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注目下， 执政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第三轮救助协议中做出 “艰难的妥协” 。图为7月31日，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右一） 在议会接受质询。 新华社

本报记者 刘咏秋 陈占杰 发自雅典

8月11日，经过22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的希腊执政联盟与国际债权人代表终于达成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三轮救助协议，这使希腊有可能在8月20日如期偿还欧洲央行32亿欧元贷款（1欧元约合人民币6.95元）。

至此，以反紧缩措施登上政治舞台，并因而将希腊推至“退欧”边缘，引起世界经济强烈波动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全世界注目下，不仅悬崖勒马，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180度的转弯，转而签署和执行比先前历届政府更加严苛的紧缩措施。总理齐普拉斯称之为“艰难的妥协”。这意味着，激进左翼联盟党以反紧缩措施、反西欧寡头政治、反资本主义、反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实验在希腊以“妥协”而暂告一段落；以希腊为风向标的欧洲极左、极右政治风潮势头随之骤减。

希腊极左翼“革命”急刹车

希腊悠久的文化历史，为人类贡献了无数的典故与俗语，而债务危机则让这些典故一次次复活，比如“皮洛士式胜利”。

皮洛士为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崇拜亚历山大，勇敢而有野心，曾率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交战，数次击败罗马军队，但自身也付出惨重代价。因此在又一次牺牲众多官兵的战役之后，当别人向他祝贺胜利时，皮洛士回答：“再来一场这样的胜仗，我们就输了。”

用“皮洛士式胜利”来形容齐普拉斯自上台半年以来与债权人之间的“战争”，最贴切不过。上任之初，齐普拉斯即向债权人摆出“斗士”姿态。

这位搞学生运动起家的极左翼领导人，对自己全民动员的能力相当自信。齐普拉斯说，债务危机不是希腊的问题，而是欧洲的问题，自然有一定道理。他看准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的蝴蝶效应，因此采取的谋略是利用希腊债务问题对欧洲和世界经济的震荡，来向债权人施压。

但是，他采取的拖延政策却让自己日益陷于被动之中，希腊银行逐渐吃紧的流动资金，让希腊人在时间上输不起。6月25日他单方面离开谈判桌，破坏了欧洲用谈判和妥协解决分歧的游戏规则；举行全民公决和实施资本管制，让希腊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

执政半年来，齐普拉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把债务危机这一经济问题当做政治牌来打。对外，把以德国为代表的债权人当作对立面，而非解决债务危机的合作者，同时实行亲俄疏欧的搅局套路，令欧盟心生嫌隙；对内则回到中左政党泛希社运的施政老路上，而泛希社运推行的庇护主义恰恰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毒药，而非解药。

7月5日，希腊人在全民公决中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债权人提出的救助协议草案。当部分民众涌向宪法广场庆祝“胜利”时，品尝到皮洛士“惨胜”滋味的齐普拉斯面无笑容地出现在电视上，“公投无输赢。”他说。两天后，挟公投结果的“民意”，齐普拉斯和他的团队，两手空空，奔赴欧元区财长会议和首脑会议，要用公投的“NO”换取“对希腊人更有利的协议”。结果，齐普拉斯也收获了一个“NO”，德国甚至向希腊提出了一项“退出欧元区五年”的备选方案，让从未做过退出欧元区准备的齐普拉斯政府猝不及防，希腊退欧倒计时被触发。在这种情况下，齐普拉斯不得不改弦易辙，在7月13日与债权人缔结“城下之盟”，接受了比前几届政府更为苛刻的救助协议，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希腊掀起的“革命”暂时偃旗息鼓。

西班牙极左翼立场“向中间靠拢”

同样年轻、不打领带；同样高举反紧缩措施大旗，西班牙新兴极左翼政党“我们可以”领袖伊格莱西亚斯很容易让人将其与齐普拉斯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也在关键时刻互相背书和站台。今年1月份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选前最后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中，伊格莱西亚斯即赶到雅典，亲自为齐普拉斯助选，称“变革之风正在吹遍欧洲”。

