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人口危机倒逼“社会化养小”

　　很多事情非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是不可能得到重视和解决的！太可笑了！

　　关于家庭功能社会化问题的可行性研究

　　朱鲁子

　　（南开大学哲学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它的道路具体怎么走，迄今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针对我们国家人口生产中的“逆淘汰”现实，我今提出“社会化养小”这个关于“家庭功能社会化”问题的新观念，试图通过考察它具体实施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困难和可行性，希望能为民族复兴提供一个科学的可行性思路或方案。

　　一、从问题出发的研究思路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经过了高速发展40年之后的中国，到2019年底因全球新冠病毒肆虐，世界各国经济进入寒冬的同时，受全球化、国际化受阻的影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困难，即使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如需求侧、供给侧以至内循环改革等，也是力不从心，难以解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阻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深层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并非始于新冠疫情的爆发，而是早已潜藏在生产力本身之中，即潜藏于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口——之中。即，当下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人口生产的“逆淘汰”即反自然之优胜劣汰的“劣胜优汰”现实。而欲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生产逆淘汰的现实，笔者认为，可能非确立家庭功能社会化的“社会化养小”观念莫属。——中国社会人口逆淘汰的现实使“社会化养小”这一古已有之的大同社会理想起死回生，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认为，一旦“社会化养小”这一家庭功能社会化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现实，则必将大大地解放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二、“社会化养小”的涵义

　　“社会化养小”是笔者首次提出的一个与“社会化养老”相对的关于家庭功能社会化的新观念、新概念，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关于未来社会妇女解放——把妇女从“单纯生产工具“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育机器”中解放出来的一条具体路径——孩子不再由每个家庭分散养育，而是类似于古希腊的斯巴达那样，从孩子出生后哺乳期满就交由社会进行集体化、社会化养育——这一源于古圣先贤对于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想，继而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和期盼的理想社会观念的抽象、概括或起死回生。

　　三、当下中国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人口“逆淘汰”及其严重后果

　　显而易见，在人口生育问题上，今天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几乎处于同一个阶段，都遭遇了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困境，而国情决定，中国社会的情况又异于发达国家，有自己的特殊性：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主要是由于个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不愿意生；而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知识精英阶层，则是由于生育（主要是教育）成本太过高昂——生不起，而不愿意生。

　　这种特殊性，造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生育的“逆淘汰”即越是素质高的人生育率越低的倒挂现象。而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人口的素质。这就是导致我国社会生产力缺乏动力的根源。我们国家人口生产逆淘汰现象如不及时改正和解决，势必导致中国社会人口质量整体下降且不可逆，换言之，它将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下降且每况愈下，说得危言耸听一点，它将导致中华民族“人种退化”，从而最终丧失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而被淘汰。

　　四、“社会化养小”的价值和意义

　　当下的实践证明，放开二胎等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逆淘汰问题。笔者认为，解决人口生育逆淘汰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思路和途径，可能非确立“社会化养小”这个家庭功能社会化观念莫属。因为，只有“社会化养小”即把养育孩子的家庭功能社会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育（主要是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从而彻底解除高端人口在生育问题上的后顾之忧，为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提供可能。

　　家庭功能社会化的“社会化养小”观念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一）社会化养小，将把全社会年轻人，特别是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和令他们焦头烂额的孩子的教育中解放出来，且把老年人从“孩奴”（不得不照看孙子辈）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个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可能。

　　（二）社会化养小，大大减轻甚至消除了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使得私人积攒物质财富的动机和动力大大减弱甚至成了多余，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淡化和消除人们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的私有观念，消除两极分化，对私有制及其观念的消亡起到根本的釜底抽薪的作用。

　　（三）社会化养小，必将导致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生育观念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把人们从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受血缘亲情捆绑，从而引发全社会人们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使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发生质的提升和飞跃。

　　（四）社会化养小，必将使目前举步维艰的“社会化养老”问题获得新的动力和内容，并取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彻底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博爱社会理想。

　　（五）社会化养小，必将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财富的积聚，杜绝无度的浪费，集中散落在个人手中的大量社会资源，使社会财富普惠于民并发挥最大效用，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我们一个真正的绿水青山。

