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否，通常被我们认为是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如何透过经济视角理解社会发展的内核，是每一位历史学者都致力于解决的难题。从原始的渔猎社会，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人类在经历一切的同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快来和瓷儿一起瞧瞧吧！

一、回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

一般来说，从人类开始进入经济世界以来，曾经历了三次生产力的飞跃：第一次是从渔猎采集到农耕经济时代，人类成功建立了定居的农业生产模式；第二次是人类利用机器解放人的体力，机械生产和大工厂成了我们肢体的延伸；最近的一次，便是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人脑减轻了相当的负担，也使得知识的传播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顶峰。

公元1到14世纪，纵观整个世界来看，所有的地区发展模式仍然是“单线行进的”。也就是说，各民族在生活中致力于提高的还是牲畜的数量或是粮食的产量，没有哪个地区能采用迥乎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生产手段；在这个时期内，人类的经济规模一直在襁褓中不断成长。当然增长率也是起起伏伏，不太可能扩大其现有规模。

地区交易的中心：中世纪法国城市

为什么当时的世界会允许这种“缓慢增长”发生呢？时至今日，我们早已充分体会到经济增长为人类带来的福利。我们的生活质量比起祖辈来有着显著的提高。日用饮食和穿衣用度再也不会成为普通人为之忧虑的“烦心事”。地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崛起，使得我们能真正享受一种“秀才不出门、却足以品天下”的便利。

经济社会在为我们带来相当的生活保障的同时，也为我们这代人添上了隐约的忧虑。上文提到的这些经济优势，需要有整个社会的合理有运行提供条件。假若国家的政治出了问题，社会资金的消费和投资热情便会极大减弱。假若经济受到影响，反过来又会破坏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稳定。

我们怎敢想象，国家的GDP或GNP等指数长期停滞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吗？也就是说，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欣赏统计学家们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高升、跳跃的“亿兆级”增长数字。假设这一切最终停止了增长，我们除了抱怨以外还能做些什么？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二、由沉睡向苏醒的大跃迁

过了十五世纪，世界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个中原因自不待言：“全球化进程加速”、“地区间的紧密联系”、“民族国家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提高”种种不胜枚举。我们能看到，在商贸网络不断扩大的同时，积极参与第一批全球化浪潮的国家普遍获得了不小的财富。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获取了大量的贵金属，以此用来支持国内的奢侈消费。后进的荷兰在乃国开创了世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这就说明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更加愿意与利润打交道，而不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了。

英国“绝对君主制”的开创者：亨利八世

我们发现无论从消费者身上赚取利益，还是从生产上节约资用，或是简单地透过借贷和货币操控获取利益，最终的获益人都是国家。因此，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里，民族国家的领袖便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借助经商或投机崛起的商人家族，也趁机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

欧洲此间的演变趋势是：国家权力不断“对内收紧”，而个人权力在此同时也“渴望膨胀”。15到16世纪，欧洲先后出现了以英法为代表的“绝对君主制转型”。宗教改革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俗联盟体制。新一轮的教权与王权的对垒，最终以国王的大胜收尾。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三、从“封建”到“共建”：全新年代里的非然与必然

直到17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总量已能实现”35年翻一番”的惊人飞跃。商业革命使传统的农业部门有所销声，人类的历史迈入了工业社会的大门。

人类对增长的崇拜激发了哲学家们的思考，欧洲人开始用传统的眼光去审视当下所生存的环境。各样的社会变革开始动摇一部分原始法则的权威，人类再也不愿思索他们同上帝的关系。在17世纪末尾，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的浪潮相继“在人间”得到展开。欧洲各国的经济水平也紧随着技术的演进一路走高。

18世纪伊始，维系一个政府有效运作的基本条件就由“保持臣民的绝对忠诚”向“满足大多数人对自由的渴望”调头。“实现个人理想、满足个人价值、得到尊重、解决温饱”于是成为了“人性之必然”。高唱“人权、自由、法治”的调调，倏尔席卷了整个西方。

提倡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家们

从“封建”到“共建”，是西方近代历史的大致走向。人们从前常默不作声地接受凯撒的调遣，但如今却觉醒了对自我能力的肯定。人类也不再把自然界看做是无法控制的混沌，而是满怀信心地认定自己足以发现宇宙的神秘规律。

人们厌倦了在躲在围栏中的日子，并想建设一个全新的罗马。于是，古典时代人们对于公共权力的追求重新被唤醒。总而言之，个体权力在西方重新受到了重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乐事。

雅典公民大会的盛况

四、不可停顿的机器和历史的悖论

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为人类带来了期盼已久的福音。19世纪的世界虽说一直在高歌猛进中前进，但还是不乏有危机和动荡浮现。工人阶级在争权的过程中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他们同先富起来的一批资本家们形成了严肃的对抗。最终，令人欣慰的保护法和一系列政令的出台暂缓了冲突的扩大。

20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一次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在两次规模巨大的世界争霸战中，人们不得不开始反省“进步主义”的出路。在这场使人类损失重大的惨剧中，我们沮丧的看到：人类世界并不如自然界那样，能按部就班地顺应达尔文的发明不断演进。

“二战”为欧洲带来的断壁残垣

“为了开动现代国家这架由政客、资本家、学者和工人共同建立起来的巨大机器，所付出的代价必然是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宣扬个人利益需要服从于整体，是20世纪出现的新现象。人们获得的荣誉和自信愈发来自于国家。无论是个体的价值还是集体的成就，都要透过国家来实现。

总之，“国家主义”在“进步主义”之后重新为世界带来了相当的不安。贸易壁垒、恐怖主义、关税大棒，这些都是“国家主义”者的武器。

19世纪的人们刚刚获得了比此前任何时代都要宽泛的自由。党派政治和内阁政治的风靡，使得各国的法人性质更强了。于是，欧洲诞生了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和斯大林。整个世界都因为个人主义的崛起而受到影响。由于渴望追求自由，我们推崇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对抗国家主义，而当个人权力真正得到实现的当时，威权主义和个人崇拜又重新压倒了每个拥护他的个体。

受到德国人极端崇拜的希特勒

文史君说：

新的世纪已经到来，我们幸运地看到了苏联和美国的和解。而新的威胁诸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政治治理理念的多样性又为我们制造了新的麻烦。早早经历过“发家史”的西方世界，好像随时都要扮演全人类的长辈。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动辄教训他人“要克制、要均衡”。但同几个世纪前的西方类似的是，新兴的经济体只会叫嚷着“要发展、要权力、要绝对的平等”。不同的矛盾仍在酝酿，硕大机器不断轰鸣。人类的未来将去往何处，文明会驶向何地？让我们怀着谨慎前行吧。

【来源：浩然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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