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哪年“诞生”的？

吴营洲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中写道：“雍正二年，岁在甲辰（1724），四五月之间的一天，江宁织造曹家里，传出喜讯，全家称贺：夫人生下一个麟儿，这就是后来称雪芹公子的《红楼梦》作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学之林的第一流的小说家。”[1]由此可知，周汝昌将曹雪芹的生年定在了“雍正二年”（1724）。为什么他会这样认定呢？其“根据”是敦诚的两句诗：一是《挽曹雪芹》里的“四十萧然太瘦生”，一是《挽曹雪芹·甲申》里的“四十年华付杳冥”[2]。因为诗里均有“四十年华”这样的字样，所以便认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然后按照他认定的“曹雪芹病逝于1764年”的说法，再往上推“四十年”，就是“雍正二年”了。然而我认为，无论是参照史料，还是依照情理，周汝昌的这种说法未必正确。首先，他的立足点不对，不该把立论的依据建在“诗”上。“诗”是一种特殊文体，既有平仄对仗等讲究，又受合辙押韵等制约，再加上遣词炼字等因素，有时不得不“削足适履”，因此并不能把“诗”当成“信史”来读。正如许多红学家所说的，此处的“四十年华”只是“举其成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十整岁”。周汝昌依此为据所做出的“推论”，当是沙上起楼。曹雪芹的另一朋友张宜泉，也有一首挽曹雪芹诗——《伤芹溪居士》，此诗的题记称：“其人（曹雪芹）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3]这个“年未五旬”，当是曹雪芹辞世时的“真实年龄”，因为写这样的句子不需要任何雕饰。至于敦诚为什么说“四十年华”而不说“五十年华”，依我看来，当有种“天妒才俊”的悲剧意蕴或悲愤情绪。其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那么，他的初评时间，当是在乾隆十七年（脂砚斋基本上是每隔两年评批一遍），也就是说，《石头记》的初稿草成，当是在乾隆十七年。而在甲戌本的凡例中，有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一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一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虽不能把“批阅十载”或“十年辛苦”一定理解为写了“十年”，但大致情况恐不会差。所以说，自乾隆十七年上推十年，即乾隆七年，该是曹雪芹着手写书的年份。而乾隆七年时，以周汝昌的观点，曹雪芹才十九岁左右。如此年轻的一个人，几乎是没有任何人生阅历的。这个岁数的人，若是能写几首诗、能谱几支曲、能唱几出戏有人信，若是就开始构思写作《红楼梦》这样一部深邃缜密的鸿篇巨制，打死我我都不信。周汝昌还称：曹雪芹年轻时不听话，被他父亲“钥室三年”，即在一间屋子里关了三年，结果曹雪芹便把《红楼梦》写出来了[4]，则更是荒诞不经！第三，按照周汝昌的观点，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时，曹雪芹还不足四岁。

一个不足四岁的孩子，如何会有“富贵场中、温柔乡里”的那些记忆？如此一来，敦敏赠曹雪芹诗里的那些句子，“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恐怕就成了无根之木。这也明显与《红楼梦》开卷“作者自云”中所说的自己曾有过“锦衣纨绔之时，饮甘餐肥之日”相矛盾。周汝昌为了自圆其说，于是就杜撰了曹家二度中兴的神话。但曹家如何中兴，也“中兴”不到曹家在南京时的规模，遑论诺大之贾府[5]。所以，曹雪芹的生年，不会是“雍正二年”，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

[1]周汝昌：《曹雪芹小传》，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25页。[2]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2页。[3]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8页。[4]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564页。[5]曹家在南京时，曹家及上下仆从约一百多口，而《红楼梦》中，贾家及上下仆从约四百多口。[6]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插图本新解红楼梦》，山东画报出版社，第28页。