　　（六）社会化养小，可以为孩子提供不可多得的安全的、自由平等的生活环境和集中而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为所有婴幼儿和少年人提供安全舒适的集体环境，从而使孩子的个性和身心获得健康成长，一代具有未来社会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必将诞生。这一点极其重要，可以彻底终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七）社会化养小，必将把年轻人，特别是妇女从不得不重视、追求物质财富的现实婚姻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新的纯洁的婚姻家庭关系提供可能。而那些以为“社会化养小”会导致“共产共妻”的腐朽想法，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庸人自扰。

　　（八）社会化养小，必将最大限度地释放和解放我们全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为构建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将从我们国家首先开始。社会化养小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将为世界各国提供一块走向未来大同社会的不可多得的理想模板或试验田，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贡献出中国智慧和经验。

　　五、“社会化养小”的困难和解困思路

　　传统观念是“社会化养小”的最大阻力。社会化养小的最大困难不在物质方面，也不在文化教育资源方面，而在精神心理，特别是观念层面。40年的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巨量社会物质财富和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使得社会化养小在物质保障方面和文化教育供给方面绰绰有余，问题的关键在“观念”。

　　（一）建立在上万年来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是“社会化养小”的最大阻力。可以说，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血缘关系与私有观念是互为依存一脉相承的内生关系，长期以来，这一关系根深蒂固坚不可摧。故，打破旧观念是当务之急。

　　（二）我国历代都有较为完善的社会幼老孤寡残疾的救济构想和具体实施方案，如《周礼·地官·大司徒》就有“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的详备说法，历代都有济危扶贫的具体社会救济措施，今天更有国家层面的“扶贫”措施。故，人们往往会以救世济贫方法和措施“古已有之”为理由，而对我们今天站在生产力极限式革命的角度所提出的“社会化养小”观念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实际上，这样的想法，仍然是旧观念在作祟，与刻舟求剑无异。

　　（三）人们对我国1949年后在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极为低下贫弱、社会整体教育水平低下、普通民众心智极不成熟的情况下所实行过的“共产风”所造成的灾难心有余悸，故而会对我们今天提出的“社会化养小”这一新观念谈虎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后遗症。

　　（四）有些人受日本和北欧等私有制国家“从出生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迷惑，以为他们的现在就是我国的未来，从而认为我们所提出的“社会化养小”观念纯属多此一举的画蛇添足。事实上，这些人思维僵化和懒惰，根本无视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本质差异——人口生产的“逆淘汰”的现实（撇开社会制度不论）。

　　以上种种，无不显示出传统观念对新观念无比强大的敌视和破坏作用。那些被传统观念牢牢捆绑的人，根本无视“时代不同了”这一现实，他们看不到当今时代已经与传统观念所凭附的旧时代完全不同。在笔者看来，当今时代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达“极限式革命”的高度。这一生产力的“极限式革命”，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必将彻底摧毁一切阻碍人类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的落后的传统观念，所有人从原始的血缘关系、血缘亲情中剥离出来而获得自由发展和幸福，是早晚的事。

　　（五）社会化养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将招致既得利益集团即富人及其代理人——官僚集团的极力阻挠和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生育和养育的成本问题。这是块现实的“硬骨头”。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靠社会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寄希望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良心发现”。既然“社会化养小”关系到我们社会生产力能否解放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故，它的最终实施是任何既得利益集团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应该相信政府高层会与时俱进，为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层面的充分保障。

　　（六）社会化养小，必将涉及到具体的道德伦理问题，如父母与子女的亲情问题，后代婚育中可能存在的乱伦问题，等等。其实，在基因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的今天，这个问题纯属杞人忧天。

　　六、“社会化养小”的可行性

　　“社会化养小”，是家庭功能社会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伟大创新。美好则美好矣！可是，具体怎么操作？传统观念怎么扭转？资金从哪里来？师资问题怎么解决？具体从哪里下手？这一系列的可行性问题如果不解决，那就无异于空谈。

