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秦腔剧院“文化大篷车”演出现场。
1984年,宁夏话剧团创作第一部农村题材话剧《这样的庄稼汉》。图为“文化大篷车”当年下乡演出的情景。
图片均由刘峰提供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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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第一辆“文化大篷车”驶向了黄土高原的山川梁峁。仅仅过了半年,消息就从西北的田间地头传向四方。“文化大篷车”火了起来,演出团体也从最初的宁夏话剧团发展到秦腔剧院、京剧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
宁夏话剧团“文化大篷车”的主创人员先后8次深入西海固和闽宁镇,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3年创排了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文化大篷车”的戏是从黄河岸边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大篷车满载着这样的戏,一次次走进百姓的心坎里。
银川市文化街宁夏话剧团的小剧场。“夕阳沿着贺兰山洒下无限金光,印照着山脚绿油油的葡萄园,蔓延到喊水村村民脚下,村民们昂首望向这幅画卷……”这是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排演现场。演了700多场,但每演到这一幕,观众都是掌声如雷。
春节临近,“文化大篷车”又将启程。出发前,为了让这部受到观众追捧的戏更有看头,话剧团还在细细打磨。坐在台下的宁夏话剧团原团长王志洪翻开笔记本,上面写满了观众对这部戏的评价和建议。
39年来,送戏下乡的“文化大篷车”行驶百万公里,流动演出2万余场次,观众达2000万人次,足迹遍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各村镇乃至周边省区。
“前些年条件艰苦,演出人员往往分散住在老乡家中过夜,村民们宁可自己睡在厨房的炕上,也要让演员们在堂屋里住得舒服”
看到村民爬上树杈、球架看演出,宁夏话剧团时任团长王志洪心里总是不踏实。上世纪80年代初,剧团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解放卡车,平时又拉道具又拉人。团里决定,把舞台也搬到这辆车上,探索室外演出路径,到乡村找观众。
1984年,第一辆“文化大篷车”驶向了黄土高原的山川梁峁。让团员们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年,消息就从西北的田间地头传向四方。中央相关部门专门派人来考察“文化大篷车”的演出效果,杭州的一家企业专门前来学习大篷车的改装方法。就这样,“文化大篷车”火了起来,演出团体也从最初的宁夏话剧团发展到秦腔剧院、京剧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
“越是基层偏远的地方,越要有我们的足迹。”每当讲起“文化大篷车”送戏下乡的点点滴滴,宁夏秦腔剧院院长侯艳的眼中总是闪着光:“前些年条件艰苦,演出人员往往分散住在老乡家中过夜,村民们宁可自己睡在厨房的炕上,也要让演员们在堂屋里住得舒服。”
有一次在固原市西吉县红耀乡,侯艳住宿的人家有个喜爱戏剧的小儿子在县城读书,当得知“文化大篷车”来家门口演戏,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专门赶回家看戏,第二天凌晨4点多又骑车回学校。剧团演了7天,他就这样跑了7天。
还有一次,侯艳在吴忠市红寺堡区杨柳村演出时碰到一位叫傅桂花的老奶奶。老奶奶听说村上来了大篷车,由于走路慢,还没赶到就散场了。已经在返程途中的侯艳当即决定,到傅奶奶家中专门为她演唱。进门后,侯艳发现傅奶奶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第二天离开时,她偷偷跑到县城买了两只羊送到傅奶奶家。
“待到第二年再去,奶奶家的羊已经变成了7只。”侯艳兴奋地说,“后来,我眼看着奶奶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了。”
2013年,宁夏话剧团“文化大篷车”的主创人员先后8次深入西海固和闽宁镇,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听移民讲搬迁遇到的困难、经历的痛苦以及过上好日子后的激动和幸福,历时3年创排了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村民们看过戏后激动地说:“这跟庄子里的事一样一样的,每个人都能对上号,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闽宁镇移民之歌》在宁夏各地都受到热烈欢迎。一次在灵武市演出,一位观众跟着“文化大篷车”接连跑了两个社区“追戏”,仍不过瘾,拉着演员坐上了自己的电动车,一边聊天,一边前往下个演出点。
2022年夏天,“文化大篷车”在海原县九彩乡演这部戏。演出回程路上遭遇强降雨,车子陷入泥淖当中,恰巧遇上往来的村民,只见那位村民说了句“等一下”后,就飞奔回村。不一会儿,十几个精壮的汉子和一辆大型农机车辆向大篷车疾驶而来……
“和时代人物、亲身见闻相结合,演员演的时候感觉亲切,观众看了也没有距离感,所以反响就好”