附文：关于“曹雪芹生年”致桂向明老师

桂向明老师：您好！惠寄的尊作《曹雪芹生年的再探讨》业已拜读，劈头的一段令人莞尔：“据说周汝昌先生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可见老人之认真和执拗。他坚信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虽是一家之言，却大致不差。”也由此可知，您是大致认同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生年”的说法。其实，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月，一直困扰着人们。因为与此相关的又可资信赖的“史料”，就那么可怜的几条：一是敦诚的挽诗说曹雪芹“四十年华”，一是张宜泉挽诗前的小注说曹雪芹“年未五旬”，还有一些诸如“忆繁华”“梦旧家”“秦淮旧梦”，以及《石头记》的楔子等，而这几条，又被弄得“歧义百出”，问题便益发显得纷杂，甚至令人一看到相关字词就心生厌烦（就像看到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鸣文章似的）。您的这篇文章，平心而论，还是颇有新意的。新意就是您针对“某些红学家（包括胡适）总想让曹雪芹早生几年，经历经历曹家的荣华富贵，写小说才会得心应手”的观点而举的例证。您说，路翎十七岁以前，就已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到二十岁那年，路翎捧出了名震一时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最让人讶异的是，路翎十七岁开始创作规模宏大的《财主底儿女们》，初稿在战火中丢失，又重新着手写它，从原来的二十万字扩展为八十二万字，小说于1944年完成，作者年仅二十一岁。

”而路翎本人，并与“大财主”的种种际遇无缘。而且，“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胡风语）您举的例子自然不错，蔡义江先生也举过类似的例子。蔡义江说：“前苏联有个作家，叫肖洛霍夫，他写了《静静的顿河》，译过来厚厚的四本。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写出来的？《静静的顿河》出版的时候怀疑他写不出来，是剽窃人家的成果什么什么的。还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到后来，肖洛霍夫的手稿找到了，这才证实就是他二十二岁之前自己写的东西。曹雪芹就不行？从二十岁之前开始写，就写不出来？”[6]不过，无论是读了您的文章，还是读了蔡义江乃至其他人的相关文章，仍旧改变不了我对曹雪芹生年的认定，即：曹雪芹的生年，不会是“雍正二年”，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我认为，无论是曹雪芹的生年，还是曹雪芹的卒年，以及曹雪芹的种种人生经历，均不能孤立地看，也不能简单地比附。它是一个整体，应该宏观地把握，而且，自己得出的每一个结论，还得用已知的“史料”或“文本”去检验。如不符，便有错。譬如说，曹雪芹在谈及他的“创作初衷”时，称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又借“石头”之口，称历来野史小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试想，若曹雪芹真的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到他着手创作他的书时（约为乾隆七年，1742），才十九岁，能说自己是“半生潦倒”？又譬如说：假如曹雪芹十九岁时就开始了《红楼梦》的写作，那么他“旧有”的“《风月宝鉴》”又如何解释？而且《风月宝鉴》“乃其弟棠村序也”（参见甲戌本脂批）；他的弟弟为其作序时又是多大？当然，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这些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恐怕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各执己见”吧；也许有一天，新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曹雪芹生于某某年，白纸黑字，毋庸置疑，偏与我们今天各持的观点均不一样，也未可知。

您在来信中说：“写这种稿子，是一种高层次的对话，和名家过招更要小心谨慎。”此话在理。您又说：“写这种东西，也有'玩’的成分，说出来便感痛快。”此话更在理。您的其他篇什，诸如《女中豪杰贾探春》《秦可卿就是秦可卿——兼谈秦氏之死》《为贾政一辩》《攀高枝刍议》《脂砚斋和畸笏叟并非一人》等，都令我受益匪浅。我感觉你目前的创作，大有“井喷”之势。恭喜您！如有新作，而又不太麻烦的话，还望寄我一份。致礼！吴营洲××年×月×日

