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益

　　编者按：5月22日至26日，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重回线下。今年的论坛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低碳转型，成为各国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们的讨论热点。在达沃斯之外，界面新闻采访国内气候研究领域的学者分享观点。

　　5月18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了新的通报，表示2021年四个关键气候变化指标：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量和海洋酸化都创下了新纪录。WMO表示，这是人类活动正在造成全球范围内陆地、海洋和大气变化的又一明显迹象，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有持久、有害的影响。

　　英国气象局的Leon Hermanson博士牵头撰写了这份报告。他表示：“最新的气候预测显示，全球气温将继续上升，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某一年甚至有一半的几率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C。”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正在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给人类生命和福祉带来沉重代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份报告发表视频致辞，他在视频致辞中提出五项关键行动，以启动可再生能源转型，包括获取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供应，将可再生能源的私营和公共投资增加两倍，并停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每分钟的补贴额高达约1100万美元）等。

　　界面新闻近日采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采访中，他表示：“WMO这次的报告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以前我们谈气候变化，更多地在讲对子孙后代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但现在看来不是了，因为可能未来5年温升就有比较高的概率超过1.5°C，尽管是单年的，但它也在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当代人身上就会显现出来。”

　　气候变化影响加速，方方面面影响人类生活

　　界面新闻：世界气象组织（WMO）最近发布了一项新的气候通报，里面提到在未来五年，全球年均温度有50%的几率至少有一年暂时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C，并且2022-2026年间至少有一年有93%的可能性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您怎么看这份报告？

　　柴麒敏：其实WMO在去年也发布过类似的观点，即未来五年有较高的概率单年温升会突破1.5°C，并且报告内容也并不是指温升数据会出现突变，而是根据新数据集做出的统计，大家不用太过恐慌。我们平常所说的气候变化，一般是指10年以上的统计幅度，也就是说如果10年以上的平均温度都超过1.5°C，这个才叫温升达到一定幅度。例如IPCC最新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也是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温度来进行比较的。

　　WMO此次的报告结果，还是在延续之前的趋势，从最近十年的温度评估来看，大概全球气温相比于工业革命前上升了1.11°C，而WMO此次是表示未来五年当中有一年的温升会超过1.5°C，并且还存在着50%的概率，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

　　但WMO这次的报告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以前我们谈气候变化，更多地在讲对子孙后代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但现在看来不是了，因为可能未来5年温升就有比较高的概率超过1.5°C，尽管是单年的，但它也在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当代人身上就会显现出来。目前来看，全球科学家建议的1.5°C-2°C的这个安全阈值，可能会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就会被突破低限值。现阶段的科学研究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评估仍然有限，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后果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界面新闻：气候变化日益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但很多人对于1.5°C数字背后的含义仍然不甚了解，您能否介绍一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柴麒敏：气候变化主要会导致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农林业和粮食安全，也就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影响。例如极端干旱、台风和洪涝灾害，原来相对比较平衡的气候系统，随着气温提升，就像人体发烧的症状一样，会出现很多极端事件。2019年，非洲之角地区产生强降水，非洲地区产生降水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随之引发了全球性的蝗灾，对粮食安全造成很大威胁。还有就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加州、澳大利亚，这些地区的气候极端干旱造成的长时间的森林大火。变暖还会造成冰川、冰盖融化，带来水资源变迁，下游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造成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海岸带国家的生存，对民众生活造成影响。

　　第二个方面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比如海水的酸化会对港口、海岸带造成侵蚀。有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温升上升一度，青藏铁路的投资有可能就会翻番，这是因为原来冻土的建设条件不再适用，整个投资标准会发生很大变化。城市的排水系统也需要改造，因为现有的排水系统不足以应对城市内涝。

　　第三个方面就涉及到人体健康。高温会造成很多种新的疾病，比如法国曾经出现过连续三个月的高温，导致约1500人死亡、数万人得病。冰川和冻土的融化也会释放很多远古时期的细菌或病毒，我们现代人身上可能并没有对这些病毒的抗体。还有随着温度的升高，登革热病毒也会加剧传播。