　　（一）制度和文化优势。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我国实行“社会化养小”有着特殊而巨大的制度优势。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实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制度——尽管是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它与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社会化养小”观念有着天然的制度上的同一性和亲和力，二者之间可以做到“无缝连接”。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做出了未来社会传统家庭必然消亡的伟大预言，恩格斯更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地探讨了人类各种家庭婚姻形式，并明确地指出未来社会，孩子属于社会而不属于个别家庭。另外，我们国家几乎所有古圣先贤的社会理想，无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大同社会，必以家庭功能社会化为前提。故，我们今天提出“社会化养小”观念可以说是古圣先贤伟大理想在当代的复活和实现，此乃天意。这无疑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

　　（二）“社会化养小”观念的具体实施可首先从“公务员”入手。——正当笔者对“社会化养小”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一筹莫展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远在新疆的范鉴山先生有关中国社会发展整体构想的宏文发出，文中提出了——可首先从“公务员“入手的具体思路。范鉴山先生的奇思妙想，犹如捉住了“阿基里斯之踵”，拨云见日，彻底解决了我的难题（以下可行性思路，皆归功于范鉴山先生）。

　　（1）中国历史悠久的“官文化”传统，使得“社会化养小”观念的实施从“公务员”入手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可对全社会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范鉴山先生说：“有文字记载的词语典故等等文化的东西没有不是官人，名人，富人等上流社会人们思想言行记录，于是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官文化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实实在在的。母系氏族解体与伏羲和女娲这些达官贵人们结婚成家的带头作用不能说没有很大关系。上行下效就说明文化现象多是上流社会引发的。充分利用官文化的美学价值和美学作用和高举反腐反贪，反腐倡廉的旗帜来循序渐进地达到‘废除继承权’的目的也就事半功倍了。”

　　（2）“社会化养小”观念的实施，不应该是强迫的，而应该是自觉自愿的。范鉴山先生的思路非常明晰：“凡自愿将出生后的子女交社会抚养教育，放弃亲情关系，放弃监护权和财产继承处分权，并且交付子女相应的教育抚养费，终身只过二人世界家庭生活的年轻人合同一经签订就可纳入公务员队伍重点培养，其子女也是公务员培养的优先选拔对象。“他还乐观地认为：”这个政策一经出台，二三十年后，整个国家机器都掌握在只有二人世界家庭结构，没有继承权和继承处分权的完全公家人手里的时候，无官不贪的历史就结束了，五十到一百年，没有亲缘关系，没有继承权，只有二人世界家庭关系的个人所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无阶级的人权文化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一个国家率先实现了！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标志是任何人没有财产继承权和继承处分权，只要能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在人们自愿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都可以参与！”且，范鉴山先生对“一些年轻人自愿放弃亲情关系，自愿放弃财产继承处分权，敢于开创历史新纪元，甘心情愿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家人，但是，那些已经建立亲情观念，也必须跟着效法吗？”做了入情入理的“答疑”：“已经建立了亲情观念，就让其观念伴随终生吧。尊重一个人的观念和意志也是尊重人权的内容之一呀！之所以让未婚或者刚婚的年轻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响应这种政策，那是根据年轻人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创造新世界的心理特点，迎合他们的心理要求而进行政策倾斜的。总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在人们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响应号召，接受政策和执行政策。绝对不能因为这种办法能给人类未来带来多大好处就快马加鞭，一哄而起，拔苗助长甚至群众运动，始终保持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个人主动申请，组织批复，签订合同方能有效。在此基础上还要努力办好老年人安度晚年的老人事业，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人们向新的历史边缘靠近。这是一个历史文化过渡的过程，观念意识循序渐进的更新过程，就不能有一蹴而就的冒进思想和冒进情绪的滋生，否则，将会犯历史的错误。”

　　结语

　　家庭功能社会化即“社会化养小”观念的全面实施，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全社会思想观念上的高度认同和制度上的科学设计。在全面实施之前，可以通过小范围的实验示范，一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小岗村”。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家庭功能社会化的“社会化养小”观念的具体实施首先从“公务员”入手，建立在每个人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那是再合情合理再顺理成章不过了！公务员本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只有那些能够自觉自愿地拥护并参与“社会化养小”的公务员，也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大公无私。

　　可以预见，家庭功能社会化即“社会化养小”观念深入人心并具体实施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20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