讲述工会干部帮助农民工维权的话剧《工会主席》在银川市永宁县演出,村民们口口称道。演出刚结束,演员正在大篷车上忙着收道具,突然有些观众拥到车边,拉着主演夏庄炜的手说:“您一定要帮我们也把工钱讨回来啊!”原来,大家是把戏当真了。由于这出戏在排演过程中,演员和当地工会干部有过接触,当即就帮前来维权的农民工对接,最终促成了他们的顺利维权。
在同心县罗山演出时,演出结束已至中午,大篷车正准备离开,忽然来了120多个扛着板凳的小学生。王志洪问:“你们怎么才来啊?”“俺家到乡上不通车,俺们早晨6点多就出发了,走了5个多小时山路才过来的。”看着孩子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个个小脸蛋冻得通红,演员们感动不已。尽管已是精疲力尽,但他们依然把舞台重新搭起来,专门为孩子们加演一场《金色的鱼钩》。
秦腔是宁夏山川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艺术形式,宁夏秦腔剧院的“文化大篷车”无论走到哪儿,都深受欢迎。但侯艳并不满足于仅仅演出传统剧目,还在不断根据身边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创排新剧。58岁的李耀梅是吴忠市红寺堡区龙源村的农民,人生坎坷。为了还清家中债务,李耀梅用3年时间扎了2万把扫帚,并且带动了乡亲共同富裕,是当地人交口称赞的“攒劲妈妈”。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侯艳。为了找到情感共鸣,侯艳多次来到李耀梅家,把她真实的生活细节融入创作。《攒劲女人》剧本很快成型,如今已进入排练。“好故事要演好!”侯艳很有信心。
与秦腔“文化大篷车”的境遇不同,京剧艺术最初下乡的那几年步履维艰。“有次演出,我们京剧演员一上台,观众就开始散了。后来团里有个年轻人会唱秦腔,唱了一嗓子,大家才回来。”宁夏京剧院院长刘京说:“我们是全国知名的京剧‘老四团’,老一辈艺术家留下来的瑰宝需要我们这代人更好传承下去。传统京剧不能丢,但也不能一味‘吃老本儿’,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下基层过程中找灵感。”
演出之余,刘京和村民们唠家常,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宁夏盐池县治沙劳模白春兰的事迹,经过多次深入采访,丰富了创作细节。“黄沙堵住了我家的门,几时时才能望见春”“人只要一直向上杵着,沙子就别想把你埋下”“沙坨坨里绿色染,花儿漫透了一碗泉”……现代京剧《花漫一碗泉》一经推出,便深受观众喜爱。“和时代人物、亲身见闻相结合,演员演的时候感觉亲切,观众看了也没有距离感,所以反响就好。”刘京说。
“唱的比我们说的好,也比我们说的管用。‘文化大篷车’一来,就唱到人心里去了”
“看路边马莲丛丛把头低,望山上胡杨焦稍叶儿稀。白白的云彩都到哪里去,蓝蓝的天空罩得人昏迷。”看着宁夏原创秦腔现代剧《花儿声声》的演出,一位观众激动地说:“‘花儿’用秦腔唱出来,美得很!”
宁夏“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活动,推动宁夏秦腔剧院创作出一批接地气、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秦腔现代剧作品。尤其是《王贵与李香香》《花儿声声》等组成的“宁夏秦腔三部曲”,成为近年来宁夏文艺创作繁荣的缩影。
秦腔传统讽刺喜剧《墙头记》讲述了兄弟二人不愿赡养父亲,后来又因贪财遭到惩罚的故事。下乡演出时,驻村干部小王也挤在观众群中观看,感慨地说:“唱的比我们说的好,也比我们说的管用。‘文化大篷车’一来,就唱到人心里去了。”侯艳也很感慨:“以前演《墙头记》时,经常看到老人在台下抹眼泪。如今,大家生活都好了,老人也有安稳的晚年,老人们看戏抹眼泪的场景不见了。”
“文化大篷车”一路走,一路播种文化的种子。
袁红玉是宁夏京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12岁那年,她第一次看到大篷车在家乡西吉县演出。当时的她还不懂得什么是京剧,但已经被深深吸引。
“那会儿只知道戏里讲了‘水浒’的故事,看到台上扈三娘的飒爽英姿,觉得那可真神气。”后来,袁红玉只要知道大篷车在周边村镇有演出了,就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一场不落地跑去看,平日里也在家中有模有样地学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等来了京剧院下乡招学员的好消息。如今,袁红玉已经成为剧院的武旦演员,还将经典剧目《扈家庄》中的“扈三娘”形象带回了家乡。“每次回家乡演出,爸妈恨不得把十里八村的亲戚朋友全拉到台下,那得意劲儿可别提了。”她说。
与袁红玉同一批接受培训的演员有40多名,全都是当年大篷车走乡串户撒下的种子,如今都开了花,成为“文化大篷车”的中坚力量。
82岁的王志洪退休了也没停下笔,至今已经写了70多万字剧本。每次演出,王志洪都要坐在观众中观察大家的反响,向大家请教哪里不符合实际生活,哪里与当地的方言不一致,一丝不苟。“看见酷暑里、寒风中,村民们一站几个小时,痴迷地观看演出,我们又怎能不好好写、好好演?”王志洪说。
“文化大篷车”的戏是从黄河岸边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大篷车满载着这样的戏,一次次走进百姓的心坎里。(李增辉 刘 峰)
《 人民日报 》( 2023年01月05日 第 20 版)
责编:张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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