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整理|谭丽平

　　来源|《溢出》

　　今年上半年，有关制造业外迁的话题中，越南独领风骚。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承接了部分中国产业转移的越南，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的当下，这一话题尤为引人关注。因为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大量制造业工厂逐步向海外尤其是越南转移。今年以来，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亮眼。比如，越南在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3.67%，为数十年来最快增速。

　　不过，针对越南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的关系，许多学者都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外交学院教授兼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家施展认为，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他在经过大量调研后，形成的理论收获之一。

　　2019年，在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背景下，施展与研究团队一起从北到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跑了河内、海防、胡志明3个大城市，以及分布在北方和南方的3个主要工业省份。同时，他们也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施展将所观察到的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力量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演化逻辑，都写进了他的书——《溢出》里。

　　他认为，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而中国民间的力量，正是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

　　为此，我们拆解了《溢出》一书，试图探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情况下，为什么是越南走上舞台？越南为何难以取代中国？中国制造业无可比拟的能力藏于何处？

　　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受惠国

　　越南并非首次因被认为有机会崛起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而被关注。

　　2018年7月6日，美国正式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由此拉开序幕。此后，摩擦愈演愈烈，涉及的贸易品价格逐渐攀升到数千亿美元之巨，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

　　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彼时，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极大地受益于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在飞速发展。由于这些国家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成本便宜，大有机会崛起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那么，为什么是越南，有望胜出成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中的“竞争对手”？

　　先对比其他热门的“候选选手”——印度的规模很大，但基础设施较差，而要发展大规模制造业，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最基础的前提。此外，印度政府效率太低，基建效率也很低。再加上印度追求出世的宗教信仰让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欲望也不是特别强烈。这些都导致印度难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泰国的制造业实力是东南亚最强的，但它的经济太成熟了，成长性会比较一般。越南则不一样，其经济的成熟性比泰国差很多，意味着成长性会远大于泰国。

　　文化上，越南在大的儒家文化圈之内，越南人因此有着比较强的入世取向，会有相对较强的发展欲望，再加上近1亿的人口数量，不容小觑。此外，越南的政治体制和中国比较接近，对制造业发展而言是个加分项。

　　再从具体的数据入手，看看越南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近20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6%~7%，偶有跌落到5%左右的时候。不过，自2015年至今（2019年），这一数字则稳定保持在6.5%以上。

　　中美贸易摩擦让越南颇为受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的头4个月，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同比飙升近40%，这是美国前四十大进口来源国中增幅最大的；同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13%，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第二大收缩。

　　据野村证券的研究，截至2019年3月，越南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实现的经济增长已经占到越南GDP的7.9%。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也预估，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GDP增长率会从2018年的5.1%跌至2019年的4.5%，但越南的GDP增长率会稳定在6.7%左右，越南是整个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抽象数据的背后，是制造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在中国设厂的服装、鞋帽、家具等产业早已在越南布局很久了，有些高科技产业也在陆续向越南转移。比如，英特尔多年前就在胡志明市设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封测厂；韩国电子巨头三星于2019年10月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转移到越南。三星出口全球市场的手机中，绝大部分已是在越南生产的了。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上去判断，还是从新闻报道、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看，越南都是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受惠国。同时，越南对于海外投资者，也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

　　在越南，施展曾与一位越南学者交谈。他问到，“越南正在大力吸引各种各样的制造业进来，那么越南有没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呢？”产业政策是发展经济学中经常会触及的问题。

　　让施展大吃一惊的是，对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我们有广州！”

　　“什么叫你们有广州？”

　　“我们生产时缺什么东西到广州去买就好了，不需要产业政策。”

　　很快，施展读懂了他的潜台词，他所说的“广州”只是一个意象，实际上指的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一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体系完善，能够提供越南企业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而且越南与中国接壤，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因此，越南缺什么去中国买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产业政策。

　　另一方面，越南规模太小，“广州”规模太大，后者的外部性效应对越南有着极深的影响。即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广州”有了什么新动作，或发生什么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它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

　　从越南规模开始延展，对照越南的人口规模、领土规模、经济规模、高质量基础设施的规模、优秀工程师的规模，以及每年培养出的合格大学生与熟练工人的规模，与中国相比，都差着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考虑到这样悬殊的实力差距，施展认为，越南确实是不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的。

　　先简单看一下中越经济规模的对比。

　　越南在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08%，快过中国的6.6%。如果仅仅看增长率对比，你可能觉得越南会对中国构成挑战；但一旦把规模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增长率能说明的问题很有限。2018年，中国的GDP是13.6万亿美元，越南则是2425.5亿美元，后者大约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不到苏州的9/10，大致相当于山西省或黑龙江省的水平，略低于云南和内蒙古，略高于贵州。如果把越南2018年的GDP和中国各城市的GDP放在一起排序，越南能排在第8名，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

　　越南经济中还有个特殊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三星公司。越南三星占了三星集团总产值的30%左右，但越南三星的产值近几年都占越南总GDP的25%以上，其出口额也占了越南出口额的近25%。越南三星的经营近乎以一种“半体外循环”的状态，经营结构也是“两头在外”的——零部件、半成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除了就业，越南三星和越南本地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

　　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两头在外”并不是三星这一家公司的特征，而是越南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从2014~2018年这5年来越南进出口贸易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越南的进出口增速较快，越南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原本就很高，现已逐年攀升到接近200%，但越南的顺差率（顺差额/进出口总额）很低，始终在1%上下徘徊，也就是说，进出口过程中完成的增加值很有限。

