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中平原的环境史，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发源于我国甘肃省渭源县的鸟鼠山，《山海经》里有“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的说法，渭河流经天水、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等地，在潼关县（属渭南市）汇入黄河，泾河和洛河则是渭河的两大支流，因此，关中平原的主要河流就是渭河、泾河和洛河。

我们在《诗经》里能够经常看到黄河、渭河、泾河的风光，比如：《诗经》的第一首诗《周南·关雎》就是描写黄河岸边的风景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雎鸠发出“关关”的鸣叫声，它们栖息在黄河的沙洲上，参差不齐的荇菜，在船的左边、右边不停地采摘；《诗经》的《邶风·谷风》一篇则有描写渭河和泾河风景的话语，其中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指泾河汇入渭河时，河水浑浊的情形，在商周时期，渭水清，而泾水浊，当泾水汇入渭水后，渭水虽然浑浊，但是，河底却是清的，所以是“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后世也有“泾渭分明”的成语，泾水主要流经黄土高原，而渭水则主要流经关中平原，故而在商周时期，是渭水清而泾水浊。

第一：郑国渠的修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是鸿沟，象棋里的“楚河汉界”指的也是鸿沟，秦朝末年，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以河南荥阳的鸿沟为界，展开对峙，逐鹿中原，于是，鸿沟就成为了“楚河汉界”。鸿沟其实是一条人工运河，修建于魏惠王十年（前360年），《孟子》一书中的梁惠王就是指魏惠王。战国时期，黄河中游一带的魏国和韩国的科技、文化实力都非常的强大，当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河洛地区的文化教育甚至比关中地区还要发达，东周的都城在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魏国的都城在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韩国的都城在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

战国初期，魏国与秦国长期在河西一带对峙，秦国处于弱势地位，魏国夺取了河西之地，设置了河西郡，而秦国不得不退到洛水以西，但是，魏国和韩国的人才后来都被秦国利用了。

商鞅是卫国人，卫国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与魏国非常靠近，战国时期，卫国实际上成为了魏国的附庸，后来还被魏国兼并了，商鞅本来是魏国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前来探望，说：“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于是，公叔痤就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认为商鞅可以担任国相，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却认为公叔痤老了糊涂了，他的话有点荒谬，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而在此时，秦孝公则一心想夺取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广求贤才，于是，商鞅就去了秦国，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秦国开始慢慢强大。

吴起也是卫国人，魏文侯在位时，吴起投奔了魏国，担任将军，帮助魏国夺取河西之地的就是吴起，使得秦兵不得不退居洛水以西，魏文侯在重用吴起之前，还咨询了李悝，李悝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吴起虽然贪财好色，但是有军事才能。

李悝是魏国人，在魏文侯在位期间，担任魏国国相，主持变法，“尽地力之教”，当时的魏国，李悝为国相，吴起为西河郡令，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在邺县，修建了十二条人工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称之为“漳水十二渠”，又称之为“西门豹渠”，西门豹渠的修建，使得魏国的河内（黄河以北）地区更加富庶。

法家学说的创始人，是李悝，李悝著作的《法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的法典，夏、商、周时期是“以礼治国”，强调“礼治”，李悝最早开始强调“以法治国”，商鞅、韩非子的思想深受李悝的影响，在战国时期，法家学说其实是最实用的学说，但是，不仅商鞅没有受到魏惠王的重用，吴起也被公叔痤逼走了，公叔痤担任魏国国相期间，非常嫉妒吴起的才能，于是，吴起不得不投奔楚国，吴起在楚国实行的变法，史称“吴起变法”。

在战国时期，魏国的教育文化实力是最雄厚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鸿沟、西门豹渠都是魏国人修建的，而魏国的教育文化实力之所以雄厚，是以河洛一带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但是，魏国的人才在魏国并未受到重用，反而投奔了秦国和楚国。

综上所述，在战国时期，魏国、韩国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比秦国发达，秦国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就是韩国水工郑国修建的，郑国帮助秦王政修建水渠，本是无奈之举，郑国其实是韩国的间谍，劝说嬴政兴修水利，是为了让秦国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水利工程中，无暇顾及军事，从而延缓秦国对韩国的进攻，后来，秦王嬴政发现了郑国是细作，但是，却没有惩罚他，因为郑国对嬴政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郑国渠的修建，确实让秦国无暇顾及军事，但只不过为韩国的存在延续了数年时间而已，秦国却因郑国渠而获得了万世之功。

第二：郑国渠带来的环境问题

郑国说郑国渠给秦国带来了万世之功，但是，很快，郑国渠也带来了生态难题，郑国渠于公元前246年完工，并发挥了灌溉作用，使得关中平原成为沃野之地，秦国因此得以富强，成为实力最雄厚的诸侯国，然而，到了西汉时期，郑国渠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郑国渠将泾水引入洛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关中平原本来有大量的盐碱地，由于泾水带来的淤泥，“且溉且粪”，使得这些盐碱地都成为了良田，亩产达到了一钟。

