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18年大流感起源、传播历程及影响

1918年3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福斯顿军营开始爆发一种未知流感，短短数天，数百名士兵出现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的症状。在随后的3周时间里，有超过1100名士兵因病重不得不住院治疗，病倒的士兵挤满了整个医院。不过从整体上看，此时流感病毒所致症状较轻，死亡率不高，所以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流感的局部流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随后，美国作为参战国，派遣了大量士兵乘船前往欧洲支援战事。4月份，那些潜伏在受感染士兵身上的病毒，跨越大西洋，和军队一起来到欧洲，在法国的布雷斯特登陆。自此，病毒开始在欧洲传播开来，并在3个月内迅速蔓延至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席卷全球。

挤满流感病人的堪萨斯州军营医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此次疫情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缘由

作为一战参战国，英、法、美、德均实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而西班牙作为中立国，没有审查制度，尤其是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感染了这次流感，导致西班牙报纸充斥着疾病的报道，驻马德里的国外通讯社官员便在电报中将此次流感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全球媒体也迅速跟进，甚至还给西班牙流感病毒起名为“西班牙女郎”。因此，尽管西班牙并不是流感起源地，也不是受流感影响最重的地区，但“西班牙大流感”这一命名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学界则更偏向于使用较为中立的“1918-1919大流感”。

当时报道西班牙流感的报纸（图片来源于网络）

流感的爆发对战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美军的参战，流感病毒很快在协约国军队蔓延并迅速传播至交战双方军队。仅1918年6月1日至8月1日，驻守法国的200万英国士兵就有120万人被流感击倒[4]。大规模的非战斗减员大大挫伤了军队士气，也导致很多军事举措无法实施。作为进攻方的德国，远程作战使得饮食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进而士兵免疫力下降，受流感病毒影响甚至超过协约国。德国仅1918年3月至8月间，死于战争和瘟疫双重打击的人数就高达80万。军事作战的失利以及病毒的肆虐，导致德国政治形式愈发严峻，国内暴动频发。除德国外，流感也使已历经数年战争的其它参战国的经济、政治局势愈发严峻，统治者们不得不通过议和结束这场大战。所以，流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一战的结束。

流感第二波

流感的第二波爆发起自1918年8月，在法国的布雷斯特、西非的塞拉利昂和美国的波士顿几乎同时爆发并传播开来。第二波流感爆发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协约国在最后几个月里发起反攻，频繁的阵地转换导致流感迅速蔓延开来[6]。与此同时，参战国为了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团结精神举办的民间集会游行也是促进流感传播的另一大因素。最为著名的当属9月28日美国费城为筹集战争公债举办的的自由公债游行，因为政府和相关机构的盲目乐观，有超过20万费城人在流感肆虐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导致游行结束仅三天，费城31家医院人满为患。这场游行最终致使费城12000人丧命。由于死亡人数过多导致生产力急剧下降，整个费城甚至出现“一棺难求”的局面。

费城大游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波疫情重症率高，致死性强，是此次流感最为严重的阶段。患者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出现脸色发青和咳血，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免疫系统自我攻击，免疫功能较强的18-35岁青壮年死亡率非常高，整体死亡曲线呈W型。缺氧导致部分患者皮肤呈现青紫色，最严重的患者连肤色都几乎无法分辨。许多国家在这波流感之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使得结婚率和生育率大幅降低，青壮年的大量死亡使得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甚至影响了当地的农业模式和饮食[5]。据统计，经过此次流感，美国平均寿命从1917年的52岁，下降到了1919年的39岁。

美国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与普通流感的死亡率在不同年龄分布，死亡率单位为每十万人，虚线和实线分别代表普通流感期间（1911-1917年）和流感大流行期间（1918年）的死亡率（图片来源于网络）

隔离

由于此次爆发所致极高的死亡率，各国政府均采取不同程度的预防措施，如关闭公共场所、禁止部分商店及娱乐场所营业、企业错峰上下班、对人流密集场所进行消毒等。美国各城市也相继要求民众佩戴防毒面具。一些地区也采取了隔离措施，澳大利亚的隔离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及时且有效的隔离措施使得澳大利亚在最大程度上免受了流感病毒的后续入侵。

第三波大流感流行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到了1919年1月，流感病毒再一次卷土重来。这一波流行程度较轻，持续时间较短，相较第二波温和了很多，死亡率也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但是这波流感对战后的国际安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试图限制协约国对德国的制裁，主张安抚德国以遏制德国国内的反弹，并意图扶持德国作为未来抗衡英法俄的力量。不幸的是，巴黎和会召开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其助手接连感染流感，卧床不起。因此最后《凡尔赛合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赔款，并签订一系列苛刻的条约，完全背离了威尔逊的初衷，也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二、1918年大流感的溯源

大流感病原体溯源初探

人类在20世纪30年代才第一次分离出流感病毒，而那时1918年大流感早已结束，没有病毒样本可供研究，科学家们只能对幸存者的血清进行血清学试验，间接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原体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初步结论[7]。

漫长的大流感病原体溯源

“1918-1919大流感”结束40年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对大流感病原体的溯源工作才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得益于生物科技的进步，人们开始利用新出现的基因测序技术对当年死亡人员尸体上残留的病毒进行检测，这些尸体有些是深埋在阿拉斯加或斯匹茨卑尔根冻土下的大流感死亡尸体。1997年美国国防病理研究所的杰弗里.陶本伯杰（ ）等人通过对研究所保存的28例1918年大流感死者的病理标本的检测，得到了重要结果。这些用福尔马林固定，并用石蜡包埋的肺组织中仍残留了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RNA，但多是降解后的片段。经过9年的时间，陶本伯杰等人得到编码病毒主要基因片段的8个RNA片段。通过比较这些病毒和现有的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科学家们终于确信1918年流感病毒为H1N1流感病毒[8]。通过与禽流感病毒对比，科学家们还发现，引起“1918-1919大流感”的病毒的序列中找到了一些禽流感病毒的序列，天然发生的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的重组加强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导致了流感的大爆发。