附文：

人淡如菊

——桂向明先生印象

吴营洲

一

一株纤瘦的菊，生的寂寞，活的恬淡，却时有暗香浮动，沁人心脾。一尊诗的精灵，蜷曲在赣东北的一座小县城里，将生命，将生活，嚼了又嚼，嚼了又嚼，细品着个中滋味，偶尔忍不住轻轻一咳，竟就珠玉点点，星光熠熠了。一段长长的岁月，七十余载，并有着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番经历，但在桂向明先生的笔下，仅仅幻化为薄薄的一册书——《人淡如菊》。二人淡如菊，其实是一种境界，一种灵智澄明的诗的境界。对于诗，我是十分隔膜的，往往是吟哦再三也难悟其三昧。但我知道，尘世间的任何一种事物，其最高的境界，均是诗。譬如说文字，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建筑，哲学，数学，乃至宇宙。我也知道，唯其达到了诗的境界，才算是最为完美的，才算达到了极致。桂先生称他此生唯一不后悔的，便是选择了诗，选择了贫寒和正直。三我与桂先生素昧平生，只是偶有文字交往。在零零碎碎中，我感知到了他的平实、赤诚、纯粹、善良、执着，以及在苦难中打捞过的那份宁静和自信。桂先生称自己：读过书，中学没有毕业；当过兵，却不会放枪；执教数十年，评不上高级职称。……此生无大过，惟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能和胡风等高贵灵魂亲近，并蒙受七月派余泽。寥寥数语，了然一生。读罢令人唏嘘。四桂先生的《人淡如菊》，薄不盈握，却又沉如盘山。

其中的每一行文字，都令人沉吟再三，难以翻过。我感到，桂先生所抒发的，绝非单纯的一己之情感，而是以个人的所见所闻为由头，将思维的触角伸到了人性和历史的最深处，令人警醒，甚至令人悚然心惊。譬如说他的《垂钓》：“我的快乐，却是，鱼在半空中美丽的扭曲。”这本是人之常情。久久地等待，就是为了钓竿扬起的那一刹。然而，桂先生突然意识到，他就是那条在半空中扭曲的鱼。短短的一句话，便把一段荒诞的岁月，展示无遗。甚至是撕破了给人看。五桂先生爱红（《红楼梦》），我也爱红。在拙著《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别传》中有段文字，我曾称作是《曹雪芹之死》。不曾料到，桂先生寄给我一篇他的小说，竟也是这个题目；而且有诸多细节，彼此不谋而合。桂先生说：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许，那便是真实的曹雪芹。其实在我看来，只要用心去体悟，无论是谁，均能感知到历史的本真，均会与曹雪芹同在。令我称羡不已的，当是桂先生的那篇《致曹雪芹》：你把中国烹调成一道名菜！而举家食粥。而鬻画沽酒……只是，你钟爱的那个少女永远走不进阳光和微笑——虽然她辉煌着女性世界。一双写诗的手。渐瘦意识。由于驮负洁白的忧伤吗？潇湘馆仍在。鹦鹉无言。惟药香袭人，絮絮诉说病态社会的不幸。

我们相隔许多岁月。心一样悸动，平庸咬啮凌云之翼。你目光温柔。是期许，一种提高人生品位的期许：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六桂先生生于三十年代，曾得胡风、绿原等亲炙，似是上个时代的人物，不曾想到，桂先生竟还阅读三毛。三毛有着流浪的灵魂。为了梦中的橄榄树，她可以把生命放进行囊里，并且义无反顾。按说，三毛是属于年轻人的，可桂先生偏偏读她。这令我大感意外。我也读三毛。我懂得三毛的好，也洞晓三毛的毛病。在我看来，三毛的毛病有：张扬，做作，矫情……可我知道，人无完人，我并不因此而腻烦三毛。同样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桂先生对三毛的评述很到位：你跌入自己编撰的故事，从此成为绝响……而荷西。而撒哈拉沙漠——只是黑蝴蝶美丽张合的亮翅……我认为，读文章，应该读出文字背后的东西来，应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思想、情操……来。平素观人也是如此；除非他不说话，只要一开口，便会明了他在什么档次上呆着。桂先生对三毛的评述虽是只言片语，但可知他的见地之深。七自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桂先生就一直在诗的甬道里徜徉，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终于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时候，一个会员证并不能说明什么；有时候，却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某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