　　进一步考察越南的贸易结构后发现，越南进口的主要是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零部件、半成品等），出口中则有较大比例是终端产品。

　　越南统计总局的报告显示，2018年，越南的进口品主要包括三大类：机械设备为主的资本性货物（占比30%）、中间产品（占比60%）和消费品（占比10%）。该年的进口中有超过六成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其次是韩国，东盟国家排在第三位。而2018年越南的出口品中，最主要的是手机、纺织品、电子产品、鞋子等面向终端消费用户的产品。出口中则有超过八成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越南本土企业只在水产品和木制品的出口上占据主导地位。出口市场中最大的是美国，其次是欧盟，中国排在第三位。

　　基于越南超高的外贸依存度、极低的顺差率，以及上述这种贸易结构，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越南做得更多的是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然后再出口，这一过程中能够实现的增加值比较有限。并且，进口、出口中压倒性的比例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规模进出口理解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转口贸易。

　　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流程中的最后环节放在越南完成，并不是以在当地形成足够大的增值为目的的，而是为了两点：第一，利用越南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完成劳动力占比较高的生产环节；第二，借用越南优越的外贸环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再看看越南的领土和人口。越南国土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的1/30。越南2018年的人口大约为9600万，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南北两大三角洲。与中国人口对比，有较大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在租金、劳动力、水电等外界认为具有优势的成本上，越南某些方面的差距也在缩小。

　　根据美国老牌地产租赁顾问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就建成工厂的租金价格来说，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4.1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8美元；越南北部经济圈（集中在河内、北宁、海防等地）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3.5~4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5.5~6美元。而在中国苏州地区建成的厂房的月租金大概在每平方米4.2美元，东莞地区大概是每平方米3.6美元，成都约为每平方米2.5美元。随着越南近年来房价暴涨，与中国的很多地方相比，越南在租金方面已经没有优势了。

　　但越南的劳动力价格有着明显的优势。2018年，中国工人的人均月收入为807美元。在越南，直到2019年上半年，劳动力的平均月薪才达到288美元，而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薪只有206美元。但越南有一个政策，就是国会每年都会立法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几年的上调幅度是每年12%~13%，对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最近几年有所回落，2019年的上调幅度是5.3%。但由于这几年迁移过来的企业越来越多，劳动力供不应求，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更是紧俏，企业给的薪酬通常比最低工资高不少，每年也会有相应幅度的上调。

　　越南不仅工厂租金比中国贵，而且水电成本也高过中国，中国的水电费用价格大约是越南的2/3。

　　总体来说，越南主要是在劳动力和税收政策方面比中国有优势，其他方面则基本上是处于劣势的。那么，单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唯有人工成本和税收成本（包括对美关税成本）比较高，同时对于供应链的依赖度不是那么大的产业环节，才会倾向于迁移到越南。实际上，中国不仅和越南的成本对比是这样，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对比，在大部分时候也是如此。

　　由此来看，越南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路并没那么顺畅。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网络难以突破

　　除了越南的实力，站在中国供应链网络的角度来看，越南难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中国，有许多不在人们视线范围内，但却在特定领域里牛气冲天的小镇。

　　比如，江苏泰兴黄桥镇是世界最大的小提琴出口基地；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将近1/3的吉他；全世界将近1/3、全国将近一半的泳衣来自辽宁葫芦岛新城市；浙江省衢州的江山市，生产了全国1/3的羽毛球；山东菏泽生产了全国80%以上的棺材……

　　施展认为，这些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

　　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施展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

　　并且，中国发育出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供应链网络里，分工已经越来越细，单个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网络中无数个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而且配套关系可以依照订单需求不断动态重组，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熟练工人群体，则为供应链网络供给着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国人强烈的发财致富欲望，都让这个供应链有了无与伦比的效率。

　　此外，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不仅仅依托世界市场的拉动，还依托中国内部庞大消费市场的拉动。

　　当然，即使中国在规模上是无法取代，但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有可能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是转移，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无法与中国相比，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

　　既有的一些研究也支撑了这一假说。依据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品主要是零部件与半成品。这种贸易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才有意义，网络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终端产品。

　　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各种互相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既然如此，中低端制造业向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的地方转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基于在中越大半年的调研形成的理论收获，施展将其总结为三点：

　　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

　　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

　　和通常说的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高低无关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

　　但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据在越南调研到的电器行业的多家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占比的临界点差不多是15%，超过这个数值，企业就会考虑寻找低人工成本的地方。但其他行业的临界点是否也是类似数值，调研中尚未得到确切的答案。

　　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电子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所依托的最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毕竟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设施在中国，但是电子产业中的组装环节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转移出去的这些环节，会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保持深度的嵌合关系。

　　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从它的核心技术创新和软件等方面来看，美国起着主导作用；从信息技术的硬件制造方面来看，这种制造是要通过电子产业完成的，中国加上东南亚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第三，施展认为，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

　　在调研中注意到，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所谓自救，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因为那些地方无需面临美国的高关税。但是，在转移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

　　在越南的调研中，施展发现了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干部”这个群体。

　　所谓“中国干部”就是，无论什么“资”的企业，只要是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则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这是个有着几十万人的群体。中国干部是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与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他们在打拼的过程中拥有了大量基于跨文化的调适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实践但难传授的隐性知识，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海外智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