齐普拉斯上台执政，无疑给“我们可以”的支持者予强大的希望。西班牙的公共债务超过1万亿欧元、失业率高达23％、公共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左右，民众同样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紧缩措施终结者，惩治政府腐败，给不景气的经济“松绑”。

成立仅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就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20万张选票，赢得5个议席。在今年5月24日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我们可以”支持的左派联盟一跃成为西班牙第三大党，并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其他8个主要城市获胜，结束了西班牙40年来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两党独大的政治局面。

“我们可以”的获胜，同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伊格莱西亚斯的个人魅力。这位经常把头发扎在脑后、现年36岁的前电视主持人本是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具有跟齐普拉斯一样“清新”的政治形象。在他有120万追随者的个人推特账户上，有他与齐普拉斯手拉手的合影照片。

然而，当希腊在与债权人的对决中完败后，“我们可以”也不得不接受残酷现实。它开始把立场往中间调整，其中包括调低要求重组债务的调门、不再许诺增加工资等。希腊的资本管制、债权人的强硬立场、西班牙经济的强劲表现，让“我们可以”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它在今年12月大选中可以得到的议席数量已经从今年初预测时的89个下降到41个，居第三位。尽管如此，在两大传统政党支持率相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党有可能成为决定谁能执政的砝码，也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的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极左政党仍有上升空间

极左翼政党在欧洲政坛起起落落，但一直顽强存在着，在欧盟28国中，有20多个国家都存在极左翼政党。

从理念上来说，极左翼政党把自己界定为“从左向左”，而不仅仅是“在左边”。在它们看来，传统的左翼政党“不够左”甚至根本就不是左派。欧洲极左翼政党又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这样的激进左派政党，二是极端左派政党。前者至少在口头上接受现存的民主体制，但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系统性改革，倾向于诉诸直接民主和地方上的更多参与，也主张把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融合到政治体制中。而极端左派政党则对自由民主体制有更大敌意，谴责所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治力量，强调议会之外的斗争，敌视绝大部分市场化的企业。

冷战结束后，极左翼政治力量经历了一个“去激进化”的过程，除法国、葡萄牙和希腊之外，极端左派政党被边缘化。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极左翼政党有了较大分化：有些政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标签，有些政党（以东欧国家的传统执政党为主）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有些政党更多地转向民族－民粹主义，有些政党蜕变为不太显眼的政治力量，寻求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还有一些政党则保留了自己的名称，缓慢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政党中，转化为社会民主党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总体来说最为成功，这些政党大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这些国家执政。

欧洲极左政党在理念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包括：反对或限制私有化、缩短工作时间、扩大工会权利、扩大民主。在国际上，极左政党主张限制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去核化和去军事化、反对作为冷战时代产物的美国领导的北约、加强欧安组织（OSCE）和联合国的作用、改革或废除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现有国际金融机构。

冷战结束以来，这些政党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对参与政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只是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1989年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极左派政党拒绝参加联合政府的邀请：在芬兰、法国和意大利，极左政党愿意和社会民主党及绿党组建联合政府；在一些北欧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愿意支持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少数政府。

当然，参与政权对这些政党来说并不是太愉快的经历，因为多数情况下，这些政党执政后支持率就开始下降。同时，参与执政的极左政党在政策取向上也面临两难处境：要么牺牲影响力，通过反对现存的体制和政策来保证未来选举中的成功，要么面对现实与现有的社会民主党合作，其结果是获得了影响力，但要冒失去自己特性的风险。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塞浦路斯多年执政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已和其他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显著区别。在危机面前，一些极左政党选择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执政，另一方面又通过反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来迎合自己的支持者，但这种策略总体来说并不成功。

然而，希腊问题掀起的轩然大波，暴露出欧元区内部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对立与裂痕，也显示出欧洲民众对中左、中右政府普遍的失望与不满。在希腊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三个国家极左政党在今年大选中的表现，无疑将成为观察欧洲政治走向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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