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桂兰，天津知青。1970年时，下乡来到了北大荒。来时，户口一并迁了过来。2000年后，她想把户口迁回城里。可偌大的天津城，却容不下这位老知青。

图：知青老照片

1978年，全国知青返城。苏桂兰本来是能走的，可她被勤得利农场拖住了。有关于这件事，还要从1975年说起。

1975年春节，苏桂兰回天津探亲。回来的火车上，碰到了同一个农场的知青，别人就问她：“你这次回家，是商量结婚的事吗？”苏桂兰说：“净瞎扯，我都没谈恋爱呢，去哪结婚？”

回到农场，半个连的人跟着起哄，“和男朋友的事情定下来了？”这时，苏桂兰仍然被蒙在鼓里，“我跟谁处的对象？”

下乡时，苏桂兰在炊事班工作。连里有个老光棍，经常去她那里喝豆浆。苏桂兰问老光棍：“他们都说我在搞对象，和谁啊？”老光棍说：“不是付忠喜吗？”苏桂兰很纳闷：“那我怎么不知道？”

付忠喜是少数民族——郝哲族，比苏桂兰大3岁，是本地人，在机务排工作。机务排和炊事班的宿舍前后排紧挨着，苏桂兰经常给机务排送饭。她也认识付忠喜，只是不怎么熟悉。

苏桂兰的印象中，付忠喜人高马大，不爱说话，干起活来任劳任怨，人品非常好，还是共产党员。苏桂兰还听人说，付忠喜的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兄弟三人拉扯长大。

图：知青老照片

付忠喜的人缘特别好，“谣言”出来后，倒是经常有人来找苏桂兰，要给付忠喜说情。今天这个来找她，明天那个来找她。一来二去，苏桂兰心动了。再加上她也23岁了，不行就定下来吧！这么的，苏桂兰和付忠喜恋爱了。

恋爱后，苏桂兰才开始了解付忠喜，知道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情。

付忠喜18岁时，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付忠喜吹牛说，当年给他介绍对象的人，没有一辆火车，也有半个火车。当时年龄小，付忠喜想先入党，再去找对象。拖着拖着，付忠喜就已经二十四五岁了。

二十四岁时，付忠喜看上一个上海女知青，他跑去找母亲，“我想和上海来的那个女知青搞对象”。母亲说：“你哥还单着呢，着什么急？”付忠喜的大哥比他还老实，平时不爱说话，见到女人时就像个哑巴。付忠喜说：“那行，我把她介绍给我哥”。

于是，付忠喜单独找到那名女知青，“能不能给你介绍个对象？我哥！”女知青听了以后，脸害羞得像个红苹果。

付忠喜的舅舅在邮局当干部，哥哥读完小学，也被安排到了邮局。邮局很小，只有三四名邮递员。给哥哥介绍对象时，哥哥已经当上了局长。

付忠喜对女知青说，“你要是想通了，就来告诉我一声”。没多久，女知青来了，她说：“行”！女知青给上海写了封信，征求家人的意见，家里回信说没意见。就这样，付忠喜的哥哥先结婚了。

图：知青和农村老大娘聊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再后来，付忠喜就看上了天津知青苏桂兰。连里人起哄，两人稀里糊涂地走到了一起。恋爱后，苏桂兰也给家里面写了一封信。说起天津的父母，和苏桂兰一起下乡来的知青问她：“你妈是不是后妈？”

知青下乡时，都是初高中生，才十几、二十多岁，最牵挂他们的就是父母。下乡后，别人的父母都会给子女寄点东西，可苏桂兰从来没收到过。不仅如此，苏桂兰每月还要往家寄钱，补贴家用。

苏桂兰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6块钱，每到月末，父母都会因为钱的事情争吵。作为家中老大，苏桂兰就经常给家里面寄钱。

刚谈恋爱没多久，付忠喜被调到发电厂，苏桂兰被调到二十七连，两人离得非常远。付忠喜就劝苏桂兰来电厂上班。当时不能随意调动工作，苏桂兰想进电厂，得先和付忠喜登记结婚。

付忠喜问苏桂兰：“你想和我结婚吗？”苏桂兰说：“那就结婚吧！”就这样，两人准备登记结婚。结婚前，苏桂兰把付忠喜领回天津，想让父母看看这个女婿。

父亲问苏桂兰：“你们要结婚吗？”苏桂兰回答说：“是的。”从天津回到农场，两人就结了婚。结婚之后，苏桂兰才问付忠喜：“你跟我说实话，你当初是不是在外面造我的谣？说我们俩谈对象了”！

图：苏桂兰和付忠喜在编渔网

起初，付忠喜不承认，苏桂兰问得紧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说：“是的，你当时回天津探亲，我随口一说，结果他们都相信了……”

