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时刻，道光帝发出哀叹：“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

本土作战，国民4亿6千余万，却叹“无人”；常年养兵八十万，却叹“无兵”···

如此道光，除了徒呼“奈何”外，又哪里还有御敌之策呢？

既已无御敌之策，又谈什么大败敌军呢？

大清的优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纸面实力而言，大清处于绝对优势。

1、兵力。

大清常备八旗20万，绿营60万，合80万众。

而当时的大英帝国，正规军15万，担任内卫防务者6万，举国之兵亦不过20万！

至于投入侵华之战者，初期海陆合计不过7000人，后期最多时亦不过2万。

就装备而言，当时，英人海陆军装备皆优于大清，但除“船坚炮利”不能抵挡外，英陆军所用的枪、炮，并无后来机枪一样的“大杀器”，并不足以克服悬殊的兵力劣势。

2、补给。

好吧，就算你英军善战，1个打10个，又如何呢？

虽然英国此时工业发达，但其劳师远征，消耗补给不便，本不足以持久。

大清则本土作战，背靠广阔的国土和亿万人民，本应有条件坚决打下去。

3、纵深。

大清疆域当时1314万平方公里，纵深极大。

英人纵然船坚炮利，但兵力有限，最多不过在海岸线附近活动。

而当时的大清是农业经济，以前没事的时候还自己“禁海”，如今自然不惧你封锁海岸线。

只要大清坚决打，纵然丢失沿海一些地方，亦绝对有周旋的底气。

4、人民。

不知为何，如今许多专家喜欢发布一种论调：清代时，由于缺乏近代国家观念，群众在反抗侵略上并不积极。

其实，在一些零星记载中，确实有群众为侵略者所蒙骗，甚至拉拢的事情，但总体上，群众反抗侵略是十分积极的。

清末反清武装，很少与洋人勾结来反清，相反，他们反侵略的态度比大清朝廷更为坚决。

而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有识之士多次强调：“民气可用”！

而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使“英人大恐”；太仓皋桥一带农民以锄头伏击登陆之敌；靖江人民用抬枪袭击英舰；三元里民众亦曾反英（虽然其部分事迹有争议，但总体反侵略的态度则毫无疑问）···各地自发组织的反抗更是层出不穷。

正因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被迫放弃其原本欲长期占领舟山等沿海岛屿的打算，以“在政治上避免与中国人发生过多的接触”。

可以说，民众虽对满清统治者有不满，但在反侵略一事上，仍然完全可以成为坚实后盾。

兵力雄厚、以逸待劳、有人民支持，是大清的优势。以此为基础，如果朝廷英明领导，武器装备落后、部队素质低劣等弱点是可以克服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装备得到更新、新建湘淮军，所以，只要大清真有决心要打，这些问题都不是无法克服的），并利用对方兵力不足、远离后方、补给不便的弱点，取得胜利的。

当然···前提是：英明领导。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些优势都被道光“完美化解”了。

绝对被动：兵力虽多，却不敷使用

英军兵力不足，但其经过对大清长期的侦察，确立了明确的作战方针：凭借海军优势，重点封锁少数海口，相机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沿海沿江重镇，用军事讹诈迫使清政府屈服。

大清的战略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沿海各省一体严密防备”。

“备多力分”，庞大兵力分布开来，则各处兵力皆不足。

因此，尽管英军总体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每次作战兵力并不处下风。

凭借舰炮所赋予的绝对火力优势，和更专业化，更熟悉两栖作战的陆军，英军往往能以极小的代价取胜。

大清内陆自然有庞大的兵力，但是，由于对英军进攻方向缺乏预判，往往临事时才能远远赴援。

比如，浙江作战时，居然要调千里之外的陕西兵往援！

而且，绿营平时散布各处，遇到战事，才抽调各自入援，兵力亦不集中。

所以，打到后来，道光帝对兵力优势也“迷茫”了：等陕西兵来了，敌人还在那里吗？即便敌人还在那里，咱们又有把握能打得过吗？

兵力虽多，却总是不敷使用，这就是绝对被动的结果！

财力竟枯竭

按道理时，咱们本土作战，英军远道而来，耗费更大的是敌人才对。

然而，实际上，远非如此。

战后，英人索要赔偿的军费为1200万元，约合银900万两。

当时，英国一年财政收入为15540万两，如果要接着打，钱不是太大问题。

而且，即便是“狮子大开口”之后的军费，仍然远远低于大清所花军费。

大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花费，史书有三种差异极大的记载：7000万两（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1600万两（《清史稿.食货志》）、2000万两以上（陈庆镛在道光二十三年的奏折所称）

据现代专家推算，朝廷支出的军费应为2500万两左右，加上民间的捐输银钱，当超过3000万两。

1840年时，朝廷国库存银仅为1034万两，而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3900万两。

也就是说，大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花费，已经占到大清一年财政收入的70%以上！

更严重的是：朝廷财政的软肋，已经被敌人抓住了！

国土虽大，但软肋已被敌人抓住

1841年11月，英国征服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并决心进行“决定性的战役”。

经过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情况的调查研究，英军认为：北京为京师要地，已集结重兵，如直攻北京，会遭到顽强抵抗，如清政府迁都再战，到时连谈判对象都找不到，胜利将遥遥无期；但华北地区比较贫瘠，朝廷所需的物资钱财主要仰仗南方各省，并经运河输送；如果英军进攻防御相对薄弱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截断漕运，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要求。如此，“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

果然，在英军攻占大运河上的镇江后，道光就“怂”了，决定“专意议抚”，一面令谈判者“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一面仅仅下令前往支援的清军暂缓行动，“以免该逆疑虑”···

其实，运河漕运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大清锐意决战，这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后来，太平军打下南京、杭州各处，大清不也扛下来了吗？

况且，如果大清拿出后来围攻天京的劲头，凭其陆上兵力之盛，又真的会让英人在江苏久持吗？

说到底，还是道光比侵略者更加害怕反侵略战争的力量源泉——民。

民

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是落后的一方。

落后一方，仅凭常备军力、财力，打不过先进的敌人是正常的。

无论中外，落后一方要取胜，就必须依赖人民。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朝廷对民的态度却是矛盾的。

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民气可用”、“民心固结”、“共募敌忾同仇之义，极形踊跃”。

另一方面，他们又看到：百姓“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他们认为（甚至今天许多学者也认为），这是英人“以小惠结民心”的结果。

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民众自发的抗英斗争一直在持续，而且，直到战争最后也越演越烈，并没有因为什么”小惠“而”相安“。

只是，清军军纪败坏，各省援军到处勒索，敲诈地方，”大抵民无不畏兵“。

百姓不信任，甚至畏惧朝廷，朝廷大军来了，躲都躲不及！但是，他们仍然自发组织抗敌！

不过，在朝廷眼中，自己募集，自己控制的民众，才是“可用”的“民气”，自发组织者，却非但不可用，反而危险！

如果朝廷继续打下去，他们不但不敢依赖民众，反而担心“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对大清统治者来说，英人不过以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而“不逞之徒”，可能会埋葬大清王朝！

所以，指望大清依靠民众坚持抗英，是不切实际的！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一主无能，累及全国！

在朝廷的领导下，大清兵力雄厚、以逸待劳、有人民支持等有利条件无从发挥，武器装备落后、部队素质低下的弱点无从改变；自然无法抵消和减杀英军船坚炮利等优势，扩大其兵力不足、远离后方、补给不便等困难。

只要仍然是这样的统治者主持，大清自然也就丧失了战胜敌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