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3月28日是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永恒的伟大纪念日。一百多年前，巴黎无产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马克思）

巴黎公社最重要的成就和经验，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实行自我解放，用暴力粉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政权，而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去夺取——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诗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是巴黎公社英雄业绩的伟大史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颂歌。

正像巴黎公社内部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样，有关巴黎公社的诗歌也迥然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战歌和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嘶叫这样两种不同的声音。前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晓鸡，是革命的号角和战鼓；后者是在革命黎明面前大惊小怪、噪噪喳喳的晨鸦，是一些妥协主义的哀嚎和恐怖主义者的狂吼。巴黎公社诗歌的两条路线，必须科学加以明确。

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抹杀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混淆巴黎工人运动中的路线斗争，奢谈普鲁东主义的阶级合作，反对武装夺取政权；或是重复布朗基主义，反对人民战争，搞盲动主义。同样，在对待巴黎公社诗歌上，他们也把公社时期的法国诗歌的两条路线一笔抹杀、甚至捧出维克多·雨果这样一位资产阶级政客和公社时期玩弄诡计的“法国痞子”的赝品，冒充作巴黎公社诗歌，以之鱼目混珠。有的把公社时期机会主义路线的诗人说成只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缺乏了解，受到某些资产阶级‘自由’的理解不正确”而已，但却把这些还看成“始终是无产阶级范畴的”东西。这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是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和理论家。通过参加公社的国际会员，通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公社委员，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在巴黎公社的艰苦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这是使无产阶级得以建立自己政权的思想源泉。尽管巴黎公社是自发建立的，但一经成立，一经马克思革命路线的指导，革命的进程和公社本身就宣告了机会主义的破产。巴黎公社是普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坟墓。但是，由于没有疑惑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外部敌人的强大，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而使公社失败。

公社失败的一个教训是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没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作用。这是普鲁东主义右倾妥协路线的恶果，也同布朗基主义空谈家的骄傲自满分不开。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冒充社会主义学派。他的信徒韦尔莫列尔在《社会主义与政党》一书中高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口号，说什么“自由和平等正是通过劳动组织来实现”。在反革命进攻面前，他在其主编的《秩序报》上打起“阶级合作”的旗号。叫嚷：“必须让资产阶级与人民团结一致”。这种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机会主义路线体现在公社诗歌中就有如此标题的《我们要兄弟般友好》和《共和主义者联盟》。它们在巴黎街头散发、招贴、传唱，影响不小。而前者劝说“百万富翁”“要尊重雇来的有用的工人”，高呼“为了世界和平，我们要兄弟般友好”。后者以资产阶级秩序党的名义，沉缅于 “有自由，无暴政，自由自在地生活。”它们不是要求无产阶级对反革命镇压、进攻，而是用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来“安慰”群众。

马克思主义同普鲁东主义尽管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但根本的路线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突出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无政府主义是打着消灭国家的旗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提倡一切人不分阶级的“自由平等合作”。伯恩斯坦公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和普鲁东是“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再接近不过的”。这是修正主义者用无政府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信口开河。同样，把普鲁东主义路线的诗歌与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相混淆，抹杀巴黎公社诗歌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在耍老修正主义者的把戏。

公社的另一个教训是没有直接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如列宁说的“公社把实行社会主义过程过于推迟了。”布朗基主义者是一些冒险的阴谋家、自诩的人民的“救世主”。他们的本领是空谈什么精神决定历史，而丝毫不懂经济基础的革命改造，把经济方面的工作交给普鲁东主义者。但那些人不没收铁路、大型企业和决定资产阶级命脉的法兰西银行。布朗基主义者与普鲁东主义者闹宗派主义，但在反对与农民联盟上却又一个鼻孔出气。布朗基主义者格鲁赛在《新共和报》上仅仅认为“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就其目的和后果来说，纯粹是市政革命”。善搞宗派却发行量最大的布朗基派的《杜歇老爹报》用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十八世纪末战斗过，所以“有势力”的例子来立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占据谁的位置吗？不！是为了生活！”难怪恩格斯说此报是“1793年阿贝尔报的蹩脚仿造品。”正是布朗基主义这种自命不凡、唯我独革、不务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了巴黎公社诗歌中一些作品那种攻击农民为保守派、把自己当作圣人的空谈浪漫主义。《杜歇老爹报》编辑魏尔迈雪在他的诗中，把巴黎公社的一场激烈阶级斗争描写成歇斯底里的景象：“巴黎在愤怒的黑夜里燃烧。/ 满天是血，/ 要把历史焚毁”。在血与火的战斗里，这位英雄却“憎恨战争，/ 走向往未来的世纪，/ 那时候，宝剑的形状将是一把镰刀”，一股恐怖主义的狂热，无尽绝望中的遐想。由狂热到疲倦、而悲观，直至蜕变成神秘主义的颓废派，是这类布朗基崇拜者的诗人的特点。魏尔伦和韩波不正是文学史上的这种典型吗？在他们看来：“命运已到了尽头……只有让自己无声无息地死去。”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革命气息，哪里有半点公社的原则？这怎么会是“始终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东西呢？

