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九篇，关注女教师，她们想多生吗？

由于工作稳定、收入尚可、学历较高，女教师往往被认为是“宜婚宜育”女性。那么女教师，在“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教师的生育意愿如何？她们又面临着哪些压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者近期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超三成未婚中小学女教师不想生育；且不论结婚与否，想要三孩的中小学女教师都不超过4%。与之形成明显差异的是，男教师的整体生育意愿高于女教师。

对于已育女教师家庭的养育现状，作者分析道，生育多孩加重了女教师的育儿压力，女教师的工作与生活边界相对模糊，她们面临着源于性别与职业的双重挑战。

超三成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想生三孩的仅占1.23%

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女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居高不下：在学前教育为97.79%，普通小学为70.02%，初中为57.8%，高中为54.73%。由于女教师占比大，且教师队伍逐渐年轻化，育龄群体比重增加，了解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及婚育情况意义凸显。

那么，“三孩”政策下，女教师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她们需要哪些配套措施支持？2022年1月刊发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的《“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生活现状及生育意愿调查》一文，着力回答了上述问题。该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贾萌萌和该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蓉。

该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在中国11个地区发放问卷，包括四川成都、四川凉山、甘肃临夏、云南、贵州、深圳、青海、新疆、河南、吉林延边、山东，学段包括小学和中学。调查共计回收2821份答卷，去除无效答卷，女教师的样本量为1907份，男教师的样本量为824份。

样本中，女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6.30岁；学历上，本科超过八成，为80.70%，研究生及以上比例为4.04%；家庭年收入方面，46.83%集中在5—10万元之间，85.01%在15万元以下。

受访女教师中，近八成已婚（78.55%），未婚占16.99%，离异与丧偶为4.46%。

就生育意愿来看，该调查显示，不论结婚与否，整体女教师愿意生育三孩的人不超过4%；愿意只生一孩的比例最高，为38.96%；其次是二孩，为38.91%。

对于未婚女教师而言，这类群体的平均年龄为26.58岁，呈现出更低的生育意愿，有32.41%的人不想生育；想生一孩的人占比最高，为36.73%；此外，仅有1.23%的人想要三孩。

可见，不论结婚与否，女教师都呈现出极低的三孩生育意愿。

图1. 整体女教师和未婚女教师生育意愿。论文附图

形成明显差异的是，男教师的整体生育意愿高于女教师。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上，男教师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为46.48%，高于女教师7.57个百分点；其次是生育一孩，占比24.63%；再次是不想生育，占比17.60%；最后是生育三孩，虽然在男教师整体意愿中最低，为11.29%，但仍显著高于女教师的3.36%。可见，男教师生育意愿整体高于女教师。

生育多孩，让女教师面临着性别与职业的双重挑战

调查数据显示，生育情况上，受访女教师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为53.21%。其次是二孩，为33.18%，未生育的占12.13%，三孩及以上为1.48%。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教师中，有69.57%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其中又以藏族、回族占比最多。可见，少数民族教师的多孩生育意愿比汉族教师强。

子女照料方面，女教师家庭分为三种情况。在一孩家庭中，以夫妻双方共同照料为主。二孩家庭中，共同照料比例下降，二孩更多交由共同居住的祖辈照料。三孩家庭中，共同照料比例持续下降，祖辈与母亲的育儿负担则进一步加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家里有几个孩子，父亲的育儿付出始终是有限的。

图2. 三孩女教师家庭中孩子的主要照料者（%）。论文附图

这说明，当孩子数量越多时，祖辈与母亲的育儿负担越重，且孩子母亲照料的比例始终高于孩子父亲。这反映出生育多孩加重了女教师的育儿压力，女教师的工作与生活边界相对模糊，她们面临着源于性别与职业的双重挑战。

研究者分析，对于女教师而言，家庭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教育、住房及工作强度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基本因素。问卷显示，当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住房压力降低时，女教师可能会选择生三孩。

研究者提出，工作量减少是一项值得思考的议题，答卷显示，超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为缓解工作强度带来的女教师生育意愿低，研究者建议，可以尝试建立体系化的、在校际流动的代课教师队伍，或结合轮岗制度，鼓励教师在区域（学区、教育集团）内交流，协助承担孕早晚期与休假女教师的工作。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兼任多科教学的情况较为常见，吸纳具有紧缺学科背景的轮岗教师，也可一定程度缓解女教师的工作负担。

研究者认为，女教师对于“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对女性沉重育儿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根本问题仍在于如何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与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处境。

研究者特别呼吁，尊重与体谅教师劳动，反对教师工具化。教师劳动不仅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女教师，而且含有情感劳动，尤其班主任教师、乡村教师更是如此。要尊重和体谅教师，明晰教师工作具有复杂性，无法用课时数进行工作量的衡量。应保证教师的合理休息时间，避免教师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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