付忠喜是郝哲族人，没结婚时，苏桂兰没意识到文化差异。结婚后才发现，生活习惯确实不一样。

郝哲族人爱喝酒，不管男女老少。特别是老一辈，爱喝酒不说，酒品还不好。喝多了就“作妖”，胡乱闹，又哭又笑，把鼻涕和哈喇子弄得到处都是。

苏桂兰被闹烦了，给了几次下马威。打那以后，这些人老实多了。虽然还喝酒，但是不来苏桂兰家“作妖”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郝哲族人都爱喝酒。在付忠喜三兄弟里面，弟弟最能喝，哥哥还好。因为喝得太多，弟弟最后把自己喝死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苏桂兰的婆婆也爱喝酒，甚至半夜起夜也要喝一口。婆婆的酒量不高，一天只能喝二三两。当时，农场十四连有个酒厂，生产高粱酒，三块钱一斤。他们每月要给老太太备上10斤高粱酒，不买就生气。

除了喝酒，郝哲族的男人还擅长打鱼。付忠喜的家住在江旁边，有空就跑去打鱼。什么鱼都有，黄鱼、草鱼、胖头鱼、鲫鱼瓜子……夏天打鱼，冬天也打鱼。冬天时，河面结了冰，他就在冰上凿个窟窿，继续打鱼。

苏桂兰不喜欢吃鱼，付忠喜就跑到后山打野味。有野鸡、野兔和野猪，有时还能打到貂。付忠喜最擅长抓貂，特别是冬天，下了一夜的雪，顺着貂的脚印，付忠喜总能把貂堵在洞口。

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桂兰和付忠喜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

貂，不仅能当肉吃，貂皮也能卖钱。值钱时，一张貂皮能卖到六七百。便宜时，也能卖上二三十。那时候的野生动物多，付忠喜随便就能打上好几百块钱的。有了钱，付忠喜今天买摩托，明天买汽车，没多久就花得差不多了。

1976年，苏桂兰生下了老大，是个女孩。郝哲族是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付忠喜想要个男孩，准备接着生。可苏桂兰的身子弱，不怎么想要第二胎。

老大一岁时，母亲来黑龙江看望苏桂兰。母亲回去时，苏桂兰带着女儿回冷天津。到了天津才发现，自己怀了二胎。本来不打算要的，婆婆说：“再要一个吧”。母亲心疼苏桂兰，“你一个人，没法照顾两个孩子。把老大留在天津吧，我帮你看。”

回到农场后，苏桂兰一想到女儿被留在了天津，就心疼的不行。她担心女儿会不会受气？大姨、小姨、大舅、小舅会对女儿好吗？在这样的煎熬中，苏桂兰度过了五六年。

五六年过去了，老二也三四岁了，不这么需要人照顾。于是，苏桂兰想把老大从天津接回来。她去了一趟天津，却把大女儿吓得不轻，躲在邻居家不敢回来。

打听后才知道，左邻右舍经常逗她，说你爸你妈不要你了。后来，苏桂兰硬是把女儿带回了农场。当天晚上，女儿一夜没睡，又哭又闹。没办法，苏桂兰又把女儿送回天津。

图：苏桂兰和付忠喜，还有他们的女儿，在天津的合照

读小学时，苏桂兰看到过女儿写的日记，上面记着，大舅哪天打过他，小舅哪天也打过他。看到这里，苏桂兰心里难受极了，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把老大寄养在天津后，苏桂兰每个月都会往家里面寄钱。起初，除了大妹，两个弟弟，一个小妹都还没成家。苏桂兰在家中的地位很高，经常被父亲挂在嘴边。

后来，儿子娶了媳妇，父亲重男轻女，认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因此，苏桂兰在娘家的地位直线下降。

结婚后，夫妻两人一直在电厂工作，付忠喜在电厂担任车队队长。改革开放后，付忠喜出来单干。没干出什么名堂，还亏了不少钱。最后重操旧业，跑到黑龙江打渔，一年只能赚1万多块钱。

打鱼的人越来越多，鱼越来越少。另外一边，付忠喜出走后，苏桂兰仍然在电厂工作。没几年，电厂黄了，苏桂兰办理了内退，一个月领250块钱的工资。

2002年，苏桂兰回天津探亲。父亲中风，母亲得病。这次回去，苏桂兰接连洗了三天的被单和床褥。中风后，父亲无法控制大小便。去一趟公园，回来就会拉裤子。

这怎么能离得了人？苏桂兰留在了天津，负责照顾二老。第二年，苏桂兰到了退休的年龄，回了一趟北大荒的勤得利农场，办理了退休。办完手续后，苏桂兰和付忠喜卖掉房子，准备回天津伺候父母。

图：正在处理鱼的农场女知青们

两间屋子，一间厨房，最后只卖了3000多块钱，几乎等于白给。早几年时，光是修围墙就花了3000块钱。可苏桂兰没办法，父母将她养大，又把她女儿拉扯大。而她呢？下乡三十多年，很少尽孝，现在回来弥补。