我们都知道，泾水浊而渭水清，泾水流经黄土高原，携带有大量的泥沙，将泾水引入洛水，大量的淤泥不仅会在郑国渠内淤积，而且还会抬高洛水的河床，使得泾水无法顺利从郑国渠进入洛水，而由于人工水渠的修建，又使得泾水的河床不断受到侵蚀而下切，当泾水的水位低于水渠的取水口时，泾水的河水是无法进入郑国渠的，取水口需要不断往泾河上游移动。为了解决郑国渠带来的生态难题，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的南岸，开凿了六条小渠，称之为“六辅渠”，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水利专家白公的建议下，汉廷又在郑国渠以南又修建了白渠，白渠西起郑国渠南岸，引泾水，向东南方注入渭河，白渠修建成功以后，关中平原又重新成为沃野之地，“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如雨。泾水一石，其泥六斗。且溉且粪，长我禾忝。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白渠在修建的初期，使得关中平原的农田获利颇丰，泾河的河水的含沙量非常高，“泾水一石，其泥六斗”，河水起到了灌溉的作用，而淤泥则带来了肥料，因此是“且溉且粪，长我禾忝”，京师长安城的粮食供给，依赖于白渠和郑国渠。但是，白渠与郑国渠一样，在使用时间长了以后，会带来环境问题，因为泾水的含沙量非常高，会造成人工水渠的淤积，并使得洛水和渭水的河床抬高，而在水流的侵蚀作用下，又会使得泾水取水口的水位相对于水渠的水位不断降低，泾水越来越难以被引入白渠，如果还想继续取水，渠口的位置就需要不断迁移。

白渠与郑国渠在汉唐时期，合称“郑白渠”，人工修建的水渠是需要人力维护的，而一旦遇到战乱，当人力无法维护时，水渠就会荒废，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水利设施失修，长安破败不堪，曹魏、北魏的都城都不在长安，而是在函谷关以东的许昌和洛阳。

在郑国渠未修建之前，关中平原是有大片的“泽卤之地”的，泽卤之地就是盐碱地，地势低洼的地方，在洪水季节，容易积水，而当洪水蒸发以后，又会留下盐分，从而形成盐碱地，“地固泽卤，不生五谷”，郑国渠和白渠修建成功以后，泾水带来的淤泥和河水，“且溉且粪”，能够减少盐碱地里的盐分，使得盐碱地变成良田。所以，关中的水利设施，不仅仅起到了灌溉作用，而且还起到了改良盐碱地的作用。

第三：中国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与大运河的修建

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中心在关中平原，关中水资源丰富，河渠众多，土壤肥沃，为“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认为关中地区的财富占天下财富的60%，这足以说明，秦汉时期，我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都在关中平原，这也是长安能够成为都城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到了东汉时期，我国的经济中心有从关中转移到河洛的趋势，东汉最富庶的区域实际上是洛阳、开封一带，因此，东汉的都城长期在洛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全球气候转冷，再加上长安、洛阳长期受到战乱的摧残，我国的经济中心有向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势，不过，到了隋唐时期，全球气候又转暖，再加上唐朝长期定都长安，关中平原的经济得以恢复，不过，此时，“八百里秦川”的物产已经难以供应长安的需要，为了解决长安的物资供应问题，隋炀帝开始修建大运河，大运河运输的主要物资就是粮食，欧阳修在《新唐书·食货志》中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隋唐大运河的作用，就是将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粮食，运输到洛阳和长安，洛阳位于洛水之北，东南之粟可以通过水运到达洛阳，而将洛阳的粮食运输到长安，则需要溯黄河、渭河而上，我们都知道，关中平原的地势较高，而华北平原的地势较为低平，渭水自长安到达潼关，水流是弯曲、湍急的，溯渭河而上，非常困难，而且黄河三门峡附近多砥柱，古代的造船技术有限，船只航行至此，往往沉没，如《隋书·经籍志》记载道：“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隋朝末年，王世充在东都洛阳称帝，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武德五年（622年），唐朝将洛阳所收藏的图书，运往长安，溯黄河而上，但是，将要达到长安时，却遇到砥柱，大部分的书籍都漂没于水中，仅存10%至20%的书籍。

在汉唐时期，船只溯黄河、渭河而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了解决漕粮的运输问题，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修建了漕渠，引渭水，入黄河，漕渠大致与渭河平行，不过，因是人工修建的运河，其水流较直且缓，故而，可以将关东地区的粮食安全地运输到关中地区，供应京师。东汉迁都洛阳，不再需要漕运，故漕渠湮废，隋朝定都长安，隋文帝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再次下令开通漕渠，隋代开通的漕渠称之为“广通渠”，不过，隋炀帝长期居住在洛阳，广通渠后来也逐渐湮废，唐朝建立以后，并没有大兴土木，再次开通广通渠，为了解决漕粮运输的问题，皇帝长期居住在洛阳，当时有“逐粮天子”的说法，到了天宝年间，唐玄宗命韦坚再次开通漕渠，漕渠修建了两年，开通的当年，就向京师运输了四百万石粟，不过，漕渠同样面临淤积的问题，唐代宗大历年间，漕渠已经不能行船了，而天宝年间距离大历年间，不过30多年的时间而已。

