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邓洛普·莱斯利（1835—1921）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较为知名的画家，以风格柔和、优雅著称。他擅长捕捉生活里有趣味的细节，描绘的经常是静谧的花园或室内，而非当时城市中新兴的工厂、火车站等热闹的地方。他的《金鱼小贩》即是此类作品，以花木扶疏、碧草如茵的庭院为背景，半开的栅栏门外隐约露出一角手推车的轮子，烘托出接近画面中心位置的小贩。他单膝跪地，手捧玻璃鱼缸，里面游弋着一尾红金鱼，地上还放着另一缸颜色稍有不同的金鱼，在他身后则摆着专门用来装鱼缸的便携木箱。小贩的动作和装束无不体现出一定的戏剧化效果，让人联想起“变戏法”的魔术师。在门廊下坐着的梳着发髻、戴着镂花纱手套的女子应是家中的女主人，对小贩的热情推销显得不置可否。旁边站立的头戴遮阳帽、束着蓝腰带的年轻女子可能是身边绿衣小男孩的家庭教师，二人看着金鱼的神情明显多了几分好奇，但决定能否购买的人并不是他们。画面虽小，几人的不同造型却营造出了动静相宜的秩序感，也隐约体现出社会地位差距的张力。

1853年，伦敦动物园面向公众开放了首个水族馆，让人们“不用深入海底也能观察海洋中的奇特生物”，在家中布置玻璃鱼缸一度成为英国中产家庭的流行风尚。即使受条件所限，不能像水族馆那样收集多种多样的海洋生物，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养几条来自东方的金鱼。半球形的玻璃鱼缸和艳丽的长尾金鱼，也经常作为房间装饰，出现在19世纪欧洲的写实画作里。不过，现代的养鱼爱好者一般不再使用这种空间较为逼仄的球形鱼缸了。

金鱼是野生鲫鱼的一个变种，在它被人类驯化、培育的过程中，经历了池养和盆养的阶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选育金鱼供观赏的国家，《本草纲目》概括：“自宋始有蓄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在宋代之前，金鱼没有固定的名称，有时被叫作“金鲫”，最早的记载见于南朝《述异记》：“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宋代多地寺庙修建“放生池”，用于放生的金鱼也成为游人观赏和投食的对象，苏轼在西湖南屏山兴教寺写的诗中即有“我爱南屏金鲫鱼”之句。南宋时期，皇宫中修建了专门的金鱼池“泻碧”，宋高宗赵构还命人去昌化县的“龙潭”中捕捉“金银鱼”。上行下效，养金鱼蔚然成风，“豪富府第宅沼池畜之”，饲养售卖金鱼也成了专门的行业。相传南宋叛将吴曦去蜀地时，带走了三船临安特产的金鱼，足见其骄奢：“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今天北京崇文门外“金鱼池”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金代，“蓄养朱鱼以供市场”，当时也是一处游玩胜地。到明清时期，金鱼已经培育出了多叉尾鳍、水泡眼等多种性状，鳞片的色彩也更加丰富，常见的养殖方式则从室外鱼池转向室内缸盆，更便于人们玩赏。1502年，金鱼传往日本，1611年传入葡萄牙并扩散到全欧洲。据说，在金鱼刚引进欧洲时，因为鳞片色泽如金，成为“好运”的象征。民间传说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时丈夫要赠送妻子金鱼，祈求未来生活幸福——虽然这很可能是卖金鱼的商贩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