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论

“火神派”的理论基础是重视人体的阴、阳，尤其是元阳和阳气的作用。从生理上讲，他们认为，“阳气是人生立命之本，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阴阳两者，缺一不可。而阴阳之中，是以“阳为阴根”“阳主而阴从，阳统乎阴”。可见阳对于阴有化生、主导、统领作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从病理上讲，则强调阳气不足，人就生病，失去健康，以致失去生命。所以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基于这些认识，“火神派”提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并且指出，“气不足便是寒”及“阳气虚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上海著名已故医家祝味菊曾指出：“抗病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当今的“火神派”传人卢崇汉等人又揭示：现代人的诸多病证，包括一些难治病证，多是阳气不足造成的。他们认为，现代不良的生活方式，是造成阳气亏虚、万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如过度贪凉饮冷、无节制地熬夜、营养不均衡、缺少运动等，皆会导致阳气内虚。而西药抗生素、激素等药物的滥用以及中医见“炎”而过用清热滋阴、泻火通便等苦寒、寒凉药物更加导致体阳不足，以致当今阳虚证候较为多见。故此，“火神派”主张治法上应重视“扶阳”。可见，这些都是“火神派”当今立论的重要依据。

2.辨证

“火神派”在辨证上是以阴阳为纲，尤其重视阴寒证的辨识。当今中医临床上常常接触到这“炎”那“炎”，殊不知，凡西医所谓“炎”症确有中医辨属阴寒证的。所以，不可将“炎”症概当中医“热”论，而盲目用苦寒清热方药。这就要求我们临证必须加以辨识阳虚阴寒证，才不至于惑乱。就内科而言，我们不但要识别病人大汗淋漓、汗出如珠、畏寒蜷卧、四肢厥冷、精神恍惚、面色苍白、呼吸微弱、舌淡苔润、脉微欲绝、血压显降等典型的亡阳证，更要从症状、舌、脉等方面加以辨识阳虚阴寒证。对此，“火神派”把临床上诸如：①少神或无神；②喜卧懒言，语声低微；③四肢困倦无力；④形寒怕风畏冷；⑤手足厥冷久不温；⑥不耐劳作，稍劳汗出；⑦痰白清稀或大量呕吐清水痰涎；⑧时自流淌清水鼻涕；⑨唇白青淡或青暗；④痛喜揉按，得温痛减；①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时而更喜热饮，且饮量不多；够纳少，喜食辛辣煎炸热食，而冷物难进； B 腹胀肠鸣；④大便溏或清利，小便清长；丏5妇女带下清稀，色白质淡，不臭不黏；西面白或萎黄；①舌淡或淡紫，边有齿印，舌体胖大，舌苔白或白厚腻，或现水滑苔，即使见舌苔罩黄也多水湿润滑；四脉微细或浮大而空等症，皆辨为阳气虚衰的阴寒证候。辽宁中医药大学张存悌教授还把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的阳虚证从“舌、脉、神、色、形态、口气、便”等7个方面的症状表现加以简要归纳。

即“舌青滑，或为黑润青白色，或淡黄润滑色；脉浮空或细微无力；无神之人喜静，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形态表现为身重畏寒，腹痛囊缩；颜面唇口呈青白色，爪甲青；口不渴或渴喜热饮，口出冷气，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二便自利”等作为辨识阳虚证的要点。凡此证候，对于我们辨别阳虚阴寒证，进而确立治法，选方用药颇有指导价值。

3.治法

方药特色我们知道，“火神派”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这就体现在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治法方药上。至论治法，他们确立以温补扶阳为阳虚阴寒证总的治疗原则。而扶阳法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如急危重症已现阳气虚脱，急需扶阳；慢性疑难病证阳气已虚，应当扶阳；常见病阳虚潜隐，未病先防也要扶阳；阴虚之时，补阴方中也要佐阳。故扶阳派常用附子理中汤、四逆法(即四逆汤为主方的加减方法)、桂枝法(即以桂枝汤为主方的随症加减方法)、补坎益离丹(桂枝、附子、海蛤粉、生姜、炙甘草)、姜附汤(干姜、附子)、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或加人参)等方来扶阳，他们治疗多种疑难病证也常以四逆法收功。凡此，也为我们临证确立治法和选方用药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至于药物的选用，扶阳派的宗师郑钦安先生最为推崇附子，他认为“热不过附子”，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故把附子当作扶阳主将，并且强调要大剂量应用。当今“火神派”杰出医家山西李可先生对某些急危重症，如心、肾阳气衰脱证用附子一剂量多在一二百克，行医40余年用附子达5吨以上，并未因用大剂量附子而债事。卢崇汉、吴荣祖教授也认为，那种用数克姜、附救治阳虚重证是无济于事的，是达不到扶阳抑阴、救治大症之目的的。可见广用、重用、专用附子，包括大剂量应用桂枝、肉桂、细辛、干姜、生姜、吴茱萸、麻黄等药，是“火神派”用药的最大特色。他们在何时用附子、用多大量、如何确定姜附比例、如何选方配伍、用到何时为止、如何应对用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方面掌握得十分准确、娴熟，并且确实在临床上解决了不少难题，这是常医所难以做到的，他们因此而被社会上喻为“某火神”或“某附子”先生·这也是恰如其分的。