重建的1918年大流感病毒（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大流感起源地的溯源

对大流感起源地的溯源则是一个另外的故事，共有3种说法：中国起源说、法国起源说和美国起源说[9,10]。

中国起源说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法国的中国劳工把流感病毒带到了欧洲。然而很多证据不支持这个观点：1917年-1918年初在中国流行的不是流感而是肺鼠疫；中国的最早爆发地是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因而中国的流感更可能是由外国传入的；欧洲国家对中国劳工有严格的体检，很难有患有流感的华工进入欧洲。

法国起源说认为1918年大流感是1916-1917年就已在法国爆发的流感的进一步扩大。依据是，1916-1917年冬天法国境内爆发了以淡紫色发绀为特点的呼吸道疾病，这也是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是该学说与前面提到的陶本伯杰等人对病理切片中获取的大流感病毒遗传物质的检测结果冲突，基因组检测的结果显示，1918年的大流感病毒在爆发前并未在人群中存在，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

美国起源学说提出1918年大流感的源头在美国，由美国军队带到了欧洲，然后从欧洲蔓延到全世界。根据现有已过保密期的开放记录资料显示，美国的流感疫情在1918年1月就已出现，全球最早。通过分析全球各地传播的时间、路线来研究病毒起源地，其结果也都指向了美国。目前，病毒起源于美国，已经基本成为了共识。

三、1918年大流感带给我们的警示

100多年前，因为战争导致疫情通报迟缓，舆论控制令信息发布不够及时和透明，使得疫情爆发初期的大规模扩散难以遏制。当时的战争状态下，大批医护人员被征调到军队医院，民间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加之医疗科技水平较为落后。在此情况下，各国政府和机构又未能及时提高政府和民众抵抗疫情的意识，致使大流感对人类造成了巨大伤害。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肆虐的今天，1918年大流感带给我们的，不应仅仅是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最重要的是以史为鉴，从中找到应对新发高流行性传染病的方法。

然而，很多国家和地区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仍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历史几近重演。在中国采取封城、限制交通、全民戴口罩的严格防疫举措下，西方一些国家仍然事不关己，直到最后疫情已经扩散开来才迫不得已效仿中国，却仍不能严格执行。有些国家盲目乐观，不及时公布信息，疫情到来时仍不愿意告诉民众疾病流行的严重程度，与1918年费城之事如出一辙。与1918年不同的的是，如今的交通更加发达，疫情传播更为迅速，如果不能做到全球通力合作，像1918年那样的疫情反复，是极为可能的。

1918年大流感最后复盘时，科学家们看到，疫苗的开发远赶不上疫情的爆发，直到疫情结束，疫苗也仍未开发出来。诚然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好于当年，我们也期待针对新发传染病的特效药或疫苗能够很快开发出来，但把赌注全压在疫苗上难免重蹈过去的失误。

在复盘时，科学家们还注意到了隔离的重要作用。不仅是远离城市，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因为被动隔离而远离疫情，处在疫情爆发点附近的地方，如霍普金斯大学等也因为隔离做得好，而没有特别大的疫情出现。在没有特效药或疫苗之前，通过佩戴口罩等方式减少病毒的传播甚至隔离仍然是遏制直至阻断疫情的最佳途径。

1918年大流感爆发期间戴口罩的西雅图警察（图片来源于网络）

1918年大流感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传染病命名问题。1918年大流感之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是因为战争时期的新闻管制，使得中立国西班牙成为首先报道流感爆发的地区，这导致西班牙为此背锅百年，至今仍未能摘掉这个耻辱的帽子。2005年源自北美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病毒导致全球感染暴发流行，这一公共卫生事件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经济影响和人员死亡。为了全世界共同抗疫，此次事件后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了“避免冒犯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地区、专业或民族团体”的命名指南。尽管武汉是最早通报发现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地方，但法国近期发现的该国“0”号病人提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武汉疫情爆发前即已在世界不同地区存在了。然而，美国的一些政客仍然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试图引导舆论走向，混淆视听恶意甩锅。这些疫情乱象都表明人类在面对新型传染病爆发之时，仍然有很多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

疫情无国界，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全身而退，只有以史为鉴，团结一致，人类才可以战而胜之。合作、开放、科学应对，充分唤醒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善用隔离等手段，才能不让1918年大流感的惨况在人间重演。

参考文献：

1. EO, : A [M]. , . 1927.

2. KD, Pyle GF. The and of the 1918 [J]. of the of , 1991, 65(1): 4-21.

3. , NPAS, J. the : of the 1918-1920 "" . of the of [J], 2002, 76(1): 105-115.

4. [美]巴里著.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12.

5. DC. The of 1918–19 and the of on the Lower Niger: A Study in [J]. of , 1981, 22(3).

6. 王叶英. 1918年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D].首都师范大学,2012.

7. 张彦敏. 全球史视野中的1918-1919年大流感[D].首都师范大学,2011.

8. 李颖. 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的影响初探[D].华东师范大学,2011.

9. 刘文明.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其全球性传播[J].全球史评论,2011(00):296-306+398-399.

10. 熊维佳. 1918年美国流感及启示[D].华中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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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鲁凤民教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