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在 《三国演义》 里出场过两次。一次是第七十五回，关羽臂中毒箭，华佗为之刮骨疗毒。另一次是第七十八回，曹操晚年居住洛阳期间，忽然头风症发作，请来华佗为其诊治。

华佗提出“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的医案，曹操以为这是有意谋害，遂将其逮捕下狱，拷掠致死。应当说，罗贯中为华佗设计的这两个情节都非常精彩，从事件的逻辑上看似也非常合理，但是，查诸史书，关云长刮骨疗毒乃子虚乌有，而华佗被曹操杀害诚属事实，却也有很大的演义成分。

不错，曹操的确患有头风症。据 《后汉书》 和 《三国志》 记载，他正是苦于此病的折磨，才将华佗召至身边充当了随身医吏的。此后每有病发，陀即施以针灸，操的头疼症状也便立即减轻，这当然是真实可信的，但“开颅手术”的医案似乎过于大胆，史书上查无此事。而说到华佗的下场，确凿死于操手，但死因却与 《三国演义》 大相径庭。

事情还要从华佗的“去家思归”谈起。“去家思归”，意思是华佗离家太久，想回去看看。但奇怪的是，华佗有这想法儿却不直说 (也许怕曹操不准？)，偏耍小心眼儿，以“回家取药方”为幌子，向曹操告假。这理由很是正当，曹操自然应该批准。却不料，华佗到家之后，继续耍小心眼儿，假托“妻疾”，逾期不归，且一次次上书曹操乞求续假。曹操可不好糊弄。他本来就怀疑华佗以“小人”私利，故意留一手，不除病根儿，而让他的头风症时愈时犯；今见其一再超假，疑窦顿生。遂“累书呼之”，同时敕令郡县官员，到华佗家里传达命令，着其即刻上路，不得有误。

谁都知道，以曹操之威，任何人违抗命令即等于找死。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华佗对丞相的严令居然不理不睬，拒不归返。不消说，曹操勃然大怒，遂“使人往检”；还特别嘱咐“往检”的官员：倘若华佗没有撒谎，他的妻子果真有病，那就“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以作慰问；“若其虚诈，便收送之”(将其投进监狱)。结果，还真是检查出了华佗的虚诈———他的妻子好端端的，压根儿就没什么毛病。于是悲剧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华佗被关进许昌大牢，严刑致死。

以上是 《三国志》 的记载，《后汉书》所记也大体如此。读史至此，笔者甚感困惑，觉得这是不该有的悲剧。华佗作为医吏，而竟然欺骗长官抗令违律，实在是咎由自取，他的死按说不该由曹操负责。然而，往深里想一想：华佗为什么要欺骗曹操？ 为什么敢于以身试法？ 难道他疯了吗？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要解开华佗之死之谜，有必要先弄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华佗，字元化，一名敷，沛国谯 (今安徽亳州) 人。他通晓养生之术，又精方药，擅针灸，还发明了“麻沸汤”，能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其在麻醉学和外科学等方面的技艺高超无比，出神入化。总之，正如 《三国演义》 里华歆所说，华佗是“世所罕匹”的“神医”。

然而，这并不是华佗的全部。世人所了解的，往往只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而对于看不到的内心，那也许是最重要的所在，却常被忽略掉。华佗即如此。如果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位受人敬重的神医，其实是以行医为耻的。他对于自己阴差阳错干了医生这行当儿后悔得不行，窝囊得要命!

《后汉书》 里明明白白写着：(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为业”。《三国志》 则说：(佗)“本做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我们且休管他是不是“为人性恶”，只消注意一个“耻”字，一个“悔”字，大概也就能摸到华佗的悲剧之根了。

“士人”，就是读书人，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读书读得优秀便可以由“士”而“仕”，成为官员，进入士大夫阶层。那么，华佗也是“士人”吗？不错。他早年曾经“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如此的经历，自然也就为他树起了做官的阶梯。于是，沛国相陈珪开始推举他为“孝廉”；继之太尉黄琬也“辟”他做掾属。但遗憾的是，他却拒绝了陈、黄的好意，采取了“皆不就”的态度。

汉代取士，主要有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两种途径。孝和廉，本来是汉朝选拔官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称孝廉。士人被举为孝廉后，就可以入朝为官，内转可以做卿大夫华佗为谁所杀，外转可以补郡国首相。那么“征辟”呢，也就是“公府辟士”。朝廷招聘为征，三公以下召布衣入仕为辟。汉代风尚，往往有名望的公卿，身居高位，以能罗致天下名士，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而世间的英才俊士，也大都以此作为自己的进身捷径。与华佗同时代的人，如曹操、荀彧、华歆、董昭就曾被举为孝廉，孔融、贾诩、郭嘉、刘晔就曾被辟为府掾。华佗既能得到国相的青睐，又能入得太尉 (太尉为“三公”之一) 之法眼，这说明他是非常优秀的士子。如果他接受了“孝廉”头衔，或者应“辟”入府，那也许会前程无量，虽不敢说与曹操同侪，却也未必不能跻身于荀彧、华歆、郭嘉、贾诩之列———至少华佗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倘使他真的入仕了，那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青史上，华佗或许就会被编进公卿列传，而决不会混迹于“方技”人物里。

