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解元(金章宗时人）大致生活在完颜璟执政的公元十二 三世纪之交。从其所著《西厢记》诸宫调“开篇”的引词中，约略使我们知道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可能经历过坎坷的路途，有过失意 和潦倒，但他却以旷达的胸怀，淡然置之，从诸宫调的创作中找到了 实现自己理想的价值。

  《西厢记》诸宫调的题材，来源于唐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莺莺传》。在其问世以后的四百年间，这一故事曾在社会上广泛 流传。只是因为原作“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因而才做出形式 变换，使这一故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在新著中，董解元共使用了 191首套曲和2支单曲，以5万余字的篇幅，将崔、张的 爱情故事敷演成一部宏伟富丽、波澜壮阔的艺术作品，虽是《莺莺 传》故事的轮廓，却没有被它的内涵束缚，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主题，并赋予它新的积极精神。

  这首先体现在对《莺鸾传》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张 生不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负心人，而是一个对爱情始终不渝的 追求者。当他第一次见到崔莺鸾时，就为她的美貌和风采倾倒，抛弃了对功名的追求，置世俗道德于不顾，弄琴挑逗，寄诗传情，逾墙 求会，所有的正统观念都无影无踪了。

  而在爱情受到挫折时，他忧 郁悲伤，废寝忘食，一病不起，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心目中，失去了爱，就失去了一切，整个世界都变得没了光彩。诸宫调中 的崔莺莺，也不再是一个自怨自艾、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内心深处 渴望美好的生活，但这又与她日常接受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因而徘徊不定，变化无常。

  在爱情的感召下，她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 终于把礼法看成“小节”“小行”而大胆违背母命，勇敢地与张生私 下结合。长亭的分别，使她肝肠倶碎。接不到张生的音讯，使她郁郁成疾。听到张生另有所娶的谣言，更使她“九曲柔肠，似万口刀尖 搅”，竟“吁的一声仆地晕倒”。

  郑恒逼婚时，她宁愿自尽，也不背叛 爱情，最终与张生双双出走。这表现了在冲破束缚和阻挠之后，她对爱情的炽热与坚贞。董解元还加强了红娘在故事中的分量。她 热情、好义，又机智敏捷，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往来奔走于张生、莺 莺之间，为他们出谋划策，寄柬传书。

  老夫人赖婚，她也暗暗诅咒，崔、张事发之后，她又敢于当堂顶撞老夫人。作为崔、张爱情的推动 者和促成者，红娘受到作者的热情歌颂。在原作中，老夫人几乎没 有什么活动，而在这里她却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治家严谨，朝野知名，作为封建家长，她严格地按照礼法的规范控制着自己女儿的行为和命运。

  《赖婚》中，表现了她背信弃义的阻挠，体现的 是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由此可以看到，《西厢记》诸宫调里的人物已经完全不同于《莺莺传》。矛盾冲突也由此而转变为张生、莺鸾和老夫人之间的冲突， 其焦点则是对待爱情自由的态度，这是人性与封建礼法的较量。

  作 者改变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而代之以张生、莺莺的大团圆，用来表现爱情的胜利，反映了作者美好的愿望，其倾向性是溢于言表 的，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对封建礼教的否定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诸宫调的人物形象，并未被描写成单一的简化性格，他们都有微妙的双重性，如张生在爱情与功名之间， 莺莺在约束与冲破之间，写得都很真实、可信。

  -虽然崔、张故事情节 比较直白，场景也都限定在普救寺，但作者能在这里刻意追求事件的跌宕起伏，忽而山穷水尽，忽而柳暗花明，以此牵动受众的情绪， 引人入胜。而在描写景物和塑造人物时，又往往能调动各种手法， 铺陈夸张、衬托、渲染，以使其所要彰显的对象达到某种极致，收到更为强烈的效果。

  前人对《西厢记》诸宫调的语言，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谓其不施彩绘，不加粉饰，只是平白说去，却别有一番韵味。明人黄嘉惠 评曰:“字字白描，词藻中何易得此! ”的确，一方面它朴素自然，一 反诗词中矫饰之态;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使用方言俗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带上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又把从民间口语中提取的素材，进行加工提炼，成为优秀的艺术化语言。《西厢记》诸宫调以其卓越的成就，备受世人的赞誉。胡应麟甚至有“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的高度评价。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元代戏曲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上。王 实甫对《西厢记》诸宫调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使他的杂剧思想性更为明确深刻，结构更为完整合理，文字更为绮婉流畅，形象更为丰满 生动。

  但它毕竟是以诸宫调原作为蓝本的，其人物、情节、基调，都 沿用诸宫调之旧。甚至在语言上也大量借用原作，这一点明人黄嘉惠的《董解元西厢引》和清人焦循《剧说》都做了具体的比较。可以 说，没有《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也就没有《西厢记》杂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