　　此外，气候变化还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例如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提高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向其他生态系统渗透，会造成海水的酸化和含氧量的下降。珊瑚礁是大量海洋生物栖息的地方，之前有评估提到，全球温度升高1.5°C，会导致全球70%到90%的珊瑚礁灭绝；如果全球温度升高2°C的话，那么99%的珊瑚礁将不复存在。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如果全球温升上升一度，青藏铁路的投资有可能就会翻番，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如何衡量的？

　　柴麒敏：国际能源署做过一个评估，温度如果上升1.5度到4.5度，每年对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在20万亿到72万亿美元。目前来看全球温升上升2.5度非常有可能会发生，那么每年的经济损失大体在44万亿美元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相当于中国、美国加上欧盟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2021年GDP的总和。

　　比尔盖茨之前也做过一个类比，和新冠疫情相比，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这种冲击和损害至少是其五倍，大致上相当于每十年发生一次新冠疫情。它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GDP的损失和经济成本，而是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很多生态灾害是不可逆的。后面无论花多少钱，可能也弥补不了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

　　在衡量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损失时，有几种评估方法。首先就是将温升前后全球气候灾害发生的强度做比较，增量部分就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另一种就是基于成本曲线和经济模型的情景分析，模拟温升如何对生态系统、经济发展及各行各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还有一种是调查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就是你愿意支付多少代价来规避气候灾害。例如刚才谈到的珊瑚礁，我们很难直接去评估其经济价值，但人们可能会对此类生态价值有一个愿意支付的代价去进行保护，这样就可以综合起来进行量化分析。

　　界面新闻：国内有这方面的评估报告吗，由哪些部门来做？

　　柴麒敏：有的，国内也会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国马上就会出第四次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一般是由各个部门共同来做，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部门负责。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近百年来我国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9-1.5℃，最近60年平均每10年约升高0.23℃，几乎是全球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全球上升2℃，很可能中国会上升4℃左右。本世纪以来，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0.14%）的7倍多。

　　界面新闻：气候变化虽说是全球性的，但哪些地区相对来说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柴麒敏：就国家和区域而言，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非洲、东南亚等靠近赤道的国家，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会受到干旱天气的影响；其次就是海岸线国家，更易受台风等气候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比较薄弱，资金也不充足。

　　适应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不太一样。现在“双碳”非常火，那是因为“双碳”背后是大量的产业，例如电力、钢铁、石化化工、新能源等，关注度自然很高。但实际上气候变化适应这个领域受关注度很低，因为它不赚钱，是纯投入的一项工作，不管是很多的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的业务，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气候适应领域关注都比较少。

　　而相对富裕一点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都有比较好的气候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可以做好前期的准备和应对工作。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因此这方面挑战很大。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南南合作的项目，赠送给了非洲国家一颗气象卫星和地基设备，在此之前，该国都没有此类气候监测能力。

　　能源转型是长期过程，辩证看待“不可能三角”

　　界面新闻：在俄乌战争、新冠疫情还有其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目前出现一些声音担心能源危机可能会推迟气候行动，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柴麒敏：能源问题很复杂，不仅和气候变化相关，也和地缘政治、经济周期等挂钩。自从“双碳”提出之后，紧接着就遭遇到了2021年全球性的能源通胀，能源供需在全球各地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像欧洲市场，油气期货、电力现货的价格都翻了很多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完后，各个国家当时也积极地提出了目标，但情况到了2016年就开始逆转。2016年美国选举，共和党上台之后就开始否定气候变化，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尽管后来又重返协定，但总体上说，对气候进程是一种破坏。全球气候治理往往也有一个周期，存在很多互相牵制的力量。