然而，华佗为什么要拒绝地方官的推举和公府的征辟呢？

原来，彼时士人特别是名士，往往崇尚“岩穴隐居”的风习。如果你接受了官家的“聘书”，乐颠颠地马上到任，这就很容易被世人瞧不起；相反，你很无所谓地拒绝了礼聘，则便被认为是“清高”，倒须对你高看一眼了。故此这种“拒绝”，实际是“待价而沽”。曹操以及他身边的重要谋臣，差不多都在某个时期“岩穴”过的。

然而，出乎意外，入仕的机会却再没有降临到华佗头上。就是说，在陈珪、黄琬之后，再没有哪位公卿大夫理睬华佗。

可以想象，华佗是多么沮丧，他的心境肯定一片灰黑。想当初他研究方药或许纯出于兴趣，并无功利目的，但在被“政坛”抛弃的时候，他的目光只好不情愿地落在了“青囊”上面……

青囊，是华佗用来盛放医书和医具的口袋。华佗的“角色”开始转换，由“士人”变成了江湖“游医”。

游医的生涯没有持续多久。忽有一日，他接到曹操聘书，召他到丞相府做事。华佗当然知道，曹操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代名词，汉家天下那时早已经掌握在了曹氏手中，如今曹操向他招手，说明他在仕途上又突然出现了灿烂的前景。何况曹操还是他的老乡，有这种“桑梓”关系，想来总不会亏待自己吧？

故此我们可以想象，华佗是怀着某种挺美挺美的人生设计，离开民间到“朝廷”去的。那时他没有想到，曹操召他，并不是要他从政，而是要他充当“医吏”———直言之就是曹操的随身医生。

说实话，曹操身边人才济济，连大才子祢衡都只能安排做鼓吏，那么让华佗做医吏，倒也算“人尽其才”。但华佗想不通，心里别扭。正如 《三国志》 说的，他自悔的情绪越来越重，使他渐渐地厌倦了医吏生涯。既然不可能从政，那就干脆再回到民间好了! 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离开曹操。

可是“离开”，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辞职是一种方式，逃离是一种方式，像祢衡那样裸衣击鼓大骂一通，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也未尝不是一种方式……但可惜这些方式方法华佗统统不用，最终选择的却是欺骗，是违纪和抗令!

按华佗之罪，也许是可杀可不杀的，否则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敢于为其求情。求情的理由也的确值得考虑：华佗医术既如此高超，若让他活下来，便可以继续治病救人，首先能保证曹丞相的健康，故此应该施恩宽宥。但曹操杀心已决。他悻悻然地对求情者说：我们不必为今后的事情而感到忧虑，杀了华佗，“天下当无此鼠辈耶”!

“鼠辈”，这里指“方士”(术士)。也就表现出来曹操对华佗的“定位”问题。

就华佗的志向抱负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做官从政，治国安邦；但遗憾的是，命运之神却使他只能混迹于“方士”(术士)堆里。

所谓“方士”(术士)，指的是那些讲求神仙方术的人。据张华的 《博物志》 说，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有庐江人左慈、谯郡人华佗、甘陵人甘始、阳城人郤俭等无不毕至。此类人物各怀绝技，如华佗善方药，左慈善房术，郤俭能辟谷，甘始能行气导引…… 《三国演义》中的“左慈掷杯戏曹操”，说穿了就是高超的魔术表演；至于华佗为人割瘤，瘤中飞出黄雀的描写，似也有魔术之嫌。曹操喜与此类人物交游，甚至将他们召至魏国都城供养起来，其意图固然是谋求养生方术，但内心里更深层的考虑，却是担心这些方士在民间传播歪道邪说，引致社会动乱。这是基于汉末太平道黄巾起义的教训所采取的一种控制措施罢了。华佗想挣脱这种控制，回归草野江湖，过逍遥自在的生活，曹操当然是不会允许的。

说到这里华佗为谁所杀，我感到华佗的内心世界好像充满了矛盾。他想挣脱控制，但对曹操仍抱有幻想和期待，一次次的“续假”，也许就是这幻想和期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得相当“幼稚”，同时也显示出了性格上的软弱。事实证明，他对自己“定位”不准，对曹操看得不透，对面临的凶险估计不足，因而缺乏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当酷刑加身的时候，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过，这似乎缺少一点“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人风骨。死到临头才想到将平生呕心沥血所撰的医学专著传授于人 (甚至都顾不得考虑那人是不是做医生的材料)，就尤其令我们嗟叹和唏嘘了。

不管怎么说，华佗的被杀，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曹操对社会，甚至对后世都是一场悲剧。据史书记载，华佗死后不久，曹操在头疼的时候便隐隐有了悔意。后来其爱子曹冲病危，曹操痛彻心肺地叹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话颇自私，却是真意。曹冲原本是曹操选定的接班人，因得不到神医华佗的救治而夭亡，这无疑是曹魏家族的巨大损失。韩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