桥卫即施秉县城、五开卫即今黎平县城、铜鼓卫即今锦屏县城、古州卫即今榕江县;黔西南州地区,安南卫即今晴隆县城、普安卫即原盘县县城;黔西北地区,乌撒卫即今威宁县城、毕节卫即今毕节市城区、层台卫在今毕节市赤水河流域。此外,万历年间设置的威远卫即今之遵义县。

县城之外的屯堡,不少发展成当地相对发达的乡镇,经济实力大多很强盛。典型的如贵阳市花溪区的青岩古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极具魅力,有“贵阳南大门”之称。又如隆里古镇,明初为千户所,后修建城垣,至今镇内格局完整如初,有大量安徽、江西建筑风格民居。这样的乡镇,不少跻身于国家级名镇之列。

屯堡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它的神秘性、唯一性、持续性、顽强的生命力,隐含着尚待研究解读的诸多文化密码,为此,开展“屯堡文化研究转化传播重大文化工程”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在实施这一工程过程中的关键点在于深刻领会“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打基础利长远,通过系统挖掘整理、研究转化和传播推广等工作,提升整体呈现水平,从国家战略层面彰显其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文/范同寿

编辑/曹雯

二审/赵相康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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