　　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要带来能源和产业的革命，从而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很多传统产业会受到影响，大到全球性资源分配，小到国家和区域内部，再到产业链分工、企业和企业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原因就导致了在每次气候目标提出之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一种全球性的回潮，使得大家对气候变化存疑，总是有这种“拉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发展和减排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从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找到非常妥善的解决方案。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碳减排、碳中和的技术手段还没有真正成熟和商业化，新能源发展虽快也还不能较为安全地替代传统能源的供应。尽管每年新能源新增很多投资，但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弱小的阶段。对于“双碳”的讨论呼声前一两年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2021年下半年很多讨论都回归到了理性，我们要考虑如何在保证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再往前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端牢“饭碗”更要紧。

　　在“能源不可能”三角中，我们在实现绿色低碳的同时，既要做到经济可行，又要安全稳定，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权衡，所以国家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导向，如果暧昧不清，就很容易造成政策信号的误导。

　　“双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会将其与短期问题混为一谈。比如说短期内某些区域出现了能源短缺，那就应该用短期的政策和技术手段去解决，并不是说短期出现了问题就要把长期的目标否定，也不是说有了长期目标就对短期问题不管不顾。

　　界面新闻：去年国内煤炭供应紧张，鉴于我国富煤的能源禀赋，针对煤炭的一些清洁化技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煤炭能源使用的碳排放？

　　柴麒敏：我们一直讲碳中和，并不是说要把煤炭赶尽杀绝。我们现在将近有11亿千瓦的装机全部都是煤电，所以有非常大的存量，煤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煤炭利用同样也有减排的技术解决方案，理论上到2060也可以实现零碳，并不一定非得要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例如把所有的燃煤机组都装上碳捕集装置，把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全部捕集下来，重新利用或者埋到地下永久封存起来，这就是CCUS技术。

　　未来的能源发展是存在着技术路线的竞争的，如煤电+CCUS与新能源+储能的竞争，在两者的系统成本比较之下，如果煤炭+CCUS的成本足够低，还是可以实现几毛钱一度电，那未来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煤炭，不需要把煤炭完全替代掉。但关键是现在的CCUS成本比较高，目前捕集、运输和封存整套流程下来，可能成本至少在500-800元/吨二氧化碳。

　　新能源也有问题存在，当新能源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现有的电网和相关基础设施就不足以支撑高比例的新能源消纳，而是需要更迭出一个新型电力系统来，比如说要增加大量的储能设施，增加调峰、调压、调频等辅助服务，这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目前新能源成本不能光看发电，要加上储能、调峰的成本来算，再来和煤炭+CCUS比较哪个便宜。目前这种技术路线的竞争仍然没有定论。但我个人认为对煤炭还是要保持开放理性的态度，先不着急“喊打喊杀”或“喊冤喊苦”，实事求是一步一步来，改革要水到渠成。

　　其次就是煤炭的问题，要分开来看，不是一本账。我们主要把煤炭利用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用来发电，这个部分占大头，大约在55%左右。即使从“双碳”的角度来看，现阶段还不应该减，理由是煤炭利用方式中用于发电的效率是最高的，并且煤电减污降碳的技术手段最成熟。未来我们如果还要用煤炭，尽量用作发电，而不是去工业炉窑使用或者去农村散烧。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例如欧盟、美国，煤炭70%以上都是用于发电，我们国家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其次在现有的电力系统下，在新能源比例增加的同时，煤电可能要同时作为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才能维持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煤炭利用的第二部分就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炼钢、水泥、有色金属、电解铝等，这几个行业中煤炭用量比较大，这部分的排放大概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几。在这部分中，要加大力度淘汰效率低下的一些燃煤工业炉窑。

　　还有一类就是散煤。有一些小企业会使用散煤。此外在北方农村地区，由于没有集中供暖，人们就会自己使用锅炉取暖，还有做饭和烧水等都会使用到散煤，大概占到全国用煤的5%。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近期重点要解决的是散煤使用问题，因为它不仅造成温室气体排放，还造成农村的空气污染，有大量的粉尘和PM2.5，导致很多农村老人妇女的健康问题。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北方地区生活习俗的问题，如果不用煤，那供暖怎么办，天然气的价格比煤炭贵，那就会涉及到民生问题。