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二者尽管在武装夺取政权这点上有共通之处，但是，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走群众路线，武装人民，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者是高居群众之上，不搞阶级斗争，靠几名个人英雄主义者搞阴谋，实行少数人的专政。这是泾渭分明的事。而伯恩斯坦故意歪曲事实，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俄国机会主义者千百次重复这种职责以攻击布尔什维克。现代修正主义污蔑今天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左倾”。这都是在混淆视听。同样，把布朗基主义的诗歌与无产阶级诗歌相混淆，抹杀巴黎公社诗歌中不同路线的区别，正是走新老修正主义的老路。

我以为：流行的提法：即把有关公社的诗歌，或参加过公社的人写的这类诗歌，笼而统之称为巴黎公社诗歌，这是不正确的，是掩盖或抹杀了公社诗歌中的路线斗争，是合二为一，而不是一分为二。我还以为：应该用“有关巴黎公社的诗歌”和“巴黎公社诗歌”这样两个名称，把不同路线的作品区别开来。巴黎公社诗歌应严格指无产阶级革命诗歌。

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不能用机会主义路线的假货来顶替来充塞。它是公社原则的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喉舌，是革命路线的形象表达和具体贯彻。

马克思的革命路线是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武器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向反动派作最后的殊死斗争，不断的革命。团结、战斗、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巴黎公社诗歌的灵魂。

欧仁·鲍狄埃这位以绝大多数票当选的公社委员的诗歌，是巴黎公社诗歌的精华，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学中的胜利。他的战斗歌曲反映了巴黎公社前进的足迹，成为公社的纪念碑。反对普鲁士进攻巴黎，痛斥梯也尔的叛卖和镇压，欢呼公社的成立，浴血一周的街垒战斗，贝尔－拉雪兹公墓的最后时刻，公社精神的飞扬……组成他诗歌的战斗篇章。鲍狄埃的战歌充满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战斗的热情、崇高的理想和胜利的信心。还在三月十八日以前，他就高呼“市政府已被我们占领，巴黎，你要宣布巴黎公社成立。”（《一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建大造了革命舆论。在《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一诗中，他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雄伟场面，歌颂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他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走过了这条路》指出巴黎公社的道路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纲领。而《巴黎公社社员纪念碑》则是掩埋同志尸体继续战斗下去的革命英雄的庄严誓词。尤其他那首可以说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二天、亦即紧接着马克思宣读《法兰西内战》后所写的《国际歌》，是整个巴黎公社诗歌的顶峰。它把巴黎公社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永远鼓舞无产阶级的战斗号角。

团结、战斗、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国际歌》的核心、主题和灵魂。它组成副歌（原诗首尾两节）的全部文字，贯穿整个诗篇。和轻视群众的布朗基主义相反，《国际歌》否定救世主的思想，号召全世界工农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这首战歌发扬了巴黎公社粉碎旧的国际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永恒原则，号召战斗，号召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一切受苦人做天下的主人。这是对普鲁东主义的鞭挞，也和鼓吹“自由平等”的普鲁东主义者相反，《国际歌》号召把一切寄生虫和毒蛇蒙兽消灭干净，对反动派施行殊死的斗争，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种继续革命的思想，也是对那些由狂热到分裂再到悲观绝望的布朗基主义分子的有力批判。

（1971．5．）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