隋朝和唐朝的都城在长安，但是，也以洛阳为东都，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粮食运输困难的问题，因为隋唐时期，关中平原的物产以不足以供应京师。修建运河，沟通长安与洛阳，需要不断清淤，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洛阳为东都可以节省漕运的成本。

关中平原在秦汉时期，被誉为“天府之国”，为什么到了唐代，物产却不足以供应京师所需呢？这里面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开发，渭河平原实际上发生了生态退化的现象，在先秦时期，是渭水清而泾水浊，后世有“泾渭分明”的成语，但是，我们今天到关中平原去观察渭河和泾河会发现泾水浊，渭水同样浊，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觉得渭水比泾水还要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渭河、泾河与古人看到的渭水、泾水不一样呢？因为渭水上游的水土流失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大量的泥沙被雨水冲刷到了渭河，提高了渭河的含沙量。

先秦、秦汉时期，关中平原与渭河上游的陇山，森林资源十分的丰富，战国时期，荀子曾经去过秦国，应候问荀子：“入秦有何见？”荀子说：“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战国时期，关中地区的山地有森林分布，河流的的两岸及谷地也分布有森林，《汉书·地理志》则记载道：“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由于关中地区分布有大量的森林，所以，关中平原的河流，含沙量是比较低的，只有流经黄土高原的河流，含沙量才高。秦朝、西汉定都长安，一方面需要砍伐森林，获取木材以营建宫室，另一方面也需要砍伐森林，扩大耕地面积以提高粮食产量，由于人类的不断砍伐，渭河流域的森林面积不断锐减，到了唐代，关中平原甚至都没有成片的森林了，唐代，人们为了营建宫室，不得不在华山、终南山、崤山的山林中寻找木材，华山、终南山皆属于秦岭山脉，因海拔高，地形复杂，部分森林得以保存。

关中平原的森林消失以后，河流的含沙量就会提高，人工修建的水渠，往往会发生淤积，年久失修，就会湮废，因此，郑国渠、白渠、漕渠都需要不断地疏浚、重修，到了唐代，郑白渠的灌溉面积不断缩小，漕渠几乎荒废，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关中平原生态环境退化的体现。

中国近一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也不利于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恢复，因为近一万年以来，全球气候从整体上来看，是趋向于干冷的，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温暖期，当时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高1.5℃，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气候再次转冷，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至2℃，到了隋唐至北宋时期，我国的气候再次转暖，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1℃左右，在唐代，杨贵妃吃的荔枝，其实是来自于四川盆地的，因为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四川盆地可以种植荔枝，我国的气候在唐代虽然再次转暖，但是，就整体趋势而言，气候仍然是趋向于干冷的，到了北宋以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我国的气候趋向于干冷，会带来什么呢？

我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受海陆热力性质差异的影响，来自于海洋上的暖湿气流由东南沿海深入影响到西北内陆。因为近一万年以来，我国的气候是趋向于干冷的，所以，东南季风的最前沿，不断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退缩，这就导致了我国的西北内陆的降雨量越来越趋向于减少。

我国黄河流域的河流渭水、泾水、汾水、洛水、漳水的径流量，在先秦、秦汉时期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降雨量的减少，现在的渭河、泾河、汾河、洛河、漳河的径流量已经大大缩小了，黄河流域的一些河流和湖沼甚至干涸了。

河流径流量的减小，实际上就是地表下垫面水面减少的体现，这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北方地区的干旱现象，汉唐时期，长安的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但是，到了北宋以后，关中平原地表下垫面的水面不断在减少，这就使得关中的水渠不能发挥有效地灌溉作用。

我国气候不断趋向干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表下垫面水面其实都在减少，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种自然变化，对长江流域是有好处的，而对黄河流域是不利的。

气候趋向干冷，就意味着我国南方地区湿热的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农业生产，而我国北方地区则变得越来越干旱，则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北宋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向南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了沃野之地，先后有“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随着经济重心的迁移，我国古代的都城其实也有向东、向南迁移的趋势，汉唐时期，都城长期在长安和洛阳，北宋时期，都城迁移至洛阳东部的开封，南宋时期，则迁移至杭州，明朝建立以后，都城长期在南京。元明清时期，我国都城的分布趋势，整体而言是在北京与南京之间移动，但是，最终还是稳定在了北京，元朝和清朝都兴起于我国的东北地区，这就使得我国的华北平原成为了政治中心，虽然经济中心在江南，但是，有大运河的维系，大运河成功将华北与江南联系在了一起，相比于隋唐大运河，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截弯取直”了，省去了通往洛阳、长安的路程，直接通往北京，而且明清大运河是在华北平原上流淌，华北平原的地势非常平坦，水运更为便利，而隋唐大运河，通往洛阳和长安的路程，是由东南往西北运输的，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地势较为低平，而关中平原的地势比较高，将“东南之粟”运往长安，非常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