　　通过煤炭发电比例提升、淘汰效率低下燃煤锅炉以及减少散煤使用，这些都是近十年内的工作，而从长期煤炭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大量增加CCUS的使用，比如说在2035年之后中国煤电厂大量安装碳捕集的装置，就像我们现在大量安装超低排放的装置一样。目前我们所有的电厂是全部都完成了超低排放的改造，即减少粉尘、二氧化硫常规污染物的减排。但这么做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未来这么安装合不合适，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长期技术路线竞争的问题，如果成本比较合适，那就大规模地做这种替代。

　　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生命周期。煤电厂现有的煤电设施包括未来的装机，大致上寿命都在30-40年左右。我们国家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其实是安装了大量的新增煤电设施，因为中国经济在那个阶段快速发展，增速在10%以上，这部分的装机有可能到2035年左右就要陆续退役，到了寿命期之后就让它自然淘汰，对我们国家经济损失不会太大。

　　有些相对新的煤电设施，燃煤效率更高，未来可以做CCUS改造，其中一部分可以改造成灵活发电的调峰机组，例如现在我们煤电每年大概发4000多个小时，那接下来可能这些煤电每年只发2000多个小时，甚至每年只发1000多个小时，只在新能源出现问题的时候替代出力，例如连续多天的阴天导致太阳能发电减少、无风天风电减少，或者在枯水期水力发电减少，但调峰价格要比一般发电更高些。

　　国内已经有部分地区在做这样的尝试，例如青洽会（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就实现连续100天全部用100%的可再生能源，这个阶段就需要大电网及辅助服务的支撑。青海实际上建设了大量的调峰机组，像黄河水电就在青海投资了一些煤电机组，每年大概只发2000个小时左右。像云南、四川、甘肃，都在推动类似的运营方式，实现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未来无非就是将该模式扩大到全国，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能源供应和消费的系统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并不是说煤炭在未来不发展了，而是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同样的，我们也并不是说不让生产钢铁了，而是钢铁生产的方式从长流程的高炉、转炉变成了短流程的电炉，从原来的焦炭还原铁变成了氢还原等等。千万不要对“双碳”有极端化的认识，认为“双碳”和煤炭就是对立的，而是要有技术创新和系统融合。国家政策中提到说要实现新能源和煤炭的优化组合，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非常准确的，既能够逐步往“双碳”方向上进行更好的推动，同时又不会出现短期安全供应的问题。

　　界面新闻：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资源流向低碳领域，国际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柴麒敏：其实要引导投资，无非就是“胡萝卜+大棒”，排放政府就给惩罚，减排政府就给奖励。奖励比较容易被市场接受，比如德国给新能源产业的补贴、美国的45Q政策给予CCUS补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领域也采用了补贴的政策。很多产业在早期发展的时候，补贴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当发展体量大了之后，就会造成政府的财政的缺口。

　　这时候往往会选择转向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减排，减排量大、效率高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卖减排量获益，技术手段还比较差的就需要买入。大的政策脉络都是如此，例如央行出台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逻辑也是给绿色低碳的项目降低融资成本，给高排放的项目增加风险评估和融资成本。

　　我们谈双碳，并不只是为了减碳，而是为了实现整个国家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在这个目标下，政策设计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就不去给企业增加惩罚性的政策，而是要多给一些财政补贴奖励。其次就是要把政府现阶段较大的财政压力转换成市场机制上的动能，鼓励优胜劣汰，在市场中做加减法，让大部分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从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回报。

　　相比行政手段，监管有力的市场机制更容易有效地降低腐败风险。此外，在市场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不能照搬其他国家，而是要进行本土化创新，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保证整个机制有一定的容错率。