婆婆去哪了？婆婆死的早！1994年，家里养的狗挣脱了绳子，婆婆去牵狗，被狗绳绊倒，摔断了胯骨，成日躺在炕上。在苏桂兰和付忠喜的照料下，婆婆一个月就能下地了。尽管如此，第二年还是走了。走时68岁，而当时郝哲族的平均寿命才三四十岁。

在天津，苏桂兰伺候父母三年。头两年，父母能走能动，只是大小便失禁，需要有人给他们洗洗刷刷。父母都是天津户口，可住的是拆迁房，只有40多平米。一间小屋，挤着4个人，父亲，母亲，付忠喜和苏桂兰。

苏桂兰兄妹五人，其他4个也都在天津。当年下乡时，只有苏桂兰和大弟走了。知青返城时有政策，要求农村知青要以招工、考试、病退和顶职等方式回到城市。

据说，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多达1600多万。这么多人，倘若一下子都回到城市，哪有这么多的岗位！于是，顶职成了当时最多的方式之一。何为顶职？如父亲在工厂上班，父亲退休后，下乡的儿子或者女儿可以回城顶替父亲的工作。

可苏桂兰是女儿，最终，重男轻女的父亲，让大弟回去顶他的职位。除了顶职外，也有不少人通过“病退”回城。苏桂兰没去办，按照她的说法，回了天津还要白手起家，苏桂兰胆子太小，不敢回去，不想再吃一遍农场里面的苦。另外，家里面也没认真给苏桂兰办理回城的手续，最后只好留在农场。

图：女知青在劳动，妇女能顶半边天

再说，1978年，知青返城高峰时，苏桂兰已经结了婚。丈夫还好，可上面还有个婆婆需要伺候。他们一走，谁来照顾婆婆？苏桂兰还是决定不回去了，在东北干到退休。

按理说，父亲重男轻女，两个儿子应该孝顺父母，可惜并没有。父母生病那几年，都是苏桂兰在照顾他们。最后半年，两人因为脑梗长期卧床。

2006年7月14号，苏桂兰的母亲走了。7月17号，苏桂兰给母亲办理出殡。出殡那天，父亲也走了。论病情，父亲的病比母亲严重。可是母亲没有社保，父亲从机械厂退休后，一直放心不下母亲，看着母亲先走后才咽气。

父母死后，苏桂兰的舅舅来了，说苏桂兰的小弟提意见，“他想要父母留下来的房子”。怎么回事呢？

小弟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也是一间40多平的回迁房。小弟在铁厂工作，弟妹没有工作。由于小弟是家中老小，什么事情都仰仗爹妈。父母身体好的时候，还要给小弟做吃的，喝的。

苏桂兰的父亲一直重男轻女，小弟结婚后生了个儿子。父亲曾抱着孙子说，“等我死后，房子要留给孙子”。后来，小弟把这句话当成了理。父母亲死后，他不好意思出面，就托舅舅来说这件事。

图：知青在农场工作，知青的孩子被送到托儿所，图为知青的孩子

父母去世前，苏桂兰累得直不起腰。为了照顾父母，苏桂兰将二妹喊来，一起伺候半年多。二妹曾经问过父亲：“爸，你的房子留给谁？你说留给小儿子，可他连伺候都不伺候你！”父亲说：“留给我大姑娘”。

说这话时已经晚了，若是早点说，还能找公证处来公证。现在人都动不了了，说了等于白说。当然，当时也可以叫公证处上门。可苏桂兰每天连轴转，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苏桂兰和付忠喜都是农村户口，房子给小弟了，他们住哪？更何况，父母生病时，住在一个小区的小弟都不来照顾一下。忍不下这口气，苏桂兰想和小弟争一争。可付忠喜却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把房子给他，咱们走”！

老头的一句话，房子没了。没了落脚的地方，夫妻俩也就走了。

走的时候，苏桂兰心中堵了口气，想离天津远一点。就跑到山东乳山，花10多万买了间房，在这里住了三年多。

后来，两个女儿先后结婚。老二嫁到了内蒙古，老大留在了天津。为了照顾两个女儿，苏桂兰来回跑，这段时间在内蒙古，另一段时间在天津。付忠喜那边，大哥跟大嫂回了上海，三弟一家去了南昌。

城里没房，又错过了知青回城，苏桂兰的户口一直落在北大荒。从北大荒退休后，苏桂兰的退休金有2500块钱，付忠喜的退休金有3000块钱。多年来，苏桂兰一直想把户口迁回天津，申请个公租房，可审批一直下不来。

图：2018年，苏桂兰和付忠喜，还有女儿的合影，前排左是小女儿，右是大女儿

想到过去种种，苏桂兰偶尔会抱怨几句：最恨知青返城，大家留下来不挺好的吗？如果知青不走，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红火！其实，北大荒的人也说，如果你们知青不走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