　　COP27在望，全球气候行动挑战机遇并存

　　界面新闻：2014年，欧盟与中国合作完成了中国碳市场的设计和实施，欧盟也与瑞士的碳市场建立了连接，也有一些学者做过中国与东南亚碳市场连接的可行性研究，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各国之间碳市场的相互协调可以在减缓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柴麒敏：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碳市场的连接可以把全球的减排成本降到最低，因为碳市场的价格可以起到导向作用。但实际操作工程中会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主权国家级的碳市场连接过程中，减排目标力度可不可比、减排量能不能用一套监测、报告与核查（MRV）标准去衡量，都会成为难题。比如欧盟市场和东南亚市场，有可能东南亚市场就会把减排目标设定得宽松一点，因为可以卖出更多的减排量，这样就会导致逆向激励的问题，所以这个连接本身是有一定政治难度的。即使如瑞士和欧盟，两者在政治条件、经济产业、文化背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个碳市场实现连接前后也是经过了十年的谈判，那其他国家的碳市场连接就更难预估了。

　　但除了刚才说的强制配额市场（CCM）之外，还有一类市场叫自愿抵消市场（VCM），主要涉及到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利用等，这类市场从2005年以来就是全球性的市场，比如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交易，因为这类市场不需要国家通盘对接，是基于项目一个一个开发而来的。比如说东南亚开发了某个风电项目，按照一定的方法学和评审程序，最终可以在联合国机构通过注册卖到其他国家。在去年的COP26大会上，各国关于《巴黎协定》的第六条的谈判已经达成了政治共识，新的可持续发展市场（SDM）将有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推出此类交易。

　　因此我认为全球市场的连接是分步骤的，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项目级别的；第二个可能就是在行业或区域层面上，比如说“国际航空碳抵消及减排机制”（CORSIA），再比如说在东亚或“一带一路”区域，大家通过多双边的一些谈判磋商，就某些行业形成规则体系，允许大家做有限的市场连接；第三个更长期的话就是各国在《巴黎协定》下就实现碳中和愿景的多种合作方法开展更广泛、有效的协调，最终如油气期货贸易，形成一个碳要素自由流通的全球性市场。

　　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时间上的划分，有的行业已经走在前面，例如全球航空业的减排，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就在推动相关行动。当然，在全球合作的过程中也会存在挑战，并不是说大家有政治意愿就可以，还取决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变革，目前一些逆全球化的地缘因素也会在短期内造成影响。

　　界面新闻：今年的COP27会议要在埃及举办，会议在选址上有什么考量？以及您认为COP27上这些国家会达成什么突破性的共识吗？

　　柴麒敏：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在几个区域之间轮换，办会国需要申请，或者通过大国的撮合。2017年斐济想要举办，但是没有充足的会议接待能力，最后就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19年原先由巴西承办的气候大会由于种种原因改由智利接棒，但最后那一年的会议又因为种种原因辗转到了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际进程没有那么顺遂的，总会有“黑天鹅”。

　　总体上，关于《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已经谈完了，现在只剩下一些遗留问题，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问题，这些在COP27上还会继续去谈。COP27还会启动一个进程，叫“全球盘点”，评估全球气候行动进展，这个进程可能持续到2024年，目的主要是为下一阶段提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比如到2035年的减排目标。

　　界面新闻：不仅是政府和企业，每个个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也同样需要承担责任。除了提高对于气候问题的意识，目前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敦促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行动？

　　柴麒敏：我认为提高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是第一位的，其次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我们国家在传统文化中天然有这种气质。应该在年轻人中培育形成一种新消费文化，将绿色低碳生活视为一种新时尚，与科技等要素结合起来。此外还需要一些机制性的消费政策支持，比如说低碳产品的认证，比如现在已经有像咖啡、茶叶等饮品的碳足迹标识，还有家电、电子类产品，甚至新能源汽车等。还有一类比较重要的机制叫“碳普惠”，大家通过绿色出行、节电节气、购买低碳产品等行为在APP平台上获得积分或现金奖励，积小成多，现在结合金融科技创新，在广东、深圳、成都、重庆、上海、浙江